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义和团与宗教迷信

八十年前发生的义和团运动,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充满着宗教迷信色彩的反帝爱国运动。如何看待这一运动中的宗教迷信,1980年《历史研究》第一期发表了题为《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的文章,文中写到:义和团运动“由于宗教迷信色彩浓厚,使整个运动显得格外蒙昧落后。义和团运动不能持久,终归失败,封建迷信造成的蒙昧主义,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反帝斗争的流血战场毕竟不是戏剧舞台,用机枪大炮武装起来的外国侵略者也不是西天路上可以用佛法扫除的妖魔。”而且还断言,这种宗教迷信“实在难以用群众运动的主流和支流的理论来解释”。这就是说,义和团利     

十九世纪末鲁西南地方权力结构与民教冲突

19世纪末鲁西南地区频繁发生的教案、民教冲突与地方权力结构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正是楔入乡土社会的教会势力破坏了地方上的权力结构,并与传统的地方权力结构分享乡土社会的控制民众权,使得以官绅为代表的地方权力阶层权势和利益受损,才导致了由地方权力阶层领导的反洋教运动。因此与其说双方的冲突是一种侵略与反侵略斗争或宗教与文化的冲突,不如说是双方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保卫战。     

论神话与宗教的区别

神话和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同时又有着重大的差别。从今天还有人认为神话即宗教,“神话是宗教的组成部份”的观点来看,对此二者的认识还有一定混乱,本文试图探索它们的关系与区别。一、关于神话的起源关于这一问题,国外各学派都有自己的解释。如认为神话是古代宗教观念的产物(神     

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

本文是从一本尚未完成的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书稿中抽出来的两章,上篇是书稿中的第十八章,下篇是书稿中的第十九章。因为是整本书稿中的一部分,所以作为独立的文章来看,显得缺少了某些内容,例如关于义和团发生的历史背景,这里就没有谈到。还有需要说明的是:一、文中都按阴历记月日,只在有些地方,加记阳历。二、这本书稿不着重于史实的考订,故除直接引语外,一般都不注明出处。文中所述的论点、所用的事实材料和其他方面,或有舛错,希望读者指正。     

关于萨满教的认识

什么是萨满教?尽管以萨满教名义所描述和解释的宗教现象在比较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的问题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但对什么是萨满教,国内外学术界却没有一致的回答。对研究者来说怎样或在哪一方面可以把萨满教称之为宗教现象或不把它看作宗教现象是一直被探讨的问题。这种探讨之所以如此漫长且莫衷一是,常常是出于人们对宗教理解的方式不同而导致的。人们对萨满教的认识区别主要来自如下几种不同的宗教理解方式。在强调宗教信仰和宗教崇拜的对象(神)是各种宗教的中心与基础的学者中,通常把萨满教规定为具体信仰对象和信仰系统,于是萨…     

宗教与世俗的平衡及其相互制约——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宗教观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与宗教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对抗关系。人文主义者对宗教的认识不是整齐划一的 ,也从来没有否认宗教和教会 ;他们以虔诚为前提来批评宗教 ,形成了自己的理想宗教模式 ,即追求宗教原始的真义 ,主张宗教宽容 ,并试图使宗教与世俗分离 ,并在更高意义上统一。人文主义者寻求宗教与世俗平衡的努力陷入了双重的矛盾 ,一方面他们更多地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来解释世俗和宗教 ,另一方面他们试图把教会改造成一个抽象的存在 ,结果陷入了自身无法消解的悖论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的宗教批判思想

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思想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他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切入点,阐述了宗教产生的根源和宗教的本质,认为"神是人本质的异化"。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出发,对费尔巴哈的宗教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形成了马克思对宗教的初步理解,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础。     

试论义和团时期山西的民教冲突

义和团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民教冲突的集中爆发期,这一时期的山西,因为邻近运动的发源地与地方官员强烈的仇教态度,最终出现了激烈的民教冲突。本文试从地方官绅的参与以及中央政府的态度等方面对这一时期山西的民教冲突进行论述,以期能对这一问题有透彻的认识。     

浅析宗教冲突的发生机制

宗教冲突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安全。排他性的宗教信仰、狂热性的宗教情感、偏离性的宗教行为以及逐利性的宗教组织等要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宗教冲突的发生机制。     

东西方在东欧问题上的冲突与冷战起因

以苏联和美国为双方代表的东西方冷战,是战后20多年国际政治关系的一个主要特征。笔者认为,东西方在东欧问题上的剧烈冲突是冷战的主要起因,这场冲突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场世界性冲突。让我们沿着历史发展的步伐来分析和说明这个问题。     

义和团起源研究的回顾与随想

在中国近代史上,很少有什么历史事件,像义和团这样引起过如此长期的众说纷坛的讨论──特别是义和团起源问题。一百年来几代的历史学者、政治人、传教士和记者为阐释这个问题留下了大量的文字。究其原因,这不仅是由于义和团的起源复杂、组织奇特、可供解释的文字史料和其他的人文传承物又过于零散,因而使这一历史现象本身就带有许多模糊不清、彼此矛盾的因素;而且也因为这是一个人们在考察晚清政局乃至考察中国的历史脉络时都容易发生联想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出于不同的立足点和方法论,勾廓出了许多不同的乃至于是对立的义和团“起…     

书写和口传:论中国宗教的两种类型

基于对传统关于中国宗教类型划分观点的批判性解读,本文认为从教理授受角度看中国宗教经典宗教和民间宗教两大类,它们分别奠基于“书写”和“口传”这两种宗教理解和传播方式。文章的第一部分分析了学界关于中国宗教类型的五种划分,文章的第二、三部分阐述了“经典宗教”和“民间宗教”的具体意涵及它们之间的显著区别,章的第四部分探讨了经典宗教和民间宗教的相互交涉。     

引人深思的黎医兴亡

黎医与中医颇为类似,都是以朴素的自然哲学观来解释正与邪的冲突．多是思维的辩证而罕有精确的计算,可以视作中医的一个派系。黎医的存与亡,归根结底是中西医学理念的矛盾。医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昌盛与否要看文化本身是否具有号召力。     

试论义和团时期的李鸿章

义和团时期的活动,是李鸿章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幕。当着北中国大地上迅猛发展的这一场如火如荼的群众反帝运动,向京畿发展并推向高潮之时,因甲午战败失势而僻居华南一隅的两广总督李鸿章,经历了试探“两广独立”——参与“东南互保”——谋受全权大臣的三步曲,重新登上清政府的权力中枢。李氏的行动,对庚子政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探讨李鸿章在北上主持和谈前依违徘徊的举止和心态,来解释和阐述由于这一场特定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引起的社会动荡,所加在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身上的时代色彩。     

南海航道更路经研究——以苏德柳本《更路簿》为例

《更路簿》是以潭门渔民为代表的海南岛东部沿海渔民记录的关于南海更路的航海指南,是研究我国南海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更路簿》不仅可以证明中国渔民是最早开发和经营南海诸岛的群体,同时还可以证明集渔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于一身的渔民群体在历史上曾与东南亚国家之间一直保有密切和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研究和调查《更路簿》及其背后人群的历史和文化对于理解和处理当前中国渔民在南海频繁遭遇矛盾冲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从佛教景教传播中国的成与败看外来宗教本土化的若干理论问题

文化学的理论研究表明：一种自我封闭的文化不可能保持其活力,只有通过与外界的接触和交流,才能获得继续发展的动力。从历史上看,文化交流的形式多种多样,宗教传播是其中的重要形式。一种宗教传入异质的文化社会中,双方能否进行实质性的交流,外来宗教能否完成其本土化,所取决的因素相当复杂,这些因素包括外来宗教自身因素,外来宗教与本土社会关系因素,也有外来宗教传播过程中方法论因素等等。代表着印度古代文明和精神价值之一的佛教在两汉交替之际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碰撞、冲突、融合中,逐步转型…     

16-17世纪英格兰占星医学的流行及其原因分析

占星医学是16-17世纪英格兰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占星医学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英格兰社会的肌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占星术认为宏观的宇宙影响着地球上的一切。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占星家是西蒙·福尔曼和理查德·纳皮尔。占星医学神秘的仪式感、占星医学把疾病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解释、占星家试图通过深奥的“科学”来解释这个世界的谜题是占星医学流行的主要原因。占星医学填补了当时医疗市场的不足,并为时人提供了宗教之外纾解病痛和压力的渠道。当时也存在对占星医学质疑的声音,认为它是迷信的、骗人的把戏。     

浅析印巴宗教文化差异对印巴冲突的影响

200多年来,南亚的两个重要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冲突不断。这些冲突的长期存在很大一部分是由印巴两国的宗教文化矛盾造成的。近年来,多种宗教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加剧了南亚地区动荡,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增添了许多潜在威胁因素。由此,宗教文化被众多国际政治学者重新进行重点研究,宗教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本文将从印巴两国的宗教文化差异入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究印巴宗教文化对印巴冲突的影响。     

武汉谈判与签订《汉口协议》

1945年8月28日,为了争取和平民主,避开全国性的内战爆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亲自率中共代表团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又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     

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个人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韦伯、桑巴特和托尼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各不相同。韦伯突出宗教改革对资本主义兴起的意义,重视禁欲主义、勤奋、节俭等新教伦理;桑巴特强调个人对财富和享乐的追求,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于奢侈。但他们都对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和精神危机表示忧虑。托尼同样担忧资本主义活动中道德伦理的缺失,认为宗教冷淡和个人主义的发展会带来恶果。格林菲尔德以某种“集体意识形态”替代韦伯命题中的个体意识,反对用个人主义解释资本主义。但她以“英格兰民族主义”为资本主义兴起与持续发展动因的论述,既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也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