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行宫研究述评

行宫是古代帝王巡幸驻跸之所,清代先后兴建了100余座行宫,帝王常在驻跸行宫期间处理朝政、接见使臣、举行重大政治活动,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对清代行宫的既有研究成果进行详悉的学术史梳理,同时总结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从而为行宫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复提供有益借鉴。     

京畿范围帝后驻跸遗迹考察

定州大道京畿段是北魏帝后经常巡幸河北平原的必经之路,他们在巡幸的过程中需要中途休憩,经过研究,我们初步认定,现在古定桥附近、悬空寺、汤头温泉、觉山寺就是四处驻跸之所,即北魏行宫。     

考古学上所见之元中都──旺兀察都行宫

元旺兀察都行宫,曾一度立为中都,是元上都和大都之间的必经之路。它和沽源的元察罕脑儿行宫同是元朝皇帝巡幸于两都之间的重要行在,但二行宫位置不同,前者在两都之间的西路,而后者则在东路。它们在有元一代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元、明诗词、文集中多有提及。...     

清代文献记载的盘山古迹保护

盘山,记载始自曹魏,唐代遗存众多。自遵化建清东陵,谒陵途中的名胜盘山便成为清帝频繁巡幸之处,从而古迹保护得到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乾隆朝始建盘山行宫,修建过程中采取了多项古迹保护措施,并以保护增加新建项目的文化艺术内涵,体现出积极的保护思想。此后,以行宫为核心的盘山名胜保护、修缮工作一直持续到清末,是清代古迹保护传统的一个缩影。     

唐柳公权书神策军碑

北京图书馆最近收集一本"唐柳公权书神策军碑",即世所称宋拓孤本。此碑为崔铉撰文,记唐会昌三年李炎(武宗)"巡幸"左神策军事。因碑立于皇宫禁地,不能随便捶拓,当时就流传很少,自明代以来传世只此一本,至"来朝上京嘉其诚"的诚字止,为碑文的前半,(图一——五),以下全缺。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未见著录,盖此碑在北宋时即已不存,而此拓本,很可能为宋以前——五代所拓。宋赵明诚《金石录》分此碑拓本为"第一千八百六十三唐巡幸左神策军碑上"(又以小字注其下"崔铉撰柳公权正书会昌三年");"第一千八百六十四唐巡幸左神策军下"。现存上册无年款,会昌三年年款可能在下册,更可见此碑宋代就已分装两册。这一本是否即是赵明诚所藏,固不能知,但它分册装裱之旧,仍是宋代库装,却是非常明显的。此碑字大4.5厘米,有些字微有剥落,但完整的字,非常精彩。清安岐说:"锋铓棱     

清代塞外第一座行宫——喀喇河屯行宫

喀喇河屯行宫,是清代在塞外修建最早的一处行宫。本文考证了喀喇河屯行宫修建的原因、扩建的时间和过程,及其管理和所遭到的破坏。阐述了它对承德的兴盛与繁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呼吁有关部门对行宫残留的文物给予重视和保护。     

杭州孤山康熙行宫与乾隆行宫之比较分析

清行宫遗址作为西湖景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已经成为知名的人文景观,人们往往将该区域曾经存在过的康熙行宫和乾隆行宫统称为清行宫。本文整理了历史文献中有关西湖区域行宫的资料,结合现代考古成果,探明了两座行宫在建成年代、地理位置、建筑格局和历史命运等方面的不同,指出康熙行宫与乾隆行宫为西湖区域不同时期不同位置分别存在过的两座清代行宫。     

法天则地揭意象--清代行宫园林选址考析

清代行宫园林是皇家园林中特殊的一个分支,是皇家园林和"实用功能主义"思想结合的浓缩典范.本文对行宫园林的选址进行系统的分析整理,归纳提出行宫园林选址分布的特点.     

灵丘县隘门峪北魏文化群遗址考

北魏平城时代,灵丘地处京城近畿,所处地势十分险要。著名的灵丘道纵行其境,北魏王朝在此复县、置郡,为塞上拓跋政权南控中原的战略要地。因东有隘门之险,西有温汤之胜,诸帝曾多次巡幸并经此南巡中原。频繁的政治、军事、商贸活动,为灵丘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其     

金代时立爱家族成员时丰妻张氏墓志铭考释

金代时丰妻张氏墓志铭出土于河北新城,志主张氏系金初重臣时立爱季子、礼宾副使时丰的妻子,是金代涿州时氏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墓志所记张氏生平及家庭情况不仅可以完善涿州时氏家族成员世系、婚姻及仕履等信息,同时还涉及到海陵正隆削爵、进士人数辑补等金代史实,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沈阳故宫的营建与空间布局特色分析

沈阳故宫是清迁都北京前的帝王宫殿,也是清迁都北京后皇帝到东北地区巡幸和祭祀祖陵时使用的行宫。其自1625年兴建,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最后一批增扩建工程竣工,建筑活动经历清入关前后两个时期,努尔哈赤、皇太极和乾隆三个朝代,前后持续158年,最终形成几个时期宫殿建筑并存的积累式面貌,占地6万多平方米,东、中、西三路并列,共有清入关前后建筑100余座、500余间的庞大建筑群,表现了明显的"分期建造,相互融合"的特点。沈阳故宫不仅体现了多元文化,还体现了多种文化的融合,如满族高处筑房的生活习俗、院落式的布局方式与中原传统的皇宫规制的融合构成了皇太极皇宫的空间形态,是北京故宫之外全国仅存的两大古代宫廷建筑群之一。     

康熙南巡浅论

巡幸,即皇帝离京到各地省方观民,是古代帝王一项重要礼仪。从商周起,历史上各代皇帝都举行过类似活动。《旧唐书·玄宗纪上》:“命巡幸所至,有贤才未闻达者,举之。”而清代康熙帝的几次南巡,实际上又是他安邦治国的一项措施,体现了他杰出的统治才能。因此,康熙南巡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     

唐后期涿州商业发展问题研究

唐代涿州地区相对发达的经济发展环境、涿州的新置带来的消费市场的扩大及运河交通的发达,使涿州地区的商业在唐后期迅速发展起来。它表明行政级别就是一种变相的经济资源,行政级别的提高对地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

<正>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3](p.9))学习贯彻中共四中全会精神,必须正确理解和认识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依宪治国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一,依宪治国是由宪法至上的法制地位决定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     

成吉思汗去世地點與祭祀

《元史》載成吉思汗1227年攻打西夏,七月壬午病重,己丑逝於薩里川哈老徒行宫。薩里川哈老徒行宫在漠北,他不可能在八天之内從西夏趕到漠北。較爲符合邏輯的觀點是,行宫可以隨着守斡耳朵的皇后遷徙至西夏,所以成吉思汗去世地點仍是西夏境內。元代漠北的成吉思汗祭祀在他的四大斡耳朵舉行,由此出現了"斡耳朵思"一詞,它是後世"鄂爾多斯"一詞的來源。元之後的成吉思汗祭祀地點轉移到了漠南的鄂爾多斯,其轉移的原因,是因爲蒙古人深信成吉思汗曾表示願在鄂爾多斯安度晚年的傳説故事。     

地方大族与城市政治中心的确认——以清代苏州玄妙观“康乾驻跸”说为中心

寺观在古代社会向来是彰显王权的重要场所,在地方社会有着特殊的意义。以清代为例,名刹古观多为帝王巡幸的重要场所。帝王驻跸及赐额封赏等又使得这些寺观名显一方,甚至成为区域社会崛起的核心。在此过程中,不断壮大的家族势力或杜撰,或夸大“康乾驻跸”的说法,对寺观政治中心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种现象的背后暗藏着国家与家族共同利益的诉求,入清后苏州玄妙观在城市空间内政治地位的提升即为我们探究此种现象提供了有利视角。     

涿州出土的汉代陶楼

近年来,涿州陆续出土了20多件汉代陶楼,按使用功能可分为居住仓储合用陶楼、居住用陶楼和仓储用陶楼三类,现均收藏在涿州博物馆。这些陶楼为研究汉代北京周边地区建筑形态、风格特点及建筑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标本。     

刘秉忠,元上都的营建者

正提起元上都的营建,刘秉忠是无法绕开的人物。刘秉忠,字仲晦,1216年生于河北邢州(今邢台市),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是杰出的建筑设计师。他曾被忽必烈倚为重臣,为忽必烈取得汗位立下不朽功勋;在忽必烈建立元朝及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他谏言忽必烈"采汉法,以儒治国",提出"马上取天下,不可马上治"的治国理念,对于元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面唐代神仙人物镜考

本文考证了一面图案罕见的唐代神仙人物镜。证实此镜图案是把武则天巡幸升仙太子庙、立升仙太子碑并撰写碑文与浮丘公接王子乔升仙等故事相连结,把几代人的典故用图样表示出来,构成一幅生动的神仙人物故事图案。     

元大德五年《涿州新建庙学记碑》的问题

诸多方志记载元大德五年涿州修建过庙学,且有李元礼撰文之碑,但梳理资料可知,大德五年涿州未修建过庙学,也没有李元礼撰文之碑,《涿州新建庙学记碑》的撰文人是李谦。清代诸方志沿袭了《日下旧闻》的错误记载,一直讹误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