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窑遗址保护决策系统化研究

马家窑遗址于1924年被发现。在2012年之前,没有做过"普探"工作,考古资料极少。马家窑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理论上讲,是具有较大价值的,而甘肃省以兰州为核心的发展规划,已经将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问题提上了议程。本文希望对马家窑规划编制决策过程进行描述,并由此对我国农村地区大遗址保护规划工作所面临的资源决策机制问题进行讨论。     

关于加强农村革命遗址保护的调研和思考——以永新县为例

<正>习近平总书记曾就文物保护做批示: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文物是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保护文物就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一直以来,党和政府都非常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我们也看到,在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同时,农村的许多革命遗址特别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级别的革命遗址由于经费、人员等原因正在快速地倒塌、消失。革命遗址是革命先     

新时代查海文化遗址群保护与利用创新研究——从《华山玫瑰燕山龙 彩陶与玉器的对话》谈起

查海遗址是红山文化的源头之一,郭大顺先生曾把查海文化归纳为“龙、玉、轴、神”四大发现,认为查海文化是红山文化的根系,开启查海时代。以查海遗址为中心构成一个查海文化遗址群,基于大遗址保护策略,对其进行整体保护利用,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是为新时代阜新地区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方向。     

革命文物遗址保护利用与红色旅游发展的关联研究——以靖边县革命旧址为例

保护和利用革命文物遗址能够加强对革命历史文化的认识与理解,有效弘扬革命精神,促进历史文化传承。在对革命文物遗址进行保护与利用时,应与红色旅游结合,与时代发展整体趋势相适应。当前旅游产业在人们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的背景下获得了十分迅速的发展,红色旅游具有广阔发展前景,这为保护利用革命文物遗址提供了良好空间,针对保护和利用革命文物遗址与红色旅游进行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赤峰申报国家大遗址保护片区战略研究

近年来,大遗址保护被纳入建设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赤峰申报国家大遗址保护片区,能够加大对赤峰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力度。文章详细分析了赤峰申报国家大遗址保护片区的背景及条件,提出应通过组织机构、科学规划、增加经费、申请项目、加强宣传等措施,推动赤峰成功申报为国家大遗址保护片区,从而实现对赤峰历史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在着重保护的基础上为赤峰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注入新的生命力,使其获得更大的发展。     

浅谈白帝城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利用

当前,如何处理好发展旅游经济和保护利用历史文化遗址的关系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文章通过对白帝城馆藏文物、文物建筑、大遗址的保护与利用问题进行剖析,给出了白帝城文化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启示。     

南方潮湿地区考古遗址迁移保护初探——以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地考古遗址迁移保护工程为例

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地考古遗址迁移保护工程是大遗址保护实践的有益探索,也是目前遗址保护与区域经济建设协同发展模式下较具现实意义和操作性的一种大型遗址保护途径。本次迁移保护工程是湖南地区首次遗址类不可移动文物大规模迁移保护,采用"表面加固"、"分段整体切割"、"探铲打孔底板嵌套插入隔断"、"聚氨酯发泡固型"四个步骤,对各类型遗存进行科学、完整的迁移保护,该技术在长沙首次成功运用,解决了潮湿土遗址迁移保护的饱水环境、遗址基层不稳定、安全施工等技术难题。希望为南方潮湿地区遗址、墓葬的整体迁移保护提供有益的借鉴。     

笔谈：考古遗址公园模式下的大遗址保护管理与活化利用

大遗址保护是从“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大遗址的发现、遗产价值内涵和构成、遗产保存状况等,都依赖于考古工作的揭示和认知;另一方面,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又推动了考古工作的理念和实践发生变化。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各级政府没有真正依法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遗址保护和土地资源配置存在很大的矛盾;保护管理体制不顺;保护涉及的各行业部门之间协调性差;以及大遗址保护缺乏国家专项政策的支持,等等。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从文物领域的行业性工作走向全民共享的过程中,如何既坚守“专业性”,又延展“公共性”,不仅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激发和延续生命力的重要方面。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到的“决策权”与“参与权”之争,主要出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学者—行政官员”“决策群体—社会公众”等几个不同层面,其各自不同的诉求对大遗址保护利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应明确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的人口、土地、拆迁、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政策;拓宽大遗址保护利用资金渠道;完善提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平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国家性和公共性、整体性...     

中国东南地区大遗址保护的可行性方法——以江苏为例

大遗址保护一直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文物保护领域中的难题。江苏大遗址众多,文化内涵丰富,目前保存的大遗址均不同程度地遭受着各种因素的威胁,尤其是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由此形成了江苏大遗址保护的地域(东南地区)特色。近年来,江苏通过古城墙、明祖陵、扬州城遗址、青墩遗址等成功的保护实践,及休闲绿地型、城区系列博物馆型等大遗址保护的尝试,探索出法律保护、规划保护、准则保护、过程保护及利用保护等管理和技术并用的可行性方法。该方法也将对东部沿海人多地少、经济发达地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大遗址保护规划:对象、使命和内容框架

大遗址保护规划是系统统筹大遗址保护的综合性管理手段和政策纲领,具有系统整体性、综合协调性、战略引导性、控制约束性等特点。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对象是大遗址系统及其保护、利用、管理与发展等使用方式,决定了保护规划的愿景目标、架构体系及统筹协调的内容和行动计划。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基本理路是以物为基础、以人为中心,以保证大遗址安全为底线,以重塑大遗址空间保护格局、优化大遗址使用方式、推动大遗址资源资产保值增值为使命任务,通过科学合理的遗址资源配置和空间优化,实现大遗址资源与人、自然资源及其他人文资源的共融共生,大遗址保护利益与区域发展利益的和谐统一。     

日本考古遗址吉祥物设计与应用浅析

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是传承国家和地域文化的重要举措。以吉祥物设计与应用为途径之一的考古遗址保护利用,不仅可以直接宣传遗址的文化内涵,实现社会效益,也有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实现一定的经济效益。日本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的吉祥物设计与应用较为成熟。吉野里遗址、三内丸山遗址、加曾利贝塚遗址3处遗址的调查结果显示,其吉祥物的设计,从整体形象、颜色搭配到构图均给人以简洁鲜明的印象,且均选择最具当地考古遗物特色的玉器、土偶和绳纹、犬和陶器等作为吉祥物形象构成的主要元素,使公众能够迅速了解并记忆绳纹文化和弥生文化的典型特征;进而通过以吉祥物为主题设计的相关产品将这一文化内涵不断地重复、强调、延伸、甚至转化,使其影响范围从遗址地拓展到全国乃至全世界。日本考古遗址吉祥物设计与应用在宣传遗址内涵和促进地区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可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提供借鉴。     

尊重大遗址保护中的民生要求——以中国东南地区的江苏为例

近年来,尊重民生要求作为大遗址保护的目标与任务,与保护工作实践有机结合,正迈向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正确方向。江苏在大遗址保护的实践中,将其与建设遗址公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建设新农村农业园区、发展休闲观光旅游等相结合,探索中国东南地区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和谐之路。     

土遗址保护研究现状与进展

土遗址保护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土遗址保护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土遗址保护科学也已初具雏形,但是土遗址保护科学的理论体系还不成熟,土遗址的研究还没有规范,土遗址保护技术还不能满足保护工程的需要。随着大量先进技术的运用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大,它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历史城市地标建筑遗址的价值观察——以安庆大观亭为例

大观亭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安庆的地标性建筑,是皖江地区乃至长三角地区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和文化符号。由于历史的原因大观亭主体建筑已然湮没成为遗址。但其固有的"文化精神"依然存在,并传承于人们记忆之中,遗址本身也亟待保护。对标文化遗产价值体系对大观亭遗址的价值进行重新梳理和再认识,可以为城市核心区遗产的保护利用与传承提供新的思路。     

浅议遗址公园建设在大遗址保护中的重要意义——以泗洪县顺山集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实践为例

2013年8月,泗洪县梅花镇顺山集遗址被江苏省文物局正式公布为江苏第二批大遗址,列入全省重要遗址的保护和管理。同年9月,泗洪县文广新局与南京大学正式签订顺山集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合同,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工作正式启动。本文以泗洪县顺山集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实践为例,从大遗址与遗址公园的基本概念出发,结合国内部分遗址公园建设,简要阐述顺山集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的理论前提与实践路径,进一步规划出大遗址保护,特别是处于欠发达地区的大遗址保护工作的未来发展图景。     

温故求新:促进大遗址保护的科学发展——大遗址保护思路再探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遗址保护事业持续稳步发展:概念逐渐明确,队伍不断壮大,制度日臻完善,工作趋于主动,考古学及多学科合作的作用切实加强。在此基础上,对全国大遗址保护研究展示的现代化体系和地区的建设作进一步研究,必将促进大遗址保护事业的科学发展。     

农村地区大遗址“社区化”利用刍议——以“马家窑困局”为例

“大遗址”是近十余年来我国最为重要的考古资源管理利用的概念。从遗产认知、历史价值建构、社会价值建构、遗产形态建构等角度分析甘肃马家窑遗址的遗产化困局,揭示出我国农村地区的重要遗址在遗存形态向利用形态转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部分困境。鉴于当地群众在重要遗产建构过程中的参与度普遍较低,而该过程又能够为当地社会发展和乡里凝聚提供新机遇,故应尽可能使当地群众参与到考古遗产建构过程中来。同时,农村较贫困地区的考古资源利用工作还应考虑到当地社会的经济条件、民众需求及既有人居设施等因素,再采取合理适当的策略。     

城市集群性抗战遗产的保护利用研究——以重庆为例

《重庆抗战遗址保护利用规划》在对重庆抗战遗址保护成果资料研究分析基础上,对重庆抗战遗址价值进行评估,对其空间规划格局和风貌特色进行诠释。同时根据不同类型的重庆抗战遗址资源,针对性的提出再利用的原则、指导思想和利用方式。文中结合规划实施后已开展的保护再利用几个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实践经验,探索可惜鉴创新模式,提出保护与再利用的建议意见。     

淄川渭一窑址的发掘、保护与利用——兼谈其对工业遗产展示利用的启示

<正>渭一窑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渭一村、渭二村附近(又称渭头河窑址),是清代中叶至20世纪80年代淄博地区重要的瓷器生产地,2013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属于工业遗产。山东大学等单位对遗址进行了发掘,随后当地文物部门编制了窑址的保护规划和方案,对窑址开展了保护和展示利用工程。目前该窑址已经按照考古遗址公园的理念对外开放展示,成为山东文物保护利用的成功案例,对工业遗产的展示利用具有可借鉴意义。现就窑址的发掘、保护、利用成果进行介绍和分析,并就今后文旅融合发展提出设想,兼谈自己对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思考。     

“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相关研究述评

随着国家对"大遗址"保护的高度重视和相关实践的开展,近年来与"大遗址"保护相关的研究激增,成果日丰。主要集中在"大遗址"保护与展示利用基本概念和理论探讨、文化和社会价值阐释、保护利用思路和实践总结,以及对典型遗址、重点案例的分析研究方面。在广泛搜寻、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就"大遗址"保护理论与实践中的关键问题展开述评,提出"过程跟踪"对于推进大遗址保护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