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

读了季羡林的《沧桑十年·序》,他说:“‘文革’浩劫才过去二十年,人们已经淡化了,给年轻人再谈,已被看作是‘天方夜谭’、‘海客谈瀛洲’;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对此,我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想到“大跃进”,它对“三农”的破坏、摧残,决不次于“文革”,真使农村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亡政息”的境地。对历史负责,就应把它的教训很好的传给后代,不使他们重犯。怎么办呢,李锐的意见我     

“鸡”姓居民为儿起名发愁姓“死”叫啥名字好？

我姓鸡,请帮忙起个名吧 给儿子征名结果是：“鸡蛋”、“鸡低批”、“鸡屁股”,这名字怎么叫得出口。 有人姓鸡,他为儿子的名字愁坏了。他在网上发帖,“我姓鸡,孩子该叫什么好？”     

莫当“好好先生”

明代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司马徽在同别人谈话时,无论好与坏,不管是与非,总是说“好”。一天,有人问他：“你好吗？”他答曰：“太好了。”有人难过地对他说：“我的儿子死了。”他也回答：“那太好了。”他的老婆因此批评他：“人家认为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所以才告诉他的伤心事,你怎么还是说好呢？”     

香港“社”事

上回说到我在“社”（即妓院）带女,虽然当时还是十来岁的青年,但已经见到不少光怪陆离的事情。我工作的“社”是在油麻地佐敦道宫涌区,由一个叫棠叔的主持,他是帮会大佬,“新”字头的,其实像我这个年纪很少被雇用,只不过刚好我会一些英语,对招徕那些外国水兵很有用。     

回忆“文革”中的两件事

“反右”斗争之前,我在合肥工业大学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兼民革支部主委,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革”一爆发,我又被“打翻在地”,其后的遭遇,一言难尽。“革”结束后,我的“右     

“文革”中的“第一”

第一个向林彪“顶峰论”挑战的人 1966年1月,林彪提出“顶峰论”,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大肆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崇拜。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代表李达却惊愕地说：“顶峰？难道说不发展了吗？”有人提醒李达：“这是林彪讲的啊!,,李达愤慨地回答：“我知道是他讲的。不管是哪个讲的,不合平辩证法我都不同意!”     

试述唐宋间的"疑孟"、"非孟"思想

唐宋间,随着“孟子升格运动”的进行,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提高。同时,也不断有人提出异议,形成一场颇具声势的“疑孟”、“非孟”运动。同是“疑孟”,表现各有不向,或委婉,或激越,内容涉及孟子的著作、思想、历史地位等诸多方面。怀疑思潮的盛行、对“孟子升格运动”的反动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等原因共同促成了这一运动的兴起。     

我与李作鹏“拉家常”

今年元旦刚过,传来了李作鹏过世的消息,这令我想起了20年前他的一句豪语：“我要活过所有我这一代人!”如今看来,他这话有些落空,因为与他同代的百岁将军仍有好几位在世;但某方面他又言中了：林彪、“四人帮”线上的原来十名政治局委员中他活到了最后。这可说是与他特有的心态密切相关的。     

我与李作鹏“拉家常”

今年元旦刚过,传来了李作鹏过世的消息,这令我想起了20年前他的一句豪语：“我要活过所有我这一代人!”如今看来,他这话有些落空,因为与他同代的百岁将军仍有好几位在世;但某方面他又言中了：林彪、“四人帮”线上的原来十名政治局委员中他活到了最后。这可说是与他特有的心态密切相关的。     

回首“文革”（上）

（一）下乡“四清”和“文革”序幕１９６６年,是暴风骤雨的一年,是我国社会剧烈分化动荡的一年,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这年春节刚过,我和丈夫老韩便分头奔赴青海省“四清运动”的第一线。老韩担任湟源县社教团团长,我则被分配在互助土族自治县一个山区的生产大队任工作组长。那时我们的两个较大的孩子小明、小秀,都已由我于１９６５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接到青海（当时党中央组织部有个通知,动员在外地工作的干部把子女接离北京）。我们两口都将下乡,四个孩子,最大的不满１５岁,最小的不满１０岁,如何安排好他们的确是个大问题。老…     

“实事求是”与“冷板凳”精神

我曾收到过一位青年史志工作寄来的几篇论，要我“斧正”。并称，他要凭此成果申请高级职称。翻阅之后，只觉得如坠五里雾中，实不知所云。我思考再三，实难膺命，这事只好搁在一边。然而，一年之后，作寄来登载其大作的省内某报纸复印件，还附有作介绍。对作的学历，已发表的作品和获奖情况详加介绍。并说其论是“最新力作”云云。     

一个小学生眼中的“文化革命”

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和父亲、弟弟一起擦锅子,猛然听见外面马路上锣鼓喧天,喊声大振。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立即拿着锅子跑出去看,只见马路上“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一长串游行队伍,游行者均是大中学生,他们臂缠红袖章,高擎“交大反到底”、“红三司”、“红革会”之类的大旗,狂呼滥喊着所谓的“革命”口号。     

鬼城遇“鬼”

世上本没有鬼,“鬼”是人编造出来吓唬人、欺骗人的虚无概念。倘若真有人被“鬼”吓着了、骗住了,那么他遇着的一定是外貌是人、内心似鬼的人。你不信?我在闻名全国的鬼城丰都,确是被“鬼”诈了一把,骗了一回。     

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下）

“我搬到玉泉山以后,得到消息说,‘四人帮’的爪牙,在上海把红纸都抢买光了,准备迎接他们的大喜之日了。”     

康有为的“大中国观”与革命派放弃“驱除鞑虏”口号

190 2年 ,康有为深情表白 :“以我之愚 ,窃爱大中国 ,爱一统 ,若其为印度焉 ,分为众小以待灭 ,此则我之愚 ,所不敢知不敢从也。”他以“大中国观”反对喧嚣一时的狭隘民族主义 ,导发了一场思想大论战。通过论战 ,革命派接受了“大中国观”,清算了“民族复仇”、“满汉分治”、“特法治满”等错误主张 ,放弃了有严重负作用的“驱除鞑虏”口号 ,形成了巩固中国统一、体现民族平等的“五族共和”方针     

试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在分析人类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众多矛盾时,人们时常使用“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等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却存在明显的歧异。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贯穿整个近代的两大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称为“基本的矛盾”．把中日矛盾称为当时的“主要的矛盾”。这里,他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这两个概念是区别使用的。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两个概念的用法却有了改变。     

“王打鼓”进京

应邀去甘肃省华亭县参加一个会,在老年活动中心院儿里,我见到一位民间老艺人正演奏着一件装了锣、钗、鼓、钹等30多样家伙的架子鼓,他手、脚、腿、头、膀、嘴、鼻并用,忘我地全身“运动”,使这件奇怪的打击“乐器”发出绝妙的天籁般的声音,人群中不断爆发着叫好声和热烈的掌声。     

“麻胡”考

问题的提出儿时在平遥———现今世界文化遗产的乡下度过。每每夜间哭闹,母亲便以“麻胡”来吓唬,自己便恐惧,便用双手紧紧搂抱母亲,便哭闹声立停。“麻胡”,在我同代人的心中是一种凶恶的吃人的野兽。稍长,随母亲去邻村赶会(赶集)正正在玉米吐穗时。回家路上,见不远处田野里一只狼悠闲地正走向一片高粱地,大人们都说,那是“麻胡”,自己便紧紧拉住了母亲的手,催母亲快走。心中也便以为“麻胡”原来便是狼。至于“麻胡”两个字怎么写,是“麻胡”、“马虎”,还是“麻虎”?并不知晓。后来读了书,游了一些地方,知道以“麻胡”来恐吓小儿的,不仅…     

李新建：带着“万”字回俗尘

在“四川画派”和“西藏”相继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热宠的时候,他曾亲密接触却又无憾地擦肩。 他至今记得当代艺术大师劳申勃格对他说：中国艺术家的胆子可以更大些。 他自言学会了西藏这位师傅的“意”而非“皮相”。是西藏一个最本原的符号,开启了他纵贯人类历史的探寻之旅。 西藏留下了他大把的理想与热爱,而他却说：我只是选择了将自己的一段生活放在那里盛放。     

穆藕初——“另类”的实业家

“对于我的父亲,我知道得越多就越困惑。”1943年,穆藕初去世时,其幼子穆家修只有10岁。很多年以后,已经70多岁的穆家修老人回忆说：“我万万没有想到,父亲的事业涉猎的范围这么广。研究了10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知道怎么看他了。他除了是我父亲,到底是历史上的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