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长安三年括户——与孟宪实先生商榷

大谷文书 2 835号是一份研究唐代括户的重要文献 ,由文书来看 ,敦煌县在长安三年括户中的态度是积极的 ,李峤有关逃户对策的变通性建议在此次括户中也已被部分采纳。逃户的原籍地政府与逃户的寄居地政府 ,对于不同括户政策的态度很不一样 ;大地主在政府括户时的特别动向 ,主要不是表现在言论上 ,而是表现在行动上 ;逃户的发生会影响到原籍地的租税 ,而逃户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是土地问题而非括户政策本身。     

在危机中开创生机:评武周时期的逃户措施及其意义

武周后期户口大量逃亡,对社会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武则天从深远和实际的利益着手,突破常规,改变逃户的法律地位,采取积极的诱导和安抚,且辅佐刑令的宽猛相济、灵活合理的户口政策,使逃户得以复籍安身.武则天的逃户措施,是一场重大和影响深远的社会经济改革.它不但化解了逃户问题所可能引起的危机,还从危机中为日益困难的财政创造生机.它的成功经验为日后朝廷制定逃户政策带来了重要的启示.更值得重视的是,它也是中国古代专制王朝从用严刑峻法取缔逃户,发展到以彻底修改法令正式承认逃户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过渡.     

两汉吏治简

严格说来,要到秦汉,才是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秦以前的中国,只可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直要到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而其所辖的各地方,也已经不是封建性的诸侯列国并存,而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郡县制度的行政区分了。因此讲中国传统政治,可以径从秦汉讲起,以前暂略不论。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之延续。所以秦代暂亦不讲,而只讲汉代。     

中国文化遗产中央直接管理的可行性分析

根据文化遗产的价值和类型,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是世界各国遗产管理制度的基本取向。由于不同的历史原因和制度条件,各国中央政府对文化遗产管理的程度、范围不同。在这些制度条件中,地方政府是否对土地拥有直接控制权、地方财政的支出比例、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等因素,决定了文化遗产中央直接管理的程度,也构成了中国文化遗产实行中央直接管理的最主要约束条件。     

边疆开发视域下“新理想、新社会、新制度之创造与实验”——以民国云南开蒙垦殖局为中心

民国时期垦殖作为开发边疆的重要举措,关乎国安民利。抗战时期云南边地垦殖受到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双向互动与博弈。而开蒙垦殖局的设立与发展,可谓是此种边疆开发过程中为实现化边疆为内地,"从新建设农业"的"新理想、新社会、新制度之创造与实验",具有浓厚的制度创新色彩。     

武则天与神都二三事

武则天在洛阳执政数十年,最后登上女皇宝座,武则天在洛阳的数十年间是唐代洛阳最辉煌时期,武则天与洛阳的许多历史事件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洛阳武周时期历史离不开武则天。通过含嘉仓与丝绸之路就可以深刻了解武则天对洛阳历史的贡献。     

元代西藏地方的基层组织

本文利用藏汉文史料,探讨了元代西藏地方的基层组织,认定在万户、千户之下即是百户和什户组织,马头（五十户）曾用于括户和应驿;《汉藏史集》所载元代西藏地方行政组织结构,应为可信的史实。     

从联邦到均权:孙中山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探索

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难解之结。１９世纪末期２０世纪初年,联邦思潮在中国悄然兴起。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在思考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时亦主张实行联邦制。但民国肇建之后中国政局演变的纷乱,使孙中山深切感到实行地方分权的联邦制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且易为军阀利用又不利国家统一,而实行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又易产生专制政府。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与理论探索,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孙中山最后形成了一种集联邦制与集权制两者之长的均权构想,希望中央与地方关系以此达到分权而不分裂、集权而不专制的最佳境界。孙中山这一均权构想,是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秦代两种“赋”的性质及其地域性

秦代已经有多种“赋”,但从岳麓书院藏秦简与里耶秦简来看,当时的赋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律令中有规定的、由县管理而课以民众的,用于军事方面及贡献中央的“户赋”;二是郡课以县官府的“赋”。目前未有证据说明此赋是课以民众的,它是县官府让其属下的劳动人员来完成的搜罗物品的任务。县官府完成任务后将这些收集品提交给中央。其用途与户赋相同,用于军事及贡献。文献中所见的“献”,是中央课以地方政府的,县通过赋的征收来准备“献”的贡献品。秦的赋在创设后,随着历史的演变,按照需求逐渐添加新的规定,并且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岳麓秦简《金布律》正反映了上述赋的特性。秦统一前后,可进行赋税收纳的地域逐渐扩张,并在很多新领域征收了赋税。秦结合这些新领地的地域性进行了巧妙的征收。     

从“直督之争”透视民初直隶地方议会的权能与地位

辛亥革命后,直督之争始终是直隶地方议会机构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的重要政争之一。直督之争的实质是在由集权政制向分权政制转型初期,直隶地方议会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围绕人事任免权的政治博弈。直督之争的结果说明,民初传统行政权力高于一切的政治权力格局并未发生质的变化,议会也未取得应有的权力,作用也十分有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冀省“废苛减附”治理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在表象上归于统一,但地方主义势力彰显。聚敛钱财、搜刮民脂成为地方实力派对抗中央的主要手段,这既造成农民捐税负担过重、农村经济疲敝,又严重侵蚀了中央政府权威。国民政府为防止中央政权稳定性缺失,从削弱地方财权入手对各省进行整合控制,并于1934年发起全国性的"废苛减附"治理运动。河北省的实践结果表明,在这场运动中地方政府为保存实力纷纷抗争于中央,而中央唯一考虑的是收权并控制地方,中央与地方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无不显现出国家政权的"碎割"和中央权势的弱化。     

清末法律教育刍议北大核心CSSCI

戊戌变法时期,在中央未能做出改变的同时,地方上的部分学堂已经尝试将法律引入课程之中。地方政府通过派人去日本考察以及大胆的实践,在促进法律教育兴起上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中央政府通过借鉴日本学制与吸收地方政府办理法律教育的经验制定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但是为了能够控制局势,中央限制了法律教育的普及。清末修律、预备立宪使得地方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这才迫使中央政府不断调整癸卯学制中对于法律教育的限制。而正是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法律教育的兴起才真正得到实现。纵观整个过程,地方政府更具活力,不断推动中央政府实施变革。     

海门县学考述简

地方官学是指各级地方政府依中央的诏令而设、互的学校。在传统王朝的教化体系中,地方官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教化、教育、礼仪、科举等多方面的职能。     

清末法律教育刍议

戊戌变法时期,在中央未能做出改变的同时,地方上的部分学堂已经尝试将法律引入课程之中。地方政府通过派人去日本考察以及大胆的实践,在促进法律教育兴起上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中央政府通过借鉴日本学制与吸收地方政府办理法律教育的经验制定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但是为了能够控制局势,中央限制了法律教育的普及。清末修律、预备立宪使得地方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这才迫使中央政府不断调整癸卯学制中对于法律教育的限制。而正是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法律教育的兴起才真正得到实现。纵观整个过程,地方政府更具活力,不断推动中央政府实施变革。     

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政策的实施与各省地方政府的反应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实施法币政策的直接导因,是为了制止白银外流,但实施统一的法币政策一直是南京国民政府整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步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制止白银外流只是法币政策实施的一个契机。本文试图以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为中心,对法币政策实施前后中央与各省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一考察。     

试析民初废省论争

民国初建,政局纷扰,社会上要求重划省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废省设道的政区变革方案一度十分流行.袁世凯政府从巩固自己的统治出发,不完全赞成废省,企图用“虚三级制”的方式来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而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则力图保持现状.民初的政区变革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它与民初政争密切相联,体现了当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发展,是观察当时政治问题的一个新视角.     

本世纪以来的武则天研究

本世纪以来的武则天研究王双怀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早在封建时代,人们就曾对武则天进行过种种评论。本世纪以来,武则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介绍武则天的通俗读物应运而生,研究武则天的学术论著也纷至沓来...     

武则天并非我国最早称帝的女子

许多人都认为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称帝的女子,其实不然。武则天称帝的时间是公元690年至705年,而在公元653年,也即唐高宗永徽     

近三十年来的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综述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政治制度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民族等各个方面。作为政治实践中的一大难题,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逐渐成为当前学者们高度重视的课题。为推进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本文对近三十年来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状况作一综述,以备参考。一、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概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产生。李治安《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认为,夏朝就出现了统一的中央政权和中央辖属的地方政权。因此,从夏朝开始,我国就产生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周振鹤《中央地方关…     

中古英国地方自治研究综述

英国是“地方自治之家”,近代英国独具一格的地方自治制度树立了良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这一制度可以追溯到中古时期。因此,对中古地方行政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理解“地方自治之家”的由来与发展提供历史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