宋元时期出太湖的东南水流与淀山湖的扩张

宋元时期淀山湖的变迁与太湖东部水文环境的转变有关。北宋中晚期,淀山湖因淀泖区域地壳沉降、吴淞江淤积分流与壅水积蓄得以扩展形成,主体水流沿着北部塘浦排入吴淞江,吴淞江、沿江塘浦与淀山湖构成高低地之间独特的溢流水利系统。南宋时期受吴淞江持续淤高影响,太湖泄水格局呈东南、东北两翼发展趋势,清水与潮水长期在淀山湖东北部水域相互顶托,淤积蔓延、围垦扩张,北流受阻的淀山湖壅水逐渐向东南方向发展。元代吴淞江主干继续淤积,淀山湖来水量持续增多,随着东北塘浦淤塞与东南海塘构建阻断淀泖出水口,水流积蓄不泄造成包括淀山湖在内的淀泖区域形成停滞性汇水区,壅水东南泛溢促成淀山湖的第二次扩张。     

河流和圩田体系的生态变迁与长三角近代文明的成长

<正>太湖以东长三角地区人与环境互动形成的人类生态系统,建立在以水网为基础的圩田体系之上,圩田农业生态形成以后,发展各种前近代的产业和生态体系。这一生态系统经历千年的稳定、积累和发展,为传统江南经济提供了生态基础,也为19世纪下半叶成功的近代化转型提供了条件。许多近代发展所必须的自然生态条件是逐步积累形成的。河流与圩田水利体系经历了千年的经营与传承,这其间,人们在长江口、太湖、运河、吴淞江、黄浦江和浏家河等自然河流之上建成了许多水利设施。     

宋元时期吴淞江水系变迁与任仁发治水——以赵浦闸、乌泥泾闸的置废为中心

元大德、泰定年间,任仁发先后在新泾、赵浦、潘家浜、乌泥泾等处各建两座水闸。通过对乌泥泾水闸废弃过程、《水利集》中的石闸施工规范的分析,可推测出这些水闸不是建在原有河道上,而是建在两侧新开分水河道上,之后再堰断原有河道。水闸建成后,淀山湖、长泖之水全部由六闸外泄,上海浦(黄浦)以西、吴淞江以南水系呈相对封闭形态,赵浦闸与潘家浜闸只有建在吴淞江“二道”(即明代的吴淞江与虬江)的分水河上,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在乌泥泾建闸,是因为淀山湖之水在元代改由曹港、东西横泖、乌泥泾入上海浦(黄浦),这一变化反映了宋元时期东太湖地区从吴淞江水系向黄浦江水系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断面。     

元代的吴淞江治理及干流“改道”问题

曾为太湖的主要泄水入海通道的今黄浦江支流吴淞江 ,当有元一代 ,曾经进行过规模相当、持续不断的“治理”。通过对相关资料的重新考察 ,得出以下结论 :一、由于时人的“肆意妄为”,入元以后的十数年间 ,原本“安流”的吴淞江水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从而开始了难以“恢复”的不可逆转。二、至元末的淀山湖工程、大德末的吴淞江工程以及泰定、至顺、至正中的工程 ,都不是“有效”的水利工程 ,究其原因 ,一是没有从整体的利害关系考虑 ,二是有违当时已经形成的“自然”态势 ,那就是太湖水流宣氵曳日益向南的“必然”演化。三、关于南宋吴淞江的干流 ,并不如许多研究者所言即明代的“虬江”、今天的西虬江。准确的表述应是 :当时的吴淞江河床包含今吴淞江南岸到虬江北岸间的整个区域。“虬江”亦是“旧江”,不过是由于河床垫高、水流分岔后的一股北去水道的遗迹而已     

清末民初成都平原的堰长换任与地方社会——以新津县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由于垫支堰费的赔累、预收堰款的困难与水利纠纷的频发,成都平原地区的堰长一职“人人视为畏途”,民间用水群体开始主动向官府“报换”堰长,并形成了适应性办法——轮充制。这些转变却使堰长逐渐脱离了地方精英的身份,“殷实”“谙练”等遴选标准不再被置于首要位置,民间治水在组织运转上陷入困境。官府积极介入堰长换任进程的同时,民堰也试图主动“借用”官府之力以保障堰长制的有效施行。堰长换任这类水利事务所体现出的地方社会官民互动,既存在官方的主动下渗,更展现为民间治水在困境中的能动性诉求,双方的互动是在共同意志下展开的。     

明前期江南水利格局的整体转变及相关问题

明代前期太湖流域上游改筑东坝等大工程的实施,令太湖来水情势发生突变,促使太湖以东以黄浦江为泄水主干的局面最终奠定,形成了江南水利的新格局。这一新格局伤及太湖以西的地方水利,却换来太湖向东泄水的稳定趋势,它改变了江南圩田开发的水环境,也提供了太湖以东进一步围垦土地的便利,水利徭役等赋役制度的改革亦由此展开。     

风雨鸡鸣塘

<正>鸡鸣塘位于昆山市花桥镇,东西流向,东接徐公浦,西起吴淞江,有一部分水域属上海市嘉定区,昆山境内长约8.9公里,承接太湖、吴淞江之水,发挥着重要的水利作用,为花桥镇区内镇级骨干河道,主要功能为排水景观。据《吴中水利全书》《苏州府志》(同治)记载,鸡鸣塘长三千二十六丈,面阔四丈五尺,底阔二丈五尺。1975年,昆山县水利局对鸡鸣塘进行分期治理,通过两期整治,河面宽度达到24~26米,河底宽4~6米。通过裁弯取直,缩短了鸡鸣塘河线,提高了引排能力。     

嘉定封浜宋船发掘简报

1978年2月,上海市嘉定县封浜河工程施工中,在封浜公社杨湾生产队出土古代木船一艘。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当地组织支持下进行了发掘清理。嘉定县封浜公社杨湾生产队位于上海市区以西,地势乎坦,南与上海县相邻。从木船出土地点向南1380米,为两县交界的吴淞江。宋代以前的吴淞江,江面宽阔,船只往来频繁。元代以后,吴淞江渐见淤塞,虽屡经疏浚,终未恢复原貌,如今仅有数十米宽的江面。1972年2月,封浜东邻上海县新泾公社努力大队吴淞江南岸100米、深5米处,曾发现一处古代船码头。     

胥溪五堰兴废中的废坝与护坝之争

宋代以降太湖水患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学者重视。胥溪五堰作为太湖上游重要水利工程,历代治水者均给予足够重视,废坝与护坝之争不绝于耳。明代中期胥溪东坝增筑以后,给高淳地区带来严重的水涝与虚粮问题,废坝与护坝之争愈演愈烈,这不仅是太湖上下游水利矛盾的体现,更是古代治水思想演变重要过程。     

太湖水苏州河相通相融

碧波万顷的太湖水是孕育沪商文化的重要活水源泉。上海滩的繁华似锦,是在苏州河水波中映现出来的。苏州河,是上海母亲河,因流域在古吴国境内,本名"吴淞江"。上海开埠后,外商惊喜于此水可直达商贾辐辏、百货骈阗和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的繁华都市苏州,故将吴淞江在上海市区的一段谓之"苏州河"。     

南宋海防初探

南宋偏安东南所形成的海疆形势和立国态势使得海防在南宋的国防格局中具有事关全局的地位。为了应对来自海上的军事威胁,南宋政府加强了对海防的统一领导,设立了沿海制置司。在防御上,实行了以海上防御为主的海防战略,在沿海建立了多支水军,并建立了相应的警戒和通信系统,同时又依靠巡检、县尉等其他政府武装以及民间武装,在千里海岸建立起了严密的防御体系。南宋在海防上采取的措施和战略保证了东南沿海地区长期的安全。     

江苏徐州市徐州卫遗址水井发掘简报

徐州卫遗址位于徐州市中心彭城广场东侧,西距彭城路100米,北到大同街(图一),为明代徐州卫官署所在地。徐州市博物馆于2004年11月6日至2005年9月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该遗址文化层深约3米,厚约5米。从上至下依次为明代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随嫁田"与宋代富家妇女的经济地位

Prosperous families in the Song Dynasty maintained the custom that a daughter went to her husband’s household with a piece of land to ensure her economic position.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e economic status of women from wealthy families was maintained at a high level. Neo-Confucian doctrines attempted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largely but they failed, even though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Neo-Confucianism gradually rose to stand as the national ideology. Some people clamored for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regime to eliminate or to limit the custom of bridal dowry land in private, but the majority still favored the judicial practice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wife’s right to her property.     

宋代太湖流域农村城市化现象探析

在宋代太湖流域,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城镇的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农村城市化现象,其主要表现是：州县城市的空前兴盛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郊都市化趋势;农村镇级中心地的大量涌现及其城市化特征的初步形成;乡村草市的广泛兴起和农村市场的快速成长。到南宋时期,太湖流域的农村城市化率已达到10%左右。     

南宋绘画风格探析——从团扇面与花鸟画谈起

在中国绘画史上,团扇扇面形制和花鸟绘画题材同时在宋代兴盛开来,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促进发展的作用,又共同促进了南宋“边角之景”绘画图式的形成。而且北宋画家便具备了“以小观大”艺术思想和表现能力,”边角之景”的出现可谓水到渠成。“边角之景”又带来了“大斧劈皴”,形成完整的南宋山水画风貌。这种绘画风格并不是特殊的时代产物,更不是“残山剩水”的政治写照。     

南宋宫廷绘画中的“谍画”之谜

本文根据宋代的文献材料,从大量的宋人册页中甄别出一些在军事上具有特殊功用的绘画。据考,在南宋出使金国的使团人员中,潜藏有擅长山水画、人马画的画院画家,他们奉命描绘金国的山川地形和女真人的军事活动,笔者称此类带有间谍用途的南宋宫廷绘画为“谍画”。本文阐述了“谍画”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南宋出现”谍画“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历史原因,对此类“谍画“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发现宇文虚中、萧照和陈居中等是可知的南宋”谍画“的作者。此种从军事角度认识某些宫廷绘画,尚属尝试。     

宋代安徽书院述论

宋代安徽地区曾设立书院30所,其中官办的只有4所;创办于北宋时期5所、南宋时期25所。安徽地区书院呈现创办时段不一、分布不均、规模不齐、创办者身份多样、选址多在山林僻静处、教育效果显著等特点。     

宋人谥号初探

古人谥号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通过对宋人谥号的统计与分析,可见如下几点：二字复谥至宋代已成主流,且“文”多“武”少;神宗、哲宗提倡事功,而南宋更注重倡导忠、节;文化重心南移及南文北武得到印证。另外,宗室谥号多用“孝”字,且近支美谥少;而私谥“节”字最常见;“肃”、“庄”、“壮”等字也有其特殊的用法及含义。以上现象反映了宋代的某些时代特点。     

由虚到实:关于“四川”的概念史

宋真宗咸平四年,将唐代的剑南道东西两川划分为益、梓、利、夔四路转运使路,称为"川峡四路",后遂省文而称"四川",没有实际的权力机构与之相应。至南宋初年,开始将"四川"冠之于某种专门职权的官衔之上,有了部分军政实权。相沿至今的作为一级行政区划的"四川"是从元代开始的。"四川"词义这种由虚到实内涵的演变,为中国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