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阻拦《论持久战》的发表

1937年11月,王明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派回国内。这位钦差大臣白恃有强硬的国际背景,根本不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放在眼里,在他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目空一切,屡屡违反组织原则,擅白发号施令,公然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     

李德在华身份新考

多少年来,在我们的党史军史著作中,谈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都要提到李德,并说他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对于他的这个身份,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下半期起,就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李德不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或更确切地说,不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其主要根据是王明、师哲、伍修权、王智涛等人的说法和回忆。但由于缺少有说服力的档案资料印证,史学界一直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笔者几次去莫斯科查阅共产国际档案时,顺便也注意查寻与李德有关的档案。从目前所掌握的档案     

王明的右倾错误和共产国际

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发生过王明的右倾错误。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在政治上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放弃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王明的右倾错误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     

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30年代的王明,不仅是中国党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而且是共产国际的意志在中国党内的集中体现者,在共产国际还严重影响着中国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下,王明在中国党内无疑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作用对党的历史本身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其结果已是众所周知的了。但是,由于种种客观的原因,人们至今对处     

“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斯大林、共产国际与毛泽东

<正>长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似乎存在这么一种说法,毛泽东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那里,历来是不被重视的,是受压的。追寻历史的足迹,研读浩瀚的资料,笔者认为,尽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曾对毛泽东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看法,有时     

遵义会议及其前后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陈绍禹)宗派集团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王明写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是这种左倾错误的理论纲领。同年九月,王明去莫斯科任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但他仍然通过主持     

助推蒋介石与王明上台的苏联驻华两顾问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个很有趣的事,蒋介石和王明上台执掌大权都与两个外国人有关。这就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第一个把蒋介石推上权力高峰;无独有偶,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米夫亦助王明上台执掌中共领导大权达四年之久。     

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表现及其原因探析

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王明便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虽然他在坚持抗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主张,但是在如何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却犯了系统的右倾错误。解读王明的右倾错误的具体表现及产生这些右倾错误的原因,对广大党员干部有重要的现实启迪作用。     

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

1938年,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的一年,也是中共党史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中共召开了意义深远的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不可撼动的最高领袖地位,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此王明这个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离中共中央核心机构渐行渐远,经过延安整风彻底出局。所谓毛泽东与王明的政治关系,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史上被说成毛泽东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的历史。根据传统说法,所谓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基本形成,王明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简称“二个一切”),主要表现在他与国民党谈判时,放弃独立自主原则,提出建立国防政府,“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待遇和统一作战计划和行动”等;过高估计国民党、蒋介石,宣扬国民党是“中国一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蒋介石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主张以抗日与否来划分敌友,不赞成关于国民党有左中右的划法,提出应以抗日和亲日为标准等。本文根据历史档案,认为这段时间,不存在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毛泽东与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基本策略方面是一致的,没有原则上的分岐。他们的主要分岐在三个方面:(一)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意见不一。(二)组织上王明闹独立性。他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时,常凌驾党中央之上,有成立“第二中央之嫌”。(三)毛、王政治上的歧见反映在思想上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一次伟大的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将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期定罪为右倾投降主义是在延安整风中逐渐形成的。     

共产国际和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7年以后,共产国际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其中有些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分析和决策是正确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训令”和“指示”,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这些错误的东西对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接连出现,有重大影响。特别是1931年到1934年的王明左倾错误,实际上就是国际路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是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发展变化的时期,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加以研究。1.“二战”前期(从中共“八七“会议到“六大”)。     

《八一宣言》发表的台前幕后

《八一宣言》是一个重要文献,但它并不是在国内而是在莫斯科发表的。上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应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时中华民族正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即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对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同“远方”秘密交往实录

在延安时,我们通常称共产国际为“远方”。共产国际与苏共和斯大林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远方”的含义实际上包括了共产国际和苏共。 1938年,我到莫斯科协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工作。1940年回国后,继续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政治秘书。从那时直到1957年,中共中央与“远方”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来往的许多文件、电函大都是由我翻译的。本文所述,只是能回忆起来的一部分情况。在莫斯科的一些情况 1937年11月,王明带着康生等从共产国际(莫斯科)飞回延安。 王明和康生匆忙回国,急需找人接替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找到在莫斯科…     

陈独秀蒙受『汉奸』冤案始末

1937年11月14日,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王明、康生回到国内。29日到达延安,受到张闻天、毛泽东等在延安的几乎所有领导的欢迎。王明回国不久就指责中共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对托派实质认识不够”,“托派是军事侦探的组织,主要是两面派的办法,运私货的办法,……我们要特别注意。”后来王明还在其《中共五十年》中说:“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后,便得知毛泽东已和陈独秀的代表罗     

斯大林、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突发,出乎中共与共产国际及斯大林的意外。如何解决事变成为迫在眉睫之事。在陕北的毛泽东立即给斯大林发去电报,表示联合张、杨积极推动抗日反蒋;正在莫斯科的王明则提出了立即枪毙蒋介石的主张,同时共产国际也有不同意见。斯大林出于苏联利益的考虑,与中共电文交驰,力促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与蒋介石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抗战初期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分庭抗礼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回到国内,秉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意旨,他在统一战线及持久战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与中共中央相左,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六个统一"等。他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屡屡违反组织原则,擅自发号施令,公然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请看《抗战初期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分庭抗礼》一文。     

瞿秋白重返上海文坛经过

鲁迅闻知瞿秋白重返文坛后非常高兴,他们侃侃不尽,相见恨晚。他们的亲密合作,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识左联同志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派驻中国指导工作的米夫与王明诬陷、打击瞿秋白,将其排挤出政治局,长期不分配工作。此后,瞿秋白便与夫人杨之华搬迁新居,淡出门户,疏离政治,过着隐居生活。     

王明制造的六起冤案

在王明70年的生命历程中,有近30年生活在苏联,几乎被“苏俄化”,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他凭借共产国际的背景,效法苏俄党内斗争的模式,步步紧跟,如法炮制,在夺取中共党内权力后,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恶意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冤案。     

西安事变前夕的潘汉年

1998年是“西安事变”52周年,在纪念这举世震惊、完成全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事件时,我们不能不怀念那些为促成国共合作而作出贡献的英雄们。潘汉年——这位我党在秘密工作战线上的传奇人物就是其中之一。莫斯科王明点将1936年1月初,正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潘汉年被团长王明叫去谈话。王明要潘汉年代表自己去同国民党驻苏使馆武官进行谈判。1935年,长期以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在对中共的态度上也有所变化。最初,他很想通过苏联对中共施加影响,使中共能够服从他的统率。基于这个想法,他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     

前苏联档案中关于王明和邓文仪的会谈纪要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促使国民政府内外政策逐步发生变化。对外方面,同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对日本态度趋于强硬;对内方面,国民政府在仍然坚持“剿共”政策的同时,乘中苏接近之机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同共产党谈判,以便“政治解决”中共问题。1936年初,蒋介石派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王明直接进行会谈。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和谈判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积极的成果,但对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铺垫作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讨会,在2003年编辑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文件集第四卷下册①中,公布了1936年1月17日、22日和23日王明同邓文仪三次会谈的记录,以下三份文件均译自上述文件集。     

瞿秋白重返上海文坛经过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派驻中国指导工作的米夫与王明诬陷、打击瞿秋白,将其排挤出政治局,长期不分配工作。此后,瞿秋白便与夫人杨之华搬迁新居,淡出门户,疏离政治,过着隐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