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石村社区旅游:契约主导型社区参与及其增权意义

以广东丹霞山断石村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分析旅游发展成熟阶段,非少数民族、景区依附型乡村社区旅游参与模式及其增权途径。研究发现,断石村在依靠丹霞山景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历程中,自下而上地自主构建了基于契约平等观的民主村治制度、土地征租制度和利益分配制度,并基于契约信守观自主执行了这些制度,有效的控制和化解了外部干预和内部冲突,确保了村民真正参与到旅游决策、管理、经营和利益分配等各个环节,基本实现了政治、经济、心理和社会增权,为我国社区旅游实践提供了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契约主导型社区增权模式"。研究指出,断石村自我增权是嵌入于社区外部的和内部的双重制度环境下的行动结果,如何改革和完善现有制度以强化制度的强制性和制裁性,构建旨在促进社会增权的新制度,是其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嵌入、认同、责任：地方社区中的旅游小企业

围绕旅游小企业根植于地方社区的社会理性本质,本文借助嵌入理论探讨旅游小企业经济活动背后社会责任行为的成因。研究发现：①旅游小企业主的地方认同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②旅游小企业主的社区嵌入对地方认同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③旅游小企业主的地方认同在社区嵌入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中扮演着显著的中介作用;④旅游小企业主的地方身份特征在社区嵌入对地方认同的影响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社区嵌入中获得更多社会资源的外来小企业主比本地小企业主对地方认同的影响更强。本文揭示了旅游小企业社会责任的地方空间特征,形成了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的新方向,并为社区嵌入管理和商业环境塑造等工作提供了实践启示和建议。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社区参与是旅游景区中的社区实现经济、文化、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针对现阶段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现存问题,本文在多学科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相关变量和关键因素进行系统地分析,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对社区参与方式和途径的改进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基于社区能力的旅游小企业成长机制研究——以宏村为例

社区能力强调发展的内源性,旅游小企业嵌入在旅游地中,具有明显的内源性成长特征。本文以宏村旅游小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研究发现：民居房屋、传统技能和地方文化等社区原始资源是旅游小企业成长的基础;同行引导、邻里支持和知识获取等社区主动参与方式促进小企业加速成长;企业主开展的企业合作和景区宣传等社区集体行动助推企业持续成长;企业家精神作为社区发展动力存在于企业成长的全过程,引导着社区资源、社区参与和集体行动等各环节作用的发挥。研究进一步发现,旅游小企业成长和社区能力建设具有循环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有利于社区能力的培育和旅游小企业在目的地的集聚成长。     

社区参与旅游的制度性增权研究

西方研究者认为社区参与旅游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信息、心理、教育和社会增权,而中国现阶段由于产权界定模糊导致的制度性的缺权才是阻碍旅游地社区通过参与旅游获得公平发展的主要障碍,西方国家清晰的产权制度使得其旅游增权理论欠缺了对制度性缺权状态的研究。本文在对制度和增权等基本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划分了4种制度性增权类型,分别讨论了制度缺失和制度失灵两种社区参与旅游的缺权状态,探索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现实下可行的制度性增权途径,为进一步开展旅游社区增权的实践研究夯实了理论基础。     

乡村旅游社区综合治理机制与路径研究

乡村旅游已经逐渐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板块,其能够优化乡村产业结构,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社区在乡村旅游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会直接影响乡村旅游发展成效,只有开创出适应当地社区居民参与的旅游发展模式,方可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对此,本文先指出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中的困境,然后阐述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机制类型,最后积极探索乡村旅游社区的治理路径,包括法制体系创建、社区利益共享、社区参与主体优化、居民素质提升、当地资源开发等,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旅游社区治理多主体共生模式研究——基于青海省两个典型社区实例

旅游社区治理与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密切相关,多元主体和谐共生是旅游社区治理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共生理论,选择青海省两个典型社区为案例地,将当地政府、社区居民、游客和旅游相关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从定量评估的角度分析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和模式,通过构建不同主体之间的理论模式,力求把旅游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关系研究从"消极或积极"的态度研究转向各主体"共赢关系"的格局研究视角。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旅游社区治理主体之间：①均存在正向共生关系;②相互影响程度是有差异的;③共生关联的紧密程度有别;④不同旅游社区的政府、居民、企业和游客等共生主体相互之间均属于正向共生模式。其中,湟中县塔尔寺景区为核心的旅游社区是CRGT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互助土族故土园景区为核心的旅游社区是RGCT对称互惠共生模式。     

权力“属性-结构”视角下民族旅游社区精英的变迁特征及机制研究

社区精英直接决定着社区治理和旅游发展的方向和效果。文章以贵州省黔东南州黄岗侗寨为案例地，构建基于权力“属性-结构”的民族旅游社区精英分析框架，探究社区精英的个体和群体变迁特征并归纳其机制。研究发现：（1）旅游驱动下社区精英的经济资本市场化、知识资本应用化、文化资本公有化、政治资本集中化、社会资本利益化特点显著；（2）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权力作用范围扩大，知识精英权力作用转型，传统精英衰退且作用范围缩小，精英呈现家族式集聚的特征；（3）社区精英权力关系网络结构紧密且互动频率增加，政治精英的网络中心性地位凸显，精英作为中间人频次增多且角色日渐丰富；（4）社区经济和社会结构变革、旅游市场需求规模化增长、特有的社会关系与民族传统、权力资本特性等因素合力推动了民族旅游社区精英权力属性和权力结构的变迁。     

社区归属感对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以浙江安吉为例

乡村旅游地居民是社区参与的主体,社区参与是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目前社区归属感对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研究较为薄弱。基于文献回顾,引入旅游获益中介变量,构建乡村旅游地居民的社区归属感——社区参与结构方程模型。以浙江安吉为例,通过实地问卷调查采集数据,探讨社区归属感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及路径。研究表明：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对旅游获益和社区参与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获益是社区归属感影响社区参与的中介变量;社区归属感对社区参与既有直接效应又有间接效应,其直接效应（0．48）远远高于通过中介变量旅游获益对社区参与的间接效应（0．55×0．27）;旅游地居民对个人职业与旅游业的关系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家庭成员职业与旅游业的关系。最后提出了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若干建议和研究不足。     

谈旅游规划中的社区参与问题

社区参与旅游规划可以把握实体,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可行途径,也是控制旅游发展,分享旅游发展,强调社区居民有效参与旅游的效益。它能够推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进程。但是在旅游规划中,社区的主体地位常常被忽视,对社区居民考虑不够,社区参与旅游规划缺乏对社区的全盘思考,不但严重的阻碍了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使旅游规划缺乏系统性、科学性阻碍旅游经营者的管理。     

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参与旅游研究——以迁移型村落司马台新村为例

社会资本有利于强化居民的社区认同,是影响居民社区参与旅游的重要因素,以往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较少关注社会资本的作用。本文以北京市密云区司马台新村为例结合司马台新村搬迁的历史背景,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之间的关系,以阐释居民参与旅游行为的动力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中的社区信任资本、规范资本和网络资本均正向影响居民的社区参与,需要大力培育。     

乡镇旅游发展中社区旅游增权路径研究——以桂林市雁山区草坪镇社区为例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以社区居民为代表的利益主体逐渐参与到旅游发展之中,如何与相关利益主体协调好利益关系进行社区旅游增权,是促进目的地合理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桂林市雁山区草坪镇社区为实证研究对象,从社区居民旅游增权现状出发,提出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增权路径与模型,为乡镇旅游开发中的社区旅游增权提供借鉴。     

旅游社区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

旅游社区问题近年来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但是一些基本概念,如"旅游社区"、"社区旅游"等概念还没有明确的界定.此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方面也出现了令人困惑的现象,即作为"主人"的社区却往往是"弱势群体".本文就这些问题作初步研究.     

论民族地区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以北京市密云县檀营满族蒙古族乡为例

民族地区的社区治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还是民族地区长治久安与跨越式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公民参与又是社区治理的核心所在,对民族地区基层民主建设以及和谐发展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可是由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经济基础较薄弱等各方面的原因制约,社区各民族公民参与社区治理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本文以北京市密云县檀营满族蒙古族乡为例,对民族地区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进一步提升社区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效度的途径。     

社区参与遗产旅游相关问题探究

在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进程中,遗产地居民是和遗产旅游发展密切相关的利益主体,社区参与作为遗产及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有利于遗产地以及遗产地社区自身发展。然而,现实中遗产地居民往往处于边缘地带,对遗产的保护、共享大多是由政府由上至下的推动。面对法律制度缺失,居民本身的参与意识薄弱,参与权的无法落实和过度旅游带来的遗产真实性的破坏等问题,必须加快法规制定和社区参与机制的建立,加强培训,提高居民参与能力,建立遗产地准入制度,规范企业行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遗产共知、共享。     

基于归属感及价值感视角的用户参与影响研究——以在线旅游社区为例

近年来关于用户参与的研究大受欢迎,但鲜有研究从用户参与广度和深度出发,基于社区归属感及服务个人价值独特视角深入探讨用户参与对用户忠诚的影响。本文以在线旅游社区为例,以个人价值理论和基本心理需要理论为基础,采用情境问卷法构建了包含用户参与、用户忠诚、社区归属感及服务个人价值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表明：用户参与广度和深度对用户忠诚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安宁生活价值、社会融合价值和社区归属感显著中介于用户参与和忠诚的关系,其中社会融合价值中介作用最强,但社会认同价值没有发挥显著中介作用。本文的新发现在丰富学术界对用户参与相关研究的同时,还对在线旅行企业如何提高用户忠诚有较大参考意义。     

云南省佤族翁丁村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增权可行性研究

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佤族翁丁村,从原始社会过渡至社会主义社会,其社区管理兼具民族特色与社会主义制度特点,但也存在着一些失权现象,影响当地旅游发展。本文立足于二手资料搜集、实地调查、问卷调查、访谈等大量实践,引入Scheyvens提出的社区增权理论,从政治、经济、心理和社会4个方面了解影响其社区增权的因素,并进行翁丁社区增权的可行性研究,提出社区增权实现路径,以期促进当地旅游发展。     

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当地旅游发展法律问题探讨

近年来,我省农村社区居民广泛参与了当地旅游发展,但由于在劳动保障、利益分配等方面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他们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层次也较低。本文通过分析社区居民参与当地旅游发展在法律制度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相关政策、法律的具体建议,以促进农村旅游业更加全面深入发展。     

历史文化保护区旅游开发的社区参与模式研究

近些年来,为了充分利用资源发展区域经济和满足社会的旅游需求,历史文化保护区(尤其是古城镇、古村落等)纷纷进行旅游开发,演化成旅游社区。社区居民以资产、人力资源、社区文化等不同的社区参与要素参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旅游开发,获得不同利益,形成三种不同的社区参与模式。论文在对三种参与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当前历史文化保护区社区参与旅游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思考并探讨其解决的途径,提出应激励投入增大总效用、认定和提高社区居民的分利能力以及构建"社区参与"的利益保障机制等。     

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

社区增权是社区参与内涵的进一步拓展,是提升社区参与有效性的重要途径。要使社区参与真正落到实处,使社区居民能够真正获益于旅游发展,亟需通过不同层面的增权,凸显社区居民在旅游开发中的主体地位。鉴于此,本研究以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分析了旅游开发中社区参与现状及问题,并提出通过从经济、心理、社会和政治等四个不同层面实现增权,探索村落遗产地提高社区参与有效性的途径,以期为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科学制定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