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汉口地方法院所干的几件事

我1940年5月2日参加中统皖室（即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安徽省调查统计室）,历任该室所属之立煌工作队队员、组长、代理书记等职,同年10月中旬,我被调往中统汉口市调统室。     

旧时汉口杂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发生了天津事件,《大公报》由天津日租界搬到法租界新址。那年年底,胡政之派我去汉口当特派记者。在此以前,《大公报》只有南京、北平、上海三个办事处,我去汉口。也成立了办事处,成为四大办事处之一。我名为办事处主任,实际还是单干。另外,请陶菊隐先生担任特约记者。     

抗战初期更改原汉口日租界的街名

随着汉口旧城的改造,永清片已面目全非。沿江以上,原属汉口日租界一带也逐渐萧条,估计早晚都可能拆建。但这一带留下的一些历史痕迹,特别是抗战初期给原汉口日租界街道赋予的一些具有抗日意义的名称,仍令人难以忘怀。值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重温这些抗日英雄、抗日战场、抗日时刻的名称,对彰显武汉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历史,     

宁夏中国银行简史（一）

1912年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3号——大清银行旧址正式开业。中国银行总行(当时称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成立后，在北京、天津、汉口、济南、杭州、南昌、广州等地相继建立了分行。1912年10月11日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当时称天津中国银行1在天津法租界七号路14号成立。     

汉口沦陷时期闻见录

日寇侵占武汉期间,正是汉奸卖国求荣之时.有一批无耻之徒,先期出重金在旧法租界租住一两间房间,等待日寇来临,以便出面充当汉奸.如原江汉中学校长王知生,租住三阳里房屋,汉口沦陷时期,充当一女中校长.但实际上则控制整个汉口市教育系统,伪教育局长高伯勋以及后任局长肖治平均是江汉中学日语教员,为其老部下,受其指挥.王知生于1945年7月经叶蓬向伪行政院推荐,发表为湖北省教育厅长,王见敌大势已去,未上任.伪汉口市长张仁蠡原为一老牌     

上海谍战秘笈

今人戏称上海为“魔都”,这个称呼恐怕在八十年前更为贴切。国民政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日本的驻沪总领事馆、外国租界的巡捕房、中统军统的情报站、汪伪政权的杀人的巡捕房、中统军统的情报站、汪伪政权的杀人魔窟、弄堂码头的青帮红帮……群魔汇聚,明里暗里处处都是陷阱。各方特工有何取胜之秘笈？     

一九三三年,陈独秀在国民党法庭上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５日,由于托派内部叛徒的出卖,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并连夜被押往南京。在老虎桥监狱拘押半年多后,国民党江苏省地方法院才以“危害民国罪”对陈独秀提起公诉。为什么关押半年多不审判？国民党特务介入,结果发现陈独秀十分顽固,因为陈独秀案无油水可捞,故迟迟不能开庭。陈独秀在被审判之前的关押中,国民党特务显然是介入了,并对陈独秀进行了劝降活动。时任国民党中统特务的徐恩曾,就在其《我和共产党斗争底回忆》一书中,对曾参与劝降陈独秀活动做了叙述,陈独秀“由上海租界引渡到南京,我们给予比对待一般共党分…     

筹建民盟汉口市支部的回忆

民盟武汉市委是由解放前的中国民主同盟汉口市支部发展起来的.它的正式建立是1948年的事.不过,它最初的5个筹备委员马哲民、唐午园、李伯刚、吴传启和我早在1945年抗日胜利后就陆续来到武汉地区各自进行盟务活动.唐午园、吴传启是1946年从重庆来汉口的;马哲民是张笃伦任湖北省主席时由重庆到武汉的;我原在民盟云南支部工作,1947年春来汉口,在汉口精业专科学校、武昌高商、武昌私立中华大学等学校教书,并从事些民主活动。     

对淞沪抗战的回忆

一、淞沪抗战的爆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得手以后,从1931年11月起,先后在天津、青岛、汉口、福州、重庆、上海等地进行闹事挑衅活动。1932年1月中旬,日本帝国主义部署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压制抗日运动和军事侵略的阴谋,派遣军舰30余艘和陆战队     

《中统特务活动史》《军统特务活动史》出版

##正##马振犊、林建英合著的《中统特务活动史》与《军统特务活动史》,于2016年10月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在马振犊所著《国民党特务活动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了两岸及国外相关档案史料,特别是汲取了各方对原著的意见,将中统、军统特务组织的历史分别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两书脉络清晰,     

新疆和平解放后对国民党特务的登记处理

1942年,盛世才公开投靠国民党政府后,国民党两大特务系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和“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得以在新疆公开扩展组织,进行特务活动。“军统”特务组织发展概况1942年建立军令部第二厅直属的迪化情报组和喀什情报组。1944年8月,建立迪化电讯分台,在盛世才政权的警察机关新疆警务处设情报站,同年9月即派军统特务胡国振任处长,特务刘汉东任副处长兼迪化市警察局局长。随后国民党又从兰州军统兰训班学员中抽调特务来新疆,充实警务处及下属区、县警察局,同时在哈密、焉券、阿克苏、喀什、莎车、…     

郭潜，成为特务首脑的中共叛徒

中共叛徒中,投敌后做特务的很多,如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后被安置在军统局,做了戴笠手下的特种问题研究室主任。在数十年的国共斗争中,安排中共叛徒作特务,也是国民党方面的常用手法,按照国民党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系统来说,在军统系统的还有担任过中革军委秘书长的徐梦秋、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项乃光、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等;在中统系统做特务的有担任过中央特科负责人的劂顷章、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徐锡根、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卢福坦、中共上海执行局书记李竹声、中共南委宣传部长涂振农等。     

晚清西方人眼中的汉口印象

正自1858年《天津条约》允许英、法等国人持护照往赴中国内地始,汉口街头出现了西方人的身影。1861年汉口正式开埠通商,英、德、俄、法、日先后在汉口旧城区下首滨江地段上设立租界,由此,更多的西方人涉洋前来通商、传教或游历,并留下了大量文字记载,使我们得以从另一种角度了解当时汉口的面貌以及西方人对于中国人聚居的华界的印象。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凭借"南行控巴蜀,西去连鄢郢"这样得天独厚的地     

罪恶之窟──汪伪『21号』特工揭秘

罪恶之窟汪伪﹃号﹄特工揭秘文／蒋晓星１９３８年，原国民党中统特务李士群、丁默村等在日本特务组织“梅机关”的策划下，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７６号，原北洋军阀陈调元的公馆，成立了一个为日本特务机关所豢养的汉奸特务组织———特工总指挥部。１９３９年...     

也谈汉口德租界的收回与改制

汉口德租界设立于1895年10月,为继英租界后外国人在汉口设立的第二个租界。1917年3月15日,湖北武汉地方当局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接收了德租界。此为汉口收回的第一个租界。此后,俄租界于1924年7月,英租界于1927年3月,日、法租界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先     

智擒日伪奸细“三老搂”

在抗战时期,我党我军对情报及其传递工作极为重视,别小看它有时候不过几片纸,但价值却是巨大的,一旦落入敌人手里,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么,当时究竟是采用什么办法进行情报传递并确保万无一失的呢?看完下面这个智擒日伪特务的真实故事,大家就会恍然大悟。游子还乡山东菏泽城西北35里处,有个村庄叫圈头村,抗日战争初期为中共菏泽县委机关驻地,1942年属冀鲁豫边区南华县县委和抗日民主县政府驻地。     

“汉口第二特别区”五条街名来历

在汉口江岸区,历史上曾经有过五个外国“租界”.租界成为“国中之国”.租界内的街、路名,中国人无权过问,全由“洋人”自定.例如俄租界(1896年6月2日—1925年3月1日)几条主街,叫亚历山大街、玛琳街、列尔宾街、鄂哈街…….当我国收回后,成立汉口市第二特别区,首要任务之一便是将街名恢复“中国特色”.由督办沈子良牵头,请了几位“饱学之士”商量一番后,决定将由江边到亚历山大街的五条平行的马路(即今之沿江大道、洞庭街、鄱阳街、胜利街、中山大道)更名为:一德街、两仪街、三教街、四民街、五族街.由于俄租界在五个租界中面积最小,而它两侧的英、法租界,当时又未能收回,所以这五条街都不长.     

多才多藝的钱壯飞

钱壮飞是一个多才多艺、有学问,并有很强工作能力的人。他早年参加革命,在上海与李克农、胡底等人做党的地下保卫工作,曾打入到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中统内部,做机要工作,并任中统头子徐恩曾的秘书。1931年4月,在党中央工作的顾顺章叛变投敌,党中央机关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钱壮飞首先截获情报,当机立断,果断行动,抢在敌人行动之前送出了情报,保卫了党中央机关,为革命立了大功。这以后,他同李克农、胡底等随中央机关来到中央苏区,李克农在国家保卫局任职,钱壮飞当红军保卫部长,胡     

抗日报刊“孤岛”求生记

在中国现代史上,“孤岛”是个特定的名词,它指的是从淞沪会战后沦陷（1937年11月12日）到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期间的上海租界。在这个阶段,一方面,上海已经沦陷于日军之手;另一方面,上海租界地区因受英、美等国家的管辖而不受日军的直接控制。租界像大海中“孤岛”,尽管危机四伏,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爱国人士的避风港,在“孤岛”上,抗日宣传活动还可以有声有色地开展。     

日军进占公共租界后上海银钱业临时联合会的活动

侵华日军进占公共租界后,对上海华商银钱业实行统制政策,查封中中交农四行,致使租界内金融机构几乎陷入瘫痪状态。为应对复杂局面,上海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联合成立上海银钱业同业会员临时联合委员会,与日伪当局进行诸多洽商或交涉,以促使同业行庄开展金融业务,以最终尽可能维护同业各行庄利益。上海银钱业临时联合会与日伪当局的接洽或交涉活动,说明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主体的金融业同业组织并非甘愿听任日汪摆布,并非甘心投入日伪阵营;反之,却充分表明该两大组织在采取力所能及的手段,尽可能与日伪当局多方周旋,在为维护同业及客户利益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并收到一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