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真奏议"——读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

我一直很坚定地认为,在孔祥吉先生的所有研究中,贡献最大者为对康有为变法奏议的寻找.这首先表现在他于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杰出论文;<乙未丁酉间康有为变法条陈考略>、<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订>、<<上清帝第三书>进呈本的发现及意义>;后又表现在他于90年代出版的重大成果;<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以下简称<救亡图存的蓝图>).     

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

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康著《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多有夸张,然而,从今存《杰士上书汇录》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多部著作进呈本,仍能清晰地看到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思想交流。光绪帝采用了康有为的建策,5次保全康有为,并在百日维新的后期,准备设立懋勤殿以安置康有为。康有为仍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康有为死因真相新揭秘

<正>为求返老还童,康有为重金延聘德国名医冯·施泰勒为自己移植了一只年轻公猿的睾丸。手术非常成功,康有为体力明显增强。但仅过了几个月,康有为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康有为一怒之下,向法院起诉施泰勒"妖术欺世",但还没等到法院开庭,康有为就去世了。     

彼得改革的成功与康有为变法的失败

17世纪末、18世纪初,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实行欧化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俄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9世纪末,中国维新派康有为(1858—1927)积极向光绪帝(1871—1908)建议,学习彼得的欧化改革,在中国实行西学变法。1898年6—9月,在康有为和梁启超(1873—1929)、谭嗣同(1865—1898)等人的推动下,光绪宣布变法,发动了百日维新(即戊戌变法),结果遭到了失败。 为什么康有为等人和彼得同样是效法西方,实行改革,彼得取得了成功,而康有为等却     

康有为在天津

康有为,是清末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的进士,主持乙未科会试的大总裁是祁世长(祁隽藻之子,北洋候补道祁景颐之祖),因此康有为对寿阳祁家十分感激,与祁景颐尤为相契。1927年,康有为不甘心复辟的失败,企图继续进行挣扎,到天津来见溥仪,住在旧日租界的息游别墅,即与祁景颐朝夕过从。祁景颐和我是亲戚,康有为的事都是他对我说的。为了拉拢天津的军阀官僚,名流士绅,康有为到处联络,进行游说。有一次北洋政客潘复请康有为吃饭。康在潘家“当众挥毫”,大写其对联、条幅,赠送来宾。凡是前来赴宴的陪客(我也是陪客之一),每人一副,来者不拒,借以联络感情…     

康有为戊戌条陈汇录——故宫藏清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简介

康有为戊戌奏议,因西太后发动政变时被抄没,多所散佚。宣统三年,经康有为之女康同薇搜辑抄存,得奏稿二十篇(其中一篇为康有为代他人所草),存目十三篇,并将进呈编书序文五篇附之于后,刊行出版,名目《戊戌奏稿》。一九五三年,中国史学会编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     

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二）

三、康有为是不是公车上书的领袖在几本通用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中都是把康有为描写成公车上书的领袖,根据的史料主要是本文开头所引的《自编年谱》的那段文字。而茅先生则对这段文字进行证伪,否定康有为是公车上书的领袖。这项证伪工作不是从茅先生开始的,而是从黄彰健先生开始的,孔祥吉、汪叔子和王凡先生等继其后。他们的基本方法是:按时间顺序排列有关叙述公车上书的三种主要史料(出版于乙未年五月的《公车上书记序》①、康有为的弟子徐勤写于同年八月的《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杂记》、康有为写于同年冬的《自编年谱》),将这三种文献对读,找出…     

康有为在青岛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年）,原名祖诒,字广 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省南海县人,因而也被称为康南海。康有为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的代表。康有为在历史上为人永记,实在于他力倡变法,主张改革,并成为戊戌维新的闯将。 鸦片战争后,帝国产义入侵,康有为提出“变法图强”,曾几次上书皇帝。在德国侵占青岛后,康有为第七次上书,终于被光绪皇帝采纳,史称“戊戌变法”,因变法主要是康有为与其弟子梁启超为骨干,故也称“康梁变法”。但变法遭到慈禧太后的镇压而失败,康有为逃亡国外。 那个时候,康有为并没到过青岛…     

《新学伪经考》初刊年月考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著的《新学伪经考》一书,一向都被认为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例如: “1891年在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廖平影响之下,(康有为)著成《新学伪经考》一书”。(赵靖:《康有为的经济思想》,1962年《北京经济研究》第5期)     

“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日本所作的《我史》(发表时被题名《康南海自编年谱》),一直是研究康有为及戊戌变法史的重要史料,然对其写作时间及部分内容史学界却一直感到困惑。又由于康有为在《我史》中的用语,或有与史实不尽相同之处,该史料也为严肃史家所慎用。本文根据《我史》的手稿本(题名为"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对《我史》的书名、写作时间及其各抄本与刊本的关系进行了考订,大体可确定其光绪二十四年末的写作时间,也认定各抄本、刊本在文字上与"手稿本"并无大的差异。本文作者又对"手稿本"上康有为本人的修改进行了辨认,发现《我史》己经过康有为事后的修改,内容有了不小的变化,其中《民功篇》应写于光绪十三年,《人类公理》、《公理书》属后来的添加,而大同的思想、诸天讲的思想也属后来的添加。     

《康有为全集》第一、二卷的文献价值

(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而决定出版《康有为全集》,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康有为著作等身,据其弟子张伯祯编的《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计有经、史、子、集部著作137种,这还不包括大量的函电、杂著和《目录》编成以后数年的著述。这些著作在康有为生前乃至解放前只刊印了很少部分,且已不易找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康氏著作的出版渐受重视。50年代出版了中国史学会主编的《戊戌变法》资料丛刊四卷,收有康有为的“戊戌奏稿”、“未刊稿”、书牍等40余件,为研究康有为思想和戊戌变法史的基本史料,但现在我们知道,其中所谓“戊戌奏稿”29件大部分是他     

康有为在广州办学考辨

康有为在广州办学是广东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为学者所重视,各种书籍对其记述也颇多,但内容却不尽相同,特别是对办学的时间和地点,各家说法颇不一致,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辞海》(缩印本)“万木草堂”条的释文为:“万木草堂,康有为讲学之所。1891年(光绪十七年)创设于广州长兴里。……1894年被迫解散”。 二、《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认为:康有为于1890年在广州决心从事讲学,宣传他的学术观点和主张,为培养变法的骨干作     

《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代

《大同书》是康有为重要著作之一,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文献。但它的成书年代却一直存有异议。二十多年前,我曾撰文说明《大同书》是康有为在1901—1902年间(辛丑、壬寅间)避居印度时所撰,定稿更迟。当时主要从康有为的政治实践、思想演变以及《大同书》的本身矛盾加以剖析,最近在上海博物馆发现康有为《大同书》手稿,有力地证实它确撰于"辛丑、壬寅间",决非1884年所撰。     

李端棻荐举康有为及其意义

荐举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重大问题。历来研究者大多只关注翁同龢对康有为的荐举,而关于李端棻对康有为的荐举则少有研究。实际上,李端棻荐举康有为关系百日维新的变法大局和组织建设,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作用。     

杨深秀的伟大民族牺牲精神

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旨在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和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的事业,是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事业.为这一事业而奋斗、牺牲的人,是值得后人永远纪念的.杨深秀是戊戌六君子之一,他不但参加了康有为领导的伟大事业,并且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的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历来伟大的民族牺牲精神的表现.     

康有为为吴佩孚祝寿

1923年,康有为为了游说吴佩孚支持复辟,到洛阳正赶上吴佩孚过生日,赠吴一副寿联:“百岁功名才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州。”康的原意是通过这副对联为吴歌功颂德,同时借此挑动吴的野心,使他支持复辟。据说这副对联在当时的军阀官僚当中传颂一时,可是当康有为与吴佩孚正面谈起“必须实行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时,吴却大讲周礼,两人越谈越僵,格格不入,最后康有为只好沮丧而退。康有为为吴佩孚祝寿@齐协民     

康有为《大同书》成书年代的新发现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一部“秘不示人”的代表作,以致它的成书过程众说纷纭,无一定论。笔者曾在《〈大同书〉手稿南北合璧及著书年代》(《复旦学报》1985年第2期)一文中,对《大同书》的著作年代有所略述,但其成书年代仍难以确定。最近,在查检康氏家属捐献的康有为遗物中,在一张康有为摄于印度的     

如此圣人——"南海圣人"康有为鲜为人知的一面

一、贪钱财,用华侨捐助的巨款挥霍享乐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组织保皇党.随行的弟子梁启超有改弦更张之意,欲与孙中山联手改组新党,拯救中国,康有为闻之色变,称"我等与孙文这帮乱党决无妥协余地".     

三位桂籍人士与康有为的交往

广西籍人士龙泽厚、周璜、王鹏运等人与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康有为交往,为康有为维新变法等系列活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近代中国大同思想的比较研究及其启示

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中国近代以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为代表的不同阶级、阶层的先进人士,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主题,在探索救国救民的征途中,设计了三种各具特色的大同理想方案.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三人大同思想的演进更替过程,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和内在的逻辑性,体现了近代中国乐观主义的时代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