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过分集中”思想探析

关于“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邓小平作过一系列重要论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思想。权力过分集中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而权力过分集中于领导者个人表现得尤为突出,致使我国政治生活中长期抹上了不应有的人治色彩。权力过分集中是由各种复杂的历史因素造成的,沿用过去的传统办法已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权力不宜过分集中”这一论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深造的理论内容,其核心思想就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依法执政,建立社会主义法治体制。一、权力过分…     

从党治走向法治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建国后我们过去政治体制上的最大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按我个人理解,权力过分集中,具体表现为:党与政府,权力过分集中在党;领导个人与领导集体,权力过分集中在个人;中央与地方,权力过分集中在中央;国家与公民,权力过分集中在国家。这一弊端的根源是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以往民主法治不健全的根源也在这里。而这正是"文革"这     

政改指向权力过分集中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和不受约束的重要手段。我国近30年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一向持积极、慎重、有序的态度。表现在具体方式上,即是广泛的基层试点。据悉,在过去一段时间,我国所有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公推直选等,均在县（市）或以下进行过试点。     

转型期村庄权力秩序的冲突与调适

村庄权力秩序可以分为外部权力秩序和内部权力秩序。随着市场化、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我国步入现代化转型时期,原有的村庄权力秩序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冲突,集中表现为外部权力体系的冲突和内部权力体系的混乱。要进一步提高村庄治理绩效、实现有效治理,必须理顺村庄治理的外部权力秩序,规范村庄治理内部权力的运行。     

东汉王朝行政中枢权力的分割

秦汉王朝的行政中枢主要由三公九卿等构成。汉武帝前,国家行政权力主要掌握在三公手中。汉武帝开始,出于集中皇权,削弱相权的目的,重用尚书,使之成为发号施令的工具。这是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变化。东汉初,光武帝为进一步集中皇权,“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对此,《通典·职官四》说:“后汉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事而已”。《历代职官表》也说:东汉“事无巨细,皆是尚书下三公,或不经三公径下九卿”。似乎,尚书成为行政首脑,     

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史及权力史观述评

迈克尔·曼是第三代历史社会学家中的杰出代表。他的社会权力史别出心裁、匠心独具 ,理论上讲是马克思·韦伯“社会理想型”研究方法的延续。曼的社会权力史涵括整个人类史 ,其解释力强、角度新颖、理论性强。但是 ,其权力史仍是欧洲中心主义的 ,并且在其中 ,作为历史组成部分的个人消失了。     

刍议“权力剥削”

直面和批判“权力剥削”,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 否认和容忍“权力剥削”,是一种背叛,也是一种罪过。——题记我国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铲除了人剥削人的根源,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星移斗转,沧海桑田,现在又滋生了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即“权力寻租”,也就是“权力剥削”。那么,究竟什么是“权力剥削”?“权     

论警察权力腐败及预防

警察权力腐败表现为利用警察权力进行金钱交换、物品交换的贪污贿赂犯罪、重点岗位要害部门的职务违法犯罪、徇私枉法问题及非法刑讯逼供等,导致警察权力腐败的主要原因有:警察权力集中内部管理体制脱节、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现行的法律机制不健全、警察本身价值观念异位等。预防警察权力腐败的对策主要是要以贯彻落实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为指导,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健全规章法制约束、加强政治教育、纠正错误的观念、培养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念等。     

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及实践

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主要是指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监督、彼此牵制,最终达到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这一思想是在人民主权基础上产生的。人民主权解决了权力的归属问题,即权力是属于多数人的,它结束了以前的君主专制制度,结束了权力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的历史。但是,事实上,多数人不可能都亲自去行使权力,他们委托代表代表自己的意志去行使权力,这些受托者能否真正代表多数人的意志,是否滥用权力,这些都是无法得知的,所以有必要对行使权力者进行制约与监督。一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萌芽出现于亚里士多德和波里比阿的政治学说。古希腊著名的思…     

权力集中化、生产片断化与全球价值链下本土产业的升级

全球领先企业的权力集中化和生产的片断化导致价值分配的非均衡,并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生产网络中权力结构的不对称。本文提出全球价值链上的权力是一种建立在战略资源基础上的不对称的话语权,并归纳了八种基本的市场权力形式。通过对全球十大工业制成品及服务业的市场份额分析,发现技术能力和品牌能力是全球领先企业市场权力集中的主要根源,也是决定全球价值链上价值分配的决定性因素。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迅速提高生产能力、接近全球市场和技术通道,但是从生产能力到创新能力的升级过程并非自动发生;全球价值链生产片断化带来创新过程的垂直分离和重新整合,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和学习速度。     

权力清单背后的责任清单

继不久前邯郸市公布了一份包含93项权力的市长权力清单之后,日前,郑州市政府法制局又通过《郑州市行政机关执法职责综览》,再次推出一份整个政府的“权力清单”。根据该文件,郑州市政府共拥有4122项行政权力,其中包括行政许可257项,行政处罚3291项,行政强制175项,行政征收77项,行政裁决4项等。《河南日报》9月14日)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

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是邓小平抓住的主要矛盾 早在20多年前,被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就设计了一幅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这个蓝图蕴涵在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之中,是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邓小平文选》第2、3卷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著作主要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替天行道论”：权力正义性的护身符

帝王“承天道”与圣人“谋天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对权力正义性的论证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孔子揭示其中的奥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无论何人,一旦控制权力,就必定要为其行为“正名”,使之“名正言顺”——“名正言顺”意味着正义性。两千余年间,每一个政权不管通过何种手段得来,其执权柄者无不为权力来源的“名正言顺”而煞费苦心。     

影响力权力分析

权力是人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极为普遍的现象,权力概念可比作经济学中的"商品"、物理学中的"能量",对权力概念的准确界定、解释与分析是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必要课题。本文从界定、分析影响力概念和影响力形式着手,对权力概念进行了界定、分析、阐释,力争就权力概念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较清晰的认知和理解,以便正确地使用权力概念,全面、合理、有效地理解权力现象。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经济管理权力的集中与分散

在国民经济调整的第一阶段,由于经济政策上的双重目标,致使经济管理权力在集中与分散上陷于两难选择。在第二阶段,为碗合一系列覆盖面广、实施力度大的调整政策,中央采取了更为严厉有效的收权措施。在继续调整的三年中,伴随着重工业优先发展原则的延缓和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央对经济管理权力的配置方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论古代战争对政治权力的影响——以战利品赏赐与人力资源为例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战争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并以战利品的赏赐和人力资源的利用为例,探讨了古代战争对政治权力的影响。作者的论点是：战争可以通过各种物质因素影响政治权力。战争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投资,其结果也直接影响国家的物质基础。赏赐战利品对王权产生双重影响,既可以激励士兵,提高军人的忠诚度,也可以导致军人压力集团的形成或军心涣散,从而削弱王权。新的人力资源（战俘、奴隶和臣民）为巩固王权提供了便利条件。作者认为对殉葬的传统解释过分强调政治层面而忽略了这一现象的宗教文化因素。     

香港权力结构待变

本周,麦格理研究的一份报告认为．梁振英在7月就任特酋后,香港的权力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我们相信他的当选不仅是特首人选的变化,更会导致权力在不同利益群体间的转移。”     

“北京共识”与中国软权力浅析

2004年5月，美国人雷默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该内容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与争议。但是不难看出，“北京共识”的提出是建立在中国软权力不断提升的基础之上的。笔者从这一点出发，阐述了“北京共识”与中国软权力的关系，分析了“北京共识”对于提升我国的对外软权力有重要作用，并且认为中国要充分利用“北京共识”的效应，提升我国形象。     

“北京共识”与中国软权力浅析

2004年5月,美国人雷默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该内容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与争议。但是不难看出,“北京共识”的提出是建立在中国软权力不断提升的基础之上的。笔者从这一点出发,阐述了“北京共识”与中国软权力的关系,分析了“北京共识”对于提升我国的对外软权力有重要作用,并且认为中国要充分利用“北京共识”的效应,提升我国形象。     

“期权化”是权力寻租在时间上的扩张

领导干部权力的期权化,可以看作是权力场上的期货交易,其中的“期”即是时间上的推迟和移位,而“货”即是权。它把权力商品化、市场化。这是十分危险的,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和关注。权力期权化是反腐倡廉强大攻势下,职务腐败的演变和延续,与职务犯罪并无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