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滋罗斯远东之行和1935—1936年的中英日关系——英国外交档案选译(上)

1935年9月至次年6月,英国政府派遣的财政顾问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Ross)在华逗留,参与了谋划币制改革、拟订清理铁路债务的方案、谈判对华贷款的条件等事项,并同国民党当局诸要人会晤,讨论当时以中、英、日关系为主的远东局势。在抵华前和返英之际,李滋罗斯曾两次赴日,会见了日本政府和财界、军界的部分要人。1984年英国政府文书局出版的《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2辑第20卷,公布了李滋罗斯远东之行的主要档案材料,现从这些材料里选译了一部分,主要是英国外交部、财政部同李滋罗斯、驻日驻华使节之间的往来电函,供有关的研究者参考。     

李滋罗斯远东之行和1935—1936年的中英日关系——英国外交档案选译(下)

36、柯文致艾登电北平,1936年4月29日以下是李滋罗斯爵士致财政部和商业部的电文。已阅外交部第113号电文和北平第200、201和212号电文。1.在天津,我见到了巴特菲尔德与斯威尔公司、亚洲石油公司、帝国化学公司和其他英国公司的代表。他们抱怨大规模公开走私对他们的经营事业所带来的严重影响,这种走私发生在整个冀东,走私者只缴纳正常关税四分之一的费用。长江下游的羊毛、糖和煤油市场正在崩溃中。布匹、染料和杂货正越来超多地涌入。他们听到如下的说法: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官员们将在塘沽以南采取同样的做法。2.总领事和我于4月28日访晤了即将上任的日本大使川越。他否认日本政府支持走私者,并说日本的公司也在抱怨走私。他认为中国政府应当降低关税税率,以使走私无利可     

关于宋子文斯大林莫斯科会谈 美国外交档案选译(中)

8.驻苏大使哈里曼致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电莫斯科1945年7月7日第071545号。我利用今日同宋午餐的机会,向他告知总统和国务卿的意见,即在根据雅尔塔协定达成任何安排之前应进行协商。他表示完全同意。关于白宫第310号来电,我今日下午也告知了莫洛托夫。他问你们打算在柏林会议还是在会前进行协商。我说如果在今后几天内将达成一项协定,我认为你们将希望立即被告知。他表示要请示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宋都告诉我,自星期一以来未举行过会谈,但宋今晚将会见斯大林。     

日本在华特务机关调查统计(1935—1936年)

这份情报资料摘自1935年—1936年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一处汇编成的敌情参考资料。表中搜集的有关日本在我国侦察机关的名称、所在地以及主持人等间谍活动情况,反映了日本对我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侦探活动,对研究日本侵华史具有一定参考作用。特此刊布,以供研究者参考。原件为表格式,为便于公布略改形式,内容不变。原档号七八七5209。     

关于宋子文斯大林莫斯科会谈——美国外交档案选译(下)

19、驻苏大使哈里曼致国务卿备忘录巴贝尔斯贝格1945年7月28日贝尔纳斯先生: 关于宋博士与斯大林的会谈,宋显然已在谈判中作出了中国政府所能做到的一切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就依然存在分歧的各点,对雅尔塔协定作出解释。中国并未强大到能独自抵制苏联扩大其要求。既然美国因雅尔塔协定而介入了中苏之间的和解,我相信,总统对雅尔塔协定,尤其是在大连港的安排和铁路经营方面作出他的解释,这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     

论英国对意大利的外交政策(1936年7月—1938年11月)

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后 ,英国终止了对意大利的制裁并力图恢复先前与意大利的友好关系。几经周折 ,英国先后与意大利签订了关于地中海西部维持原状的宣言和英意协定。英国的目的在于维持地中海局势的稳定并分化意大利与德国 ,但由于英国一味迁就意大利 ,反使意大利更加蔑视英国 ,英国对意绥靖政策终于破产。     

关于1911—1913年中俄外蒙问题交涉——俄国外交文件选译(一)

中俄北京会议,是我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以后,同沙皇俄国就蒙古问题进行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上签署的中俄声明文件实为又一个中俄不平等条约。这里选译的94通俄国外交文件即是关于上述会议及声明文件的,这些文件译自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帝国主义时期文献出版委员会编辑,由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于30年代出版的沙皇政府与临时政府档案汇编《帝国主义时期国际关系》第二辑,以及俄国外交部于1914年编辑出版的《关于蒙古问题的外交文件集》(即俄国橙皮书)。这些文件包括1911年10月至1913年11月,即我国辛亥革命爆发至中俄北京会议前后,俄国外交大臣、代理外交大臣与俄国驻华公使、俄国驻蒙古外交代表的来往密电。其主要内容是出席中俄北京会议的俄国驻华公使就谈判蒙古问题致俄国外交大臣、代理外交大臣的请示报告,以及俄国外交大臣、代理外交大臣所发出的有关指示及训令等。沙皇俄国为实现其侵占外蒙古之野心,一方面趁我国爆发辛亥革命之机,策动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封建王公“独立”,进而逼迫外蒙古当局缔结《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在外蒙古攫取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种种特权;另一方面以威胁利诱手段逼迫袁世凯政府与之进行谈判,签订不平等条约,以确立其外蒙古的宗主国的地位,使其侵略行动合法化。本文所选俄国外交文件反映了俄国驻华公使与我国外交总长在北京举行数十次谈判及逼签中俄声明文件的情况。中俄北京声明文件使我国在外蒙古的主权遭到进一步摧残,除保留了徒有虚名的“宗主权”外,我国在外蒙古的权利已丧失殆尽。上述关于中俄北京会议及中俄声明文件的俄国外交文件,对研究中华民国史、中俄关系史及我国北部边疆地区史均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将这次会议的俄国外交文件译出在本刊陆续刊布,供研究者参考。本文注释,除标明译者注外,其余均为原编者注。     

关于1911—1913年中俄外蒙问题交涉——俄国外交文件选译(二)

并转现在蒙古的四等文官廓索维慈。为蒙古事。第812号电悉。赞同您对外交次长的答复。不言而喻,我们既不同意通过仲裁解决蒙古问题,亦不同意中国向外蒙派遣讨伐军。您可向外交次长重申这一点,劝他切勿向我们正式提出这一问题,并提出,中国政府向与东省铁路毗邻的内蒙集结军队,必将促使我方采取相应措施,以防我国权利及利益受到损害。     

关于1191—1913年中俄外蒙问题交涉——俄国外交文件选译(三)

20.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0月26日[11月8日]于北京10月24日[11月6日]电敬悉。今日已将俄蒙协约之内容转告外交总长,且已向他表示尊电所述意见。总长答称,他定将协约呈本国政府讨论,但他现在应该声明:中国政府认为,未经中央政府同意,外国同中国之一部分所订协约无效。总长同时指出,俄国现已承认蒙古政府,但蒙古政府迄今仍拒绝承认中华民国。我对外     

关于1911—1913年中俄外蒙问题交涉——俄国外交文件选译(四)

56.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4月26日[5月9日]于北京4月24日[5月7日]电悉。今天我向外交总长说明了电中所述意见。他答应将上述意见报告内阁及总统。     

试论英国在辛亥革命中对华政策的转变——以英国外交档案为例

一直以来,辛亥革命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以往学界对其研究都集中于国内的视角力图从内部寻找答案,对于列强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通常从其伪装中立企图干涉企图瓜分中国获取更大的利益角度来进行研究。本文试图从英国的外交文献中对这样的观点进行考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菲律宾的農民运动(1935——1941年)

菲律宾羣島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漲迫使美国国会于1934年通过所謂泰丁格斯——麥克达菲法案。根据泰丁格斯——麥克达菲法案,給与菲律宾自治并允諾十年之后菲律宾可以取得完全独立。但是“自治”具有虛假的性質:当地資產階級地主上層分子擴大参加了对殖民地的管理,但美國总督     

孔祥熙与希特勒、戈林、沙赫特和里宾特洛甫的谈话——德国外交档案选译

1937年2月,德国经济部长兼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曾邀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访问德国.同年3月初,孔祥熙表接示受访德邀请.4月初,德国国防部长布隆堡(柏龙白)和空军部长戈林也成为孔祥熙访德的邀请人.1937年5月孔祥熙在参加了英王加冕典礼后,于6月9日抵达柏林,开始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先后同沙赫特、希特勒、戈林等人进行了会谈.同年7月孔祥熙再度赴英时,同德国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进行了会谈.上述谈话涉及到中德易货贸易、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德国出面调停中日冲突的可能性等问题,对研究当时的中德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这组史料译自《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18一1945年)C辑第6卷,英国政府文书局伦敦,1983年版.     

缅甸中立外交的缘起(1948—1955)

1948—1950年,缅甸口头上宣称中立主义,实际上却推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吴努政府很快意识到结盟对自身国家安全的危害,而此前与英美两国的接触亦让缅甸体察到了西方世界的"不可靠"及其通过援助干涉缅甸内政的可能性。于是,缅甸决定初步尝试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平衡。1953年下半年,中苏两国对外政策的调整、美国对李弥部队的暗中支持、西方援助的拖延迟缓和缅甸大米的明显滞销共同促使吴努政府主动改善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进而将中立主义作为缅甸外交的根本原则。总体而言,外部环境的变动是促使缅甸选择中立外交的主导力量。缅甸的外交转向绝非个案。面对愈演愈烈的东西方冷战与结盟已经或可能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对外交往中避免按照意识形态划线和不结盟最终成为诸多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共同选择。     

论宋子文的对日强硬态度(1931——1933年)

一般认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因对日态度的歧异,逐渐出现了亲日(和日)妥协派与拒日强硬派的对立。汪精卫被认为是亲日妥协派的魁首,宋子文则一般地被视作拒日强硬派的代表。笔者认为,这样划分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还应该进行具体     

试论1780—1870年英国主日学校与工厂童工教育的关系

工业革命时期,主日学校对工厂童工的教育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英国"主日学校"因其在星期日上课,也被称作是"星期日学校",它主要是为贫困儿童提供基本的宗教教育。     

中俄深化档案汇编合作的重要成果——《中苏文化关系档案文献汇编(1949—1960年)》评介

<正>中俄两国是山水相邻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两国各有特色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为促进两国间各领域合作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①特别是1949—1960年间,两国的文化交流合作十分密切,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合作成果颇丰。但长期以来,记录这段历史的相当一部分档案未公开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界对文化交流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战时中日特殊关系下的外交畸形——关于汪伪驻日使领馆实态的考察

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期间,两国外交关系处于"特殊"时期。中国政府1938年1月与日本断交之后,汪精卫伪国民政府1940年3月30日成立,日本政府迟至11月30日才对此予以承认,双方随后建立起了一种"畸形"的外交关系。期间的汪伪政府驻日使领馆,既是这一"畸形"关系之下的产物,又是我们研究汪日"特殊"关系的标本。本文主要依据日本东洋文库所藏汪伪大使馆的有关档案,对于中日战争后期汪伪使领馆的实态进行一些简略的考察。从编制和经费上看,其重上而轻下;从日常工作上看,其重虚务而轻实务;在最为重要的侨务工作上,其无意又无力;期间,并伴随着其人事变动之快和工作效率之慢。作为战时中日"特殊"关系之下的一个怪胎,汪伪驻日使领馆的这种先天缺陷、后天不足的"畸形"实态,亦终将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结束而破产。     

宏观考察中日战争史的一部力作——《中日战争史(1931—1945)》评介

战后几十年来,中外史学界对中日战争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学术专著,发表了大量论文,发掘了许多珍贵史料,澄清了中日战争史上某些事件的真相。胡德坤教授所著《中日战争史(1931～1945)》(1988年7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胡著),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中日战争史作了新的考察,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提出了若干新的看法,是国内近年来研究中日战争史的一部力作。     

中国银器和瓷器的关系(公元600—1400年)——艺术史和工艺方面的若干问题

导言中国瓷器精湛的艺术与技术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关于瓷器的地位问题,却很少为人们所注意,尤其是它与贵重金属金银有关的地位问题,一直没有进行过充分的探讨。从唐朝开始(如果不是更早的话),金银食器和饮器是非常珍贵的。瓷器本身所含的物质价值一定是比较低,所以陶瓷工匠们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