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赈务会的成立及其演变概况探析

民国时期,灾荒与战争在贵州大地交相发生,由此给生活在黔中大地的人们带来了严重灾祸。在这一背景之下,根据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贵州成立了省赈务会。赈务会的中心任务就是救济因灾或战争而产生的难民,它属于贵州救济难民的一个官方机构。正因其特殊的官方背景,因此,自其成立之后,既要接受国民政府相关救济机构的指导,同样亦应纳入贵州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之下。由此,随着岁月的变迁与国民政府政治的调整与变化,贵州省赈务会成立之后,亦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直至终结的历史过程。通过对贵州省赈务会演变的历史分析,让我们从赈务的层面认识与了解到民国时期贵州官方赈务组织机构变化发展的基本概况。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黄河堵口中的工赈

黄河决口给黄泛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抗战期间无论地方政府还是民间社会,多次吁请堵口.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视黄河堵口为复兴黄泛区的首要举措.黄河堵口在实施过程中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招募民工,进行善后救济.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与善后救济总署制定了详尽的工赈计划.这些计划在堵口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不仅达到了善后救济的效果,...     

民国时期华洋义赈会淮河流域灾害救治述论

民国时期,淮河流域各种灾害频频发生,呈现出无年不灾、多灾并发,灾害种类多、以水旱蝗灾为主,大灾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及灾害群发期现象突出等特点。面对灾害,华洋义赈会开展了施放赈款、赈粮赈衣、举办粥厂、建收容所、农贷和工赈等多种不同形式的灾害救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有些效果还较为显著。此外,作为建设救灾理念的直接体现,华洋义赈会还于1922年成立导淮委员会,不遗余力地促进“导淮”工程,为民国时期的“导淮”做了大量工作。从华洋义赈会的灾害救治活动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水利政治：民生渠工程纠纷中的国民政府与晋绥地方政权

民生渠是1928年西北旱灾期间晋绥实力派在华洋义赈会的帮助下修建的水利工程,也是近代绥远规模最大的工程,其政策定位与投入力度,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国家政权建设的逐步加强而产生变化。北伐后,在西北旱灾的背景下,晋绥实力派借与华洋义赈会合作之机,实施建设救灾,国民政府尚无力插手义赈团体对地方势力的资源投入。中原大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建设与水利事业,在民生渠工程如何发挥效用的问题上引发争论。国民政府公开宣布民生渠失败,实际借由此事打压晋绥实力派,同时成功将华洋义赈会排挤出大型公共建设领域。但中央政府对西北社会的建设思路并不能适用,又限于时局与政局的桎梏,无法填补地方治理与政权建设的真空。从民生渠工程及其纠纷的案例,可以一窥国民政府以国家行政权力作用于地方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资源的基本面貌与成效。     

华洋义赈会的农村合作运动述论

华洋义赈会为防救农村灾害,为复兴农村,而倡办了农村合作社。这逐渐为其他注重农村的团体所仿效,从而形成了民国时期的农村合作运动。该运动中,华洋义赈会的成效最为突出,对当时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     

高句丽赈贷法发微

面对自然灾害时极易发生民变等危害国家政权稳定的情况,高句丽初期弱小时,采用的是单一的赈济制度,但随着国家实力的强大,其统治区和人口的激增,故国川王时颁行了赈贷法,用以解决年景不佳,贫民困苦时的生存问题,同时也是灾后恢复生产的绝佳农业法。正是赈贷法的实施,保证了高句丽此后近5个世纪内,历经数次灾害,但却未发生民变骚乱等内部危及政权统治的情况。赈贷法是面对“无所佣作”的情况,当出现较大灾乱,发生“民饥”甚至“饥人相食”的状况时,仍会辅以“赈给(济)”“赈救”或者“抚恤”等并用手段。因此,赈贷法可谓是高句丽统治者制定的一项成功保全农业生产的法政,有利的保障和维护了高句丽政权的统治和延续。     

晚清新加坡华侨赈捐与华侨民族主义之酝酿

论文梳理了新加坡华侨赈捐活动三个不同阶段的特征,探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从无到有、从政治制度认同发展为超越乡土观念的民族意识这一历史脉络。在前两个阶段的赈捐活动中,主要是新加坡华侨与清政府之间的联系。而在1900年之后,新加坡华侨的赈捐活动则与中国的民间力量产生了更多的关联,新加坡的同济医院、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等组织积极参与到赈捐活动中。面对来自祖国民间的求赈呼声,新加坡华侨自发联系、自行组织助赈活动,产生了超越乡土观念的社会意识,进而生发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推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     

谢家福与光绪十五年江苏苏属水灾义赈

光绪十五年,江苏的苏属地区发生重大水灾,之前曾在华北等地举办义赈的苏州绅士谢家福发动各方力量举行义赈。他号召大批外地绅士前来协助,与本地绅士一起,共同举行散发钱物、以工代赈和掩埋尸棺等赈灾措施,在救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此次义赈是首次以江南地区为对象的跨区域义赈活动,将江南绅士在以往外地义赈中取得的经验运用于本地,使江南地方社会亦能从义赈中受益,从而保证义赈活动能够继续得到江南地方社会的支持。此次义赈还首次提出和运用"官义合办"的新型赈灾模式,但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     

民国时期上海选美助赈活动研究

选美助赈是在近代官赈衰败背景下兴起的新型助善形式,也是欢娱慈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寓善于乐理念与都市娱乐市场共同催生的产物。选美比赛因具有较强的娱乐性与吸引力,成为慈善组织募集社会善款的一种手段。都市职业女性的积极参与,形成推动慈善选美发展的强大动力。伴随比赛过程的媒体宣传效应,对城市民众公益思想认识产生影响,有助于形成慈善公益的社会氛围。从应急助赈方式演变为常规救济的资金渠道,选美助赈促进近代慈善募款机制的转型。     

1931年江淮水灾工赈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

1931年江淮大水损失奇重,对灾民的救济和灾后重建困难重重。工赈作为近代以来有效的灾荒救治模式,在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重建中得到充分运用和发展。政府接替民间义赈团体成为此次工赈的主角,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双重工赈指挥体系,藉此展开了工赈项目的设计与运营,一方面疏通与合作机制使1931年江淮工赈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诸因素则制约着工赈机制的良性运转。     

论晚清基层民间慈善组织的筹赈模式

基层民间慈善组织,是指晚清时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义赈组织的分支机构,它归义赈组织所领导,并为之筹募慈善款项。围绕善款筹措这一基层慈善组织的中心工作,它们积极主动地设立组织、展开宣传、营造舆论,并且想方设法拓展善款筹措的渠道。为了更多地吸引各阶层人士的慈善捐输行为,基层民间慈善组织和义赈组织还运用了激励机制。这一慈善激励机制,主要由民间社会来运作,也有政府部门的参与。     

赈务对洋务的倾轧——“丁戊奇荒”与李鸿章之洋务事业的顿挫

长期以来,学界很少注意到,李鸿章推动下的洋务建设在19世纪70年代历经了一次很大的波折:从前半期的高歌猛进,到后半期的停滞不前。在这一进程中,来自"丁戊奇荒"的冲击,是个十分突出的因素。由于清政府的财政窘境,使得这一时期的西征军务、洋务建设与赈灾活动之间,出现了复杂的博弈局面。而在朝廷力保西征军务的格局下,赈务最终对洋务建设形成了极大的挤压。这一事例表明,关于洋务运动本身,特别是洋务建设的具体进程,还存在需要进一步挖掘的丰富内容。此外,虽然军务、洋务和赈务通常分别被归入政治、经济和社会范畴,但在三者发生复杂互动的情况下,只能从实践出发,抓住以政治属性为中心的认知线索,才能勘定此三者在资源分配上的境遇。     

名实之境:“义赈”名称源起及其实践内容之演变

"义赈"一词最晚在16世纪已经产生。在其后数百年中,该词的流布情况,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实践内容,都出现了重大变化。起初,该词主要被作为捐赈活动的一个褒称,使用频率十分有限。到19世纪前半期,该词开始被用来指称一种特定的地方性赈灾活动,其名声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从19世纪70年代起,该词又成为新兴民间赈灾活动的专名,并风行于海内外。这种名称不变而实践内容发生剧烈转换的状况,体现的正是一种既传承又超越的新陈代谢进程。而结合社会史和文化史来充分理解这一进程,也可以为考察中国民间赈灾事业的演变提供一条有益的线索。     

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是铜瓦厢改道后最大的一次黄河水灾。对于此次水灾期间的赈灾事务,学界以往甚少注意。实际上,此时以江南绅商为主体的民间力量自发组织动员的义赈活动,不仅承担了此次赈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作,而且是整个晚清义赈机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其实践逻辑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此前关于地方史研究取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反思。     

江南人在华北——从晚清义赈的兴起看地方史路径的空间局限

通过较为完整地勾勒晚清义赈的兴起状况,可以看出义赈兴起的基本行动态势是从江南到华北,即江南社会自发动员起来并深入华北灾区开展社会救助,同时其行动意识则保持了对江南地方性的高度认同。这种行动态势和意识表达了一种“跨地方的地方性实践”逻辑,从而对通常地方史路径的空间观提出了挑战。那就是,要改变以往地方史研究缺乏整合的状况,一个重要着手点就是改变将地方空间作为孤立实体的做法,而应更加重视不同空间的互动关系。     

《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本书在充分借鉴和反思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丰富和扎实的史料,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深入、细致地揭示了中国救荒事业近代化的复杂过程,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中国近代救荒史的研究。本书以开阔的视野,把义赈活动置于晚清社会变动关系,     

1931—1945年澳门救亡赈难社团的兴盛与转折

“二战”期间,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因日本侵略而陷入持续的战乱与动荡之中。然而,地处中国华南沿海的澳门在葡萄牙统治下奉行中立政策。“中立”时期是澳门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该时期的澳门结社活动,既不同于中国内地,也相异于其它海外华人社区。特殊的政治环境使澳门社团只能以赈济形式出现并活动,不能有“抗日救国”的名称,更无法从事直接的政治反抗或武装斗争。其组织基础、人员构成、动员方式与活动内容随着澳葡政府适应不同时段政治需要而推行的外交政策的微妙变化而发展转化。救亡赈难社团的兴盛与存在,代表了澳门社团发展史的一个过渡与转折的特殊阶段。     

地方系谱向国家场域的蔓延--1900-1901年的陕西旱灾与义赈

在通常以地方史路径为指导的社会史研究中,地方性实践既无法越出地方空间的范围,也只能维持在地方社会的层次上。本文的论述表明,在1900至1901年的陕西旱灾期间,活跃于这场灾荒中的义赈力量虽然以江南地方性系谱为基础,却构成了对国家层面上赈灾机制的直接冲击。这就展示了地方性实践逻辑为以往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又一个面相,从而为进一步突破地方史路径的局限提供了某种帮助。     

被遮蔽的“钱赈”:清代灾赈中的货币流通初探

"钱赈"指灾赈中以小额通货为中心的资源调配与赈济机制,其思想源远流长,理应在中国荒政思想中占据重要一席,但一直为相关研究所忽略。清代"钱赈"经历了一个由临时举措到固定惯例,再到成熟制度的演变过程,成熟标志为同治九年"畿南钱赈案"中制定的《会拟办贷章程》。通过考察灾赈中赈款的调拨、运输、兑换、散放、消费、回流、沉淀的各个阶段,可以发现银钱兑换是灾赈中货币流通的核心环节,而钱赈则是该链条的主线。结合先前研究可知,灾荒对清代城乡货币流通具有双重性影响,一方面灾荒会引发灾区严重的钱荒危机;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灾赈活动会推动外部赈钱输入灾区,实现小额通货从城镇向农村的流动与沉淀,从而引发城乡金融资源的重新分配。     

明代工赈述论

以工代赈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救荒方法,明代继承了这种赈济手段。明代的工赈主要由地方政府来组织进行,地方富民(士绅)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国家缺乏相应统一的政策和制度。明代中后期,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多样化和人们认识的转变,工赈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运用。明代工赈虽然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较好地效果,大批饥民得以生存,但并没有突破其"临时性"的特征,因此其局限性仍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