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史研究概况述评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国民党史研究呈现繁荣景象。李云汉在“中国国民党史研究和几个层面”一中,对包括海峡两岸的国内学的研究出版状况作了详细的评介。他说：“通论性党史述,为数当在50种以上”,其中“体系完整,内容充实,足资代表某时代、地域或特别方面”,而又常见的,有30种。有关国民党党史专论性作,包括阶段性、地区性、专题性以及有关党史人物的传记等一共列举了28种。各种论集有36种,所收学术论总数在300篇以上。     

吴虎鼎铭座谈纪要

王辉：近时长安县申店乡徐家寨村出土吴虎鼎,器形、纹饰皆有西周晚期特点。铭文中有"厉王",是截至目前最明确无误的宣王时铜器。历日为"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对研究周历法、王年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铭文记周宣王授予吴虎土地,由重要官员参预勘界,由史等记录,也是研究西周晚期土地制度的珍贵资料。本刊本期刊发长安县文管会穆晓军的简报,尽快报导了这一材料;李学勤先生的研究文章,则作了深人的考释。今天,编辑部邀请西安地区的几位学者座谈,对铭文进一步加以探讨。下面请大家发言。张懋：吴虎鼎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反映的…     

本刊作者读者座谈纪要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本刊编委会邀请在贵阳的作者、读者三十余人举行座谈会,就如何改进本刊工作的问题,向与会同志征求意见。会上,本刊编委会负责同志首先介绍了本刊几年来的工作概况和今后改进工作的初步设想。接着,与会同志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其间,对若干有纷歧的意见,开展了热烈的讨论。有些同志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发言,会后补送了书面意见。与会同志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及其诚挚中肯的意见,使本刊全体同志深受鼓舞,获益非浅。     

“近代中国与民族凝聚力”座谈纪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中国与民族凝聚力”研究组于1993年7月30日在近代史所召开了“如何开展近代中国与民族凝聚力研究”的小型学术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近代史研究各领域的知名学者张振鹃、刘存宽、丁守和、陈铁健、杨天石、     

虎簋盖铭座谈纪要

虎簋盖铭座谈纪要●本刊编辑部李自智：今天,本刊编辑部邀请西安地区几位青铜器、古文字学者就丹凤县新近出土的虎簋盖铭文开个座谈会。该铭有１６１字,记周王对虎的册命赏赐,在陕西近年出土铜器铭文中比较重要。铭有“三十年四月初吉甲戌”,年、月、月相、干支四个记...     

"新时期新史学"座谈纪要

20 0 4年 9月 2 4日至 9月 2 6日 ,应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之邀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河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等单位的 2 0余位历史学者聚会西安 ,举办了“新时期新史学”学术研讨会 ,围绕当前中国史学的新理论与新方法、新课题及未来趋势 ,以及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史学家的责任等等重大问题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者的发言不乏真知灼见 ,对于推进学界的有关讨论具有重要意义。本刊特辟专栏予以发表。文稿由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陈峰教授根据各位学者的发言和文字稿整理。     

关于大同火山问题的座谈纪要

1956年,苏联列别金斯基对大同火山群进行了一番考察,写出一本叫《大同火山群》的书。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中国地质学家关于大同火山群是死火山的论断是错误的,说"在公元五世纪大同火山仍有活动","不是死火山,而是休眠火山"。问题很尖锐,这是一个关系到火山区内几万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问题。这个结论是否符合于客观实际呢?当地的贫下中农,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发现四件汉代陶器,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文物考古工作者、地质工作者按照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教导,走到群众里边去,和广大贫下中农在一起,用新发现的大量历史文物和地质调查所得的新材料,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了一致的看法,证实了列别金斯基的结论完全缺乏科学性,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结论。大同火山群所在的雁北地区的各级领导都很重视这次调查研究。1975年11月,他们专门邀请当地贫下中农的代表和科学工作者进行了一次座谈,进一步推动文物考古工作更好地为现实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服务。大同火山活动时代的考察成功,是在党的领导下,专业科技人员同贫下中农相结合,发动广大群众,开门办科研的结果。事实雄辩地回击了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所散布的闭门"提高",极力抹杀工农兵作用的种种奇谈怪论。下面是会议上部分发言的摘要。     

关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座谈纪要

今年四月至六月,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楚故都纪南城内的凤凰山,发掘了一座距今二千一百四十二年的西汉早期墓葬,即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出土文物五百余件,并发现一具保存完整的男尸。在毛主席"古为今用"的方针指导之下,为了认识这座汉墓发掘的意义和价值,推进研究工作的开展,七月上旬,湖北省纪南城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邀请工农兵和文物考古专业人员进行了座谈。这里将部分同志的发言摘要加以整理,供读者参考。     

本刊邀请广州部分专家学者座谈纪要

本刊邀请广州部分专家学者座谈纪要《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为进一步办好《近代史研究》，本刊编辑部于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２日在广州举行座谈会，张磊、李时岳、方志钦、刘望龄、方式光、邓开颂、王杰、张富强、林家有、桑兵、陈周棠、钟卓安、莫世祥等１３位广东地区的中国...     

“纪实作品能否虚构” 座谈纪要

近几年,标明“纪实”的出版物越来越多,而这类作品所引起的批评和争议也越来越多,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纪实作品能否虚构。针对这个问题,本刊和上海《文汇读书周报》近期联合组织了系列研讨活动。1997年10月17日,首先在北京邀集历史、文学、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十几位专家学者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会议由本刊主编杨天石主持。     

陕西韩城市梁带村周墓发掘座谈纪要

2005年下半年,陕西韩城市梁带村发现了大型的周代墓地。至12月份,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已对3座带墓道的大墓进行了清理发掘,出土了大批青铜器、金器、玉器等珍贵文物。这是 30年来陕西境内发现的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墓地。消息披露后,引起了各方面的广     

宝鸡眉县杨家村窖藏单氏家族青铜器群座谈纪要

2003年1月19日傍晚,陕西省杨家村一西周晚期窖藏出土青铜器27件,皆有铭文,最长者有372字,是建国以来发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     

李先念谈党史和党史研究

正李先念是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新中国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探索者。他在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对于如何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有着丰富的论述和实践,其原则和方法对我们当下党史学习有诸多启发和借鉴。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如何编写、学习党的历史,李先念指出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他说:"写好历史,一方面要收集大量历史资料,掌握第一手材料,分析研究,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另一方面请一些老同志回忆当时的历史情况,挖掘活材料,并把这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关于日本的中国近代史书评

日本是人均书籍出版量多年稳居世界前茅的国度。因之,除了书籍广告和书讯,对于书评也是予以重视的。日语所谓书评,《广辞苑》的解释是“对书籍的内容进行批评和介绍的文章”。日本史学界的学术刊物,突出者如《史学杂志》（史学会编辑）、《历史学研究》（历史学研究会...     

晚清民初中国的国民国家构筑与国民铸造——评于逢春著《中国国民国家构筑与国民统合之历程》

19世纪80年代初期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是晚清民国政府构筑“国民国家”的时期。“国民国家”即“Nation-State”,又译为“民族国家”,至于其含义,评者赞同丸山真男的说法:一些以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以及其他文化传统的共同性作为基础的族群(或称之为民族),对自身文化的一体性具有明确的自觉,并且是针对外部来拥护自身文化的一体性,在此基础上,它把自身的存在提升到政治上的高度,并迫切要求形成国家共同体,即国民国家。①国民国家是一种有着明确的线状边界的政治共同体,这种代表“民族—国民”(the nation-people)的主权国家萌芽于17世纪…     

中国饮食文化塑造的国民性格

自古以来,文化主宰民族、国家、家庭,甚至个人命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天,人类对全世界的文化进行了归类和研究。我国从各个角度研究文化,形成了不同学科。其中,饮食文化是众学科之一,通过对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饮食礼仪、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中国人的饮食文化观。这种观念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     

近代中国音乐与国民意识

<正>近年来,学术界对近代中国音乐和国民意识的研究成果颇多。其中,但兴悟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再诠释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0期)、王力平的《从孙中山民族革命实践的悲剧意识看近代民族凝聚力的思想误区》(《暨南学报》     

新时代是党史新中国史研究的新领域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年的历史,既是党史,也是新中国史。在一定程度上说,它们二者是重合的。党史是新中国史的核心部分,党史贯通新中国史的始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史新中国史有了新的内容。新时代标注了党和国家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它既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延伸,同时又是新的历     

诸子百家对中国国民性格的影响

道家对统治者要求清净无为,对老百姓要求无欲不争,理想是回复到"小国寡民"的原始自然之中。     

国民参政会性质研究述评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成立的一个特殊的国家最高政治机关,它的地位作用和性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出现了纷繁复杂的观点,或把国民参政会说成是一个代表人民参政的民意机关(或准民意机关),或把它说成是一个仅仅供国民政府进行咨询的最高机关,或把它说成是一个特殊的具有双重性质的咨议机关,等等.本文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