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强人与政坛弱者之间的罗振玉

说及中国近代文化史,有一个人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此人便是集我国近代甲骨学、考古学、敦煌学、金石学于一身的罗振玉。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是以满清遗臣自任的罗振玉。"     

一代文化宗师罗振玉

提及中国近代文化史,有一个人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此人便是集我国近代甲骨学、考古学、敦煌学、金石学于一身的一代宗师罗振玉。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是以满清遗臣自任的罗振玉。”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成果的全面梳理与总结——《当代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述评

<正>中国近代为重要的文化转型期,故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目前国内对近代中国文化史研究成果显著,但由于起步较晚,学科反思和总结不足,在研究成果方面存在着见树不见林的问题。因此,对当代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成果的细致梳理和总结尤为必要。2022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研究员主编的《当代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一书,全面总结和展现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和现状。该书视野宽阔,不仅立足整个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而且对比和借鉴了西方相关学科的理论,对我国文化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总结。     

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均关心人的生活,生活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社会文化史的面目出现。日常生活在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中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表述的方法不一,然而都是这些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认为,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应更加明确与自觉地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依据研究重心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80年代末,研究重点集中于思想家个案及政治思想史方面;二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研究重心逐渐转变为以社会思潮史及思想家个案为主;三是90年代末以来,研究重心集中于社会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领域.正是在研究重心的逐渐转移过程之中,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广度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亦渐次深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复兴;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领域、新词语与观念变迁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近代社会文化史正在成为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思想与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华银投资控股公司共同主办的“严范孙、张伯苓学术论坛———‘思想与社会’学术讨论会” ,于 2 0 0 1年 4月 6日至 8日在南开大学召开 ,莅会学者有 80多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刘泽华教授做了主题报告。这次学术会议的主题是“中国思想与社会” ,集中讨论思想与社会互动过程问题。主要议题是 :关于中国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回顾与评估 ;关于中国思想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专题研究 ;关于家庭、家族观念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等。有关的学…     

考察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新视角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6月30日至7月2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北京文化发展研究基地协办的“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1家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新闻出版单位的百余位学者出席了这次学术盛会。到会的著名学者有金冲及、李文海、胡绳武、龚书铎、刘桂生、张海鹏、耿云志、王晓秋等教授。大会共收到论文70余篇,所述内容涉及到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综观这些论文,议题广泛,内容丰富,发掘深入,既有对文化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等宏观层面的探讨,也有对近代文化史传统领域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同…     

“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4月23日至24日,第二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80余名国内外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者参加了会议,围绕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学术范式和话语,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西学与近代中国文化,国家、社会与文化变迁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历史、文化与民族:20世纪前期中国文化史的兴起

20世纪初,西方“文化”概念成为整理传统中国历史遗产的重要概念工具。国人编纂文化史有意展现传统中国的文化成就,反映出中西文化竞争下,国人隐秘的文化争胜意识。“文化”与“历史”结合,逐渐成为历史叙事的核心概念。文化史在史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判断、时代分期、研究方法等方面发展出自身特征,亦反映出西方文明史、文化史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中国“新史学”的影响。文化史在实践中注重对民族历史生活的呈现,表现出民族史的特征,其叙述特定群体或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揭示群体的精神内核。历史、文化与民族融会一体,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权威失坠的情况下,文化史构建了一种彰显社会凝聚力的叙事。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8月11日至8月14日,国内首次“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这次会议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共有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两岸三地的50余位具有史学和医学等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学者参加。与会学者主要围绕着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问题与方法、殖民医学与中西医学文化交流、中国历史上疾疫与社会应对、中国近代的卫生观念与机制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医生、医疗行为与药材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1.疾病医疗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梁其姿(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在主题报告《医疗…     

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

自从人类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的基本形式就是时间和空间。而历史存在的空间范围,主要是指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中外学者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认识到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具有密切联系。“对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之关系的认识,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认识过程中,中国近代以来的学者的贡献是应当特别受到重视的;而对于中国古代学者,尤     

酋邦、早期国家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形成问题

当代人类学者提出的酋邦理论,对于完善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早期社会组织进化的学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酋邦可以对应于我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天下万邦”的“邦”,即今日治先秦史者经常提到的“族邦”。这样一种氏族结构不仅存在于中国前国家时期,也存在于国家刚产生后的一个阶段。一些中外学者称中国这样一类结构特征的文明古国为“早期国家”,以别于在下一个历史阶段产生的古希腊罗马国家,这种说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种补充。     

“第二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4月23-2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第二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内外的80余位近代文化史研究者围绕近代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及诸多核心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近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与章太炎

胡适与章太炎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学术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章太炎是最早主张用资产阶级价值观整理“国故”,并率先有系统地尝试研究中国学术的学者。他以西方传入的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以佛教唯识宗为参照,运用传统的考证学方法,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学术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评述,堪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学术的先驱。胡适则是在章太炎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理国故”运动的创导人,是把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和整理推向一个新阶段的后继者。他以杜威实验主义哲学为指导,以     

第三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07和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先后主办过两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集中展现近年来近代文化史领域的新成果,2015年10月23日至25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办了第三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近40个学术机构的6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共提交学术论文50余篇。本次研讨会以"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为主题,围绕近代思想文化、学人与学术、社会文化、文化交流、教育等主题展开热烈的研讨。与会学者充分肯定近代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总结了近年来相关领域取得的新进展及其发展趋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实

近几年来 ,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论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 ,虽然这种概括自西方近代历史的理论能否有效解释中国历史仍需检验 ,但它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角度。 2 0 0 4年 1 0月 2 2日至 2 4日 ,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 ,就社会与国家理论在中国古代史领域 ,特别是在汉唐史研究中的应用展开了深入探讨 ,并展现了一批在社会国家关系视野下研究汉唐史的成果。会议由华师大历史系主办 ,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协办。世界著名汉学家谷川道雄率领 1 1位日…     

要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后殖民理论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

大陆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经历“文化侵略”、“文化交流”和“现代化”三大范式的转换之后急需建构新的研究范式。爱德华·萨义德等人提出的后殖民理论 ,特别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为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解释框架 ,以重新审视传教运动对西方和中国社会的复杂影响及其与西方殖民主义权力体系之间的关系 ,向研究者展现了一个极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因此应该成为今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     

读彼得·伯克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

彼得·伯克教授(Peter Burke)是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教授。伯克主要研究欧洲近代早期的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化史,并注重观察和研究当代史学的趋向,特别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关系。1980年,伯克在苏塞克斯大学开设"社会结构及社会变革"课时,写作了《社会学与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