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humdan为唐长安外来译名的新证

本文以西安新发现北周史君墓中有明确纪年的粟特文与汉文双语对应题刻,证明Khumdan确为长安外来译名“胡姆丹”,是继敦煌粟特文古信札和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记载后的又一确切证据,针对长期以来关于Khumdan所引发的众说纷纭、歧义杂乱的谜团,作了回答,并对有关文章的推测失考和不符合史实之处进行了商榷。     

从馆藏文物看东西方文化交流——西安地区博物馆和撒马尔罕地区博物馆的丝路文化联系

善于经商的粟特人一直活跃在丝绸之路繁盛时期,他们不但在中亚的撒马尔罕等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即中国古文献记载的康国,而且还大量来到中原,在当时的长安定居,其中部分人还在中原政权担任官职。今天,在西安地区的各博物馆(院)中保存了许多留葬长安的粟特人墓葬出土文物与陵墓壁画,反映了粟特人的文化习俗与特征。同时,中亚的撒马尔罕阿甫拉昔普出土的大型壁画,也充分体现了粟特文化与以及粟特人国家与唐王朝的交往。通过对西安地区与撒马尔罕地区相关文物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丝绸之路繁盛时期,中原地区与中亚地区的国际交流与往来。     

唐代长安的宦官住宅与坟茔分布

唐代长安的宦官住宅与坟茔分布杜文玉一关于唐代长安宦官住宅的情况,宋敏求《长安志》有少量记载,徐松《唐两京城坊考》、阎文儒等的《两京城坊考补》、李健超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等书,都陆续增补了一些宦官住宅资料,人数达到７０人之多。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增补１人...     

从景教碑所镌僧寺看中西交通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布

现存西安碑林、建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的景教碑,是迄今所知第一部关于基督教传入我国的确凿史料。本文根据景教碑刻文,佐以我国有关史籍,综合诸家之说,通过阿罗本经丝绸之路于贞观九年(635)被迎入长安,及烈循海路于开元元年(713)到达长安,伊斯等自小王舍城于天宝末年(755)来华,探讨了中西交通情况;通过景寺分布,景僧人数和所任教职,探讨了自贞观九年至建中二年一百四十六年间景教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传布情况。     

新发现安优婆姨双语塔铭之粟特文铭文初释

安优婆姨塔铭是目前所知的第三方汉文—粟特文双语铭文,本文对这一双语铭文的粟特文部分作初步释读。粟特文铭文的主要内容是安氏的籍贯、经历、宗教信仰和卒葬地等,亦包含家人对其离世的哀恸之情。安氏是源自粟特地区安国的胡人妇女,其家族入华后著籍凉州姑臧,开元年间迁居长安,在那里接触并信仰了隋唐时期佛教宗派之一的三阶教。基于信仰的原因,卒于长安的安氏最终葬于终南山,立塔于三阶教祖师信行塔旁。以上内容同样也出现在汉文铭文中,但两种语言的铭文在个别语句上表述稍有不同,粟特文铭文在具体细节上也更为丰富,且有些语句未见于汉文铭文。     

考与《景教碑》有关的人和事

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在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出土,揭开了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端绪。三百六十多年来,围绕《景教碑)的历史,碑文的翻译及解释,我国及世界各国的学者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发表     

试论唐代的蕃客及蕃坊的建立

唐朝时期,阿拉伯、波斯等地商人来华经商,这些人被称作"蕃客",他们大多聚居于长安、广州、扬州各口岸.随着穆斯林商人的日益增加,便有了"蕃坊",唐朝政府也在蕃坊中设立了管理机构来解决蕃坊中一系列的问题.     

新见唐代安优婆姨塔铭汉文部分释读

新见《大唐故安优婆姨塔铭并序》,是一方入华粟特人的塔铭,该塔铭由汉文和粟特文两部分组成。汉文部分共11行(包括题目),粟特文共17行。通过汉文部分考释可知,塔铭的主人出于昭武九姓的安国,但已经内迁到凉州姑臧,其族群当属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其居住地长安外郭城群贤坊地近西市,是唐代旅京外族人集中居住区。与常见的粟特人信奉祆教或摩尼教等三夷教不同,据铭文中"普别二法""一乘"等概念,联系隋唐时期佛教发展史实,征之以新出文献和文物,推测此优婆姨当为三阶教信徒。她虽然是在家修行者,但没有依据世俗的葬法,而是与其他信徒集中在三阶教创始人信行葬地附近埋葬,葬俗或属当时佛教的林塔葬。     

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

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程越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著名,自汉代起就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他们经由碎叶、高昌等地进入河西,与中国贸易、通使,又同突厥、回鹘、吐蕃等边疆民族政权建立过密切的联系。隋唐时期,中外交流空前发达,同时也成为粟特人入居中国并走向汉化的重...     

多极政权时代的个体生命史与社会流动--《曹仲达与“曹家样”研究》续篇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历代名画记》等唐宋书画与佛教文献,首先考证曹仲达为移居汉地的数代粟特移民之后,其人生经历了三个阶段:南朝、北齐邺城以及北周、隋代长安阶段。其次,通过对粟特故地、西域等地和北齐相关考古图像材料的细致比对,推证“曹家样”与粟特故地美术之间有着密切但非直接的关系。第三,探讨了“曹家样”的形成过程是模仿-转译-创新,这一艺术风格在汉唐艺术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长安城坊里宅第变迁原因初探

唐都长安外廓城坊里中除寺院、道观、店铺、旅舍(旅馆)、家庙及一些宫邸(如诸道进奏院、尚书省亭子、宗正府亭子、折冲府等)外,更多的则是唐人之宅第。这些宅第在隋文帝杨坚建都大兴城(唐长安城)以后,经过唐朝近三个世纪的漫长岁月,此间曾先后发生过一次次或大或小的变化。本文拟对唐长安城坊里宅第变迁原因作一些探讨,以期对唐长安城坊里宅第的建筑制度,唐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根据有关文献及碑石墓志的零星记载,     

北朝至隋入华粟特人墓志研究

本文在对目前考古发现北朝至隋入华粟特人墓志出土情况、内容、分布、形制等方面分别介绍的基础上,对其间入华粟特人墓志的形制与志主品秩做了比较研究,从中发现在北朝时期入华粟特人墓志大小与志主的品秩已呈明显正比关系。出土墓志反映了唐以前入华粟特民族在中原的主要活动范围,见证了在华粟特首领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且遵从于中原统治阶级的等级要求。     

日本两通翻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在日本有两通翻刻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通立于京都市的京都大学,一通立于和歌山县高野山。珍藏在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是唐代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在长安大秦寺立的。于明代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从西安西郊出土以后,被安置在崇圣寺的后院。当时该碑的一张拓片被辗转送到浙江杭州的著名学者、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公元1569-1630年)那里,李之藻同从明末来中国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有来往,因而,《景教碑》出土的消息,很快就被在杭州的外国传教士知道了。他们派鲁德昭于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亲     

中西学术之间:荣新江新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的新作《中古中国与外来明》由三联书店于2001年12月出版。该书是他研究粟特和摩尼教、景教论的汇编,集中地展现了他近年研治上述问题的成果。该书反映了中国大陆历史学界对这个有国际影响的学科研究的最新水平。我这     

镇江“大兴国寺记碑”研究

《至顺镇江志》中所载"大兴国寺记碑"为研究基督教在元代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基督教(景教)的教义、景教在江浙地区的流传、景教在元代的兴衰、元政府对景教的政策、景教与佛道等教的关系至为重要。     

唐五代宋初敦煌的袄教崇拜

祆教,拜火拜天,尊崇光明,初发端于波斯,风靡于中亚诸国。十六国北朝时期,随着大量中亚和西域胡人商贩牟利东来,波斯祆教亦传入中国,史称“事胡天”或“拜胡天”。据《隋书》记载,北齐时在邺城已经出现了“事胡天”的祭祠。北周为化育万邦,招揽西域胡人,皇帝亲自参加“拜胡天制”。唐自武德四年(624)起,先后在长安布政坊西南隅、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布政坊,     

隋唐长安坊市胡人考析

坊市制是中国古代官府对城区规划和市场管理的制度,亦称坊制。唐中期以前,中国城市是坊市制格局,居民区"坊"和商业区"市"彼此严格分离。本文主要结合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分析了隋、唐时期长安坊市胡人聚居区的形成与分布情况,以期为研究隋、唐时期的城市发展、对外贸易等提供借鉴。     

唐五代岭南西部粟特人踪迹考

通过对唐五代时期岭南西部粟特人活动踪迹的查找和考证,文章借以分析该时期在岭南西部的粟特人事迹、他们南下的目的及其五代以后不见于史籍的原因。这些粟特人是在唐中后期朝廷重用胡将、岭西战乱频发、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从北方南下岭表,没有确切的例子说明岭南西部有来自海路的粟特人。他们大多以军职或行伍世家的面貌进入岭西。在有限的材料里仍能清晰地了解到他们华化的过程。入宋以后,由于入华粟特人长期以来通过改变姓氏、郡望、民族以及与汉族通婚等形式,改变了原有特征,其民族性已杳不可考。     

固原史姓粟特家族多元信仰探讨

中亚的粟特人自汉代起就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宁夏固原隋唐史姓墓是国内目前已知的大型粟特人家族墓地。根据墓中出土文物,结合历史文献,能够看出当时同一家族中体现出佛教、祆教和儒家文化等不同信仰因素,这种多元信仰的形成可能与粟特人本身宗教传统、统治者的倡导及固原当地汉化等有关,由此反映粟特家族在迁徙入华之后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变。     

浅谈唐代丝绸之路景教绘画

唐代,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在中国境内展开过一定规模的传教工作,汉文文献称之为景教。会昌五年（845）后,受灭佛运动的影响,景教在中国内地趋向衰亡。近年,有关景教的研究在中国逐渐受到学者重视。然而,大多数文章侧重于研究景教在中国的兴衰以及世存的景教碑刻与写本经书,对于景教流传期间留下的绘画艺术研究甚少。本文通过对现存部分景教绘画艺术的梳理,呈现出景教独具魅力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