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纡墓志读考

1982年春,由尤振尧、陈永清两先生及笔者清理了位于江苏省邳县(今邳州市)燕子埠乡青龙山东汉缪宇墓,其间调查发现被镶砌于石桥上东汉墓志一方。《文物》1994年第8期刊《东汉永寿元年徐州从事墓志》(下简称《从事志》),即为此志首次公开披露,遗憾的是《从事志》误、漏释较多。经与《从事志》作者切磋,于兹提供笔者的读考。     

司马迁和班固

一、时代的特点司马迁和班固都是汉代的人物。司马迁是在西汉,班固是在东汉。两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劳动力与过去有显著的不同。封建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中占了支配的地位。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抗,成为基本的社会矛盾。两汉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方面     

渡边将智《后汉政治制度の研究》评介

秦汉史研究发展不平衡,东汉史研究相对薄弱。近年来随着东汉史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在不少领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日本学者渡边将智先生在其论著《后汉の皇帝支配体制と政治制度の构造》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的《后汉政治制度の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2014年3月）是一部研究东汉政治史的力作。该书以东汉政治制度为中心,着重探讨了东汉皇权体制。     

广州旧方志简述

一、广州旧方志沿革情况 广州地区修志始于东汉,其发展过程及各个时期的基本特征与全国大体一致。从东汉至南北朝为初创时期。东汉番禺人杨孚修《南裔异物志》（又称《异物志》、《交州异物志》、《交趾异物志》）是我国第一部地区性物产志,也是南海郡人第一部学术著作。此志中有四言押韵赞语,被后人看成广东诗歌创作之始。此志已佚,清人曾钊从《水经注》等古籍类书中辑佚,成两卷本。     

《东观汉记》考证

一东汉时期的基本史料公元25年至220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东汉王朝的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史上具有颇为重要的地位。但是,史学界对于东汉史的研究相对说来比较薄弱。东汉的历史舞台似乎不如此前的先秦西汉那样引人入胜,也不如此后的魏晋南北朝那样丰富多采。造成这种印象或许有种种原因,而东汉时期的史料较为缺乏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现在研究东汉史,最基本的史料毫无疑问是南朝刘宋时代范晔编撰的《后汉书》。在前四史中,《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点,那就是撰修史书的作者距     

《四民月令》之“四民”新解

<正>对于《四民月令》,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东汉豪族兴起背景下,基层社会生产生活的组织和管理方面以及它所呈现的是否属于豪族庄园经济,其结论虽各异,但就"四民"的理解而言,多笼而统之地认为指的是传统的士、农、工、商(如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9页;卢嘉锡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页;柳春藩:《东汉地主制经济发展的特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4期,第58~66页)。但是,按照名实     

东汉王朝行政中枢权力的分割

秦汉王朝的行政中枢主要由三公九卿等构成。汉武帝前,国家行政权力主要掌握在三公手中。汉武帝开始,出于集中皇权,削弱相权的目的,重用尚书,使之成为发号施令的工具。这是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变化。东汉初,光武帝为进一步集中皇权,“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对此,《通典·职官四》说:“后汉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事而已”。《历代职官表》也说:东汉“事无巨细,皆是尚书下三公,或不经三公径下九卿”。似乎,尚书成为行政首脑,     

四川郫县东汉残碑的性质和年代

《文物》1974年4期刊载《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一文,公布了《王孝渊碑》和另外一块东汉残碑的新材料。两碑同出于一墓中。后者是利用旧碑改作墓门使用,碑身上半截和碑文首尾部分都已毁坏,     

曹操是三国时期人吗?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在介绍曹操时,说他是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此说值得商榷。我认为,确切地说,曹操应为东汉末期人。其一,曹操生于东汉末年。他生前虽然掌握了东汉末期政权,但直到他死,并末废除东汉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刘协,更没有废除东汉国号,另建朝代。既然正统的东汉国号未被废除,那么,作为东汉末年的丞相——曹操,也就理所当然的是东汉末期人了。     

三峡的得名和演变

三峡的得名和演变蓝勇在历史上三峡的得名和概念内涵屡有变动。汉代《水经》载有广溪峡、巫峡和西陵峡,但汉代三峡作为地名还没见于书面。东汉扬雄《蜀王本记》：＂时巫山峡雍而蜀水不流,帝令鳖令凿以通江水也。＂似东汉对今三峡习惯称巫山峡。估计是到了东汉末魏晋时期...     

第五伦形象建构与范晔对东汉、刘宋政治风格的认识

梳理东汉第五伦的相关史料可以发现,在《东观汉记》、应劭《风俗通义》和袁宏《后汉纪》中擅长文法、行政刚猛的第五伦,经过华峤、范晔调整、重组相关史料,最终在范晔《后汉书》中以倡导宽和的良吏面貌出现。之前第五伦的种种作为,被归结为个性峭直使然。结合对范晔《后汉书》列传编纂的研究可知,范晔如此安排史料,旨在以《第五钟离宋寒列传》与《卓鲁魏刘列传》相呼应,构成完整的、按照不同政治风格划分的"光武守业诸臣传"的编次体系。范晔如此编排东汉初人物,蕴含自己对理想官员的期待及对东汉初吏治苛细的政治风格的批评。其根源与范晔对刘义康政治风格的否定有关。     

元氏汉碑刍议

河北省石家庄市南部的元氏县,战国时期为赵公子元的封邑,故名元氏。西汉至三国魏常山郡(国)皆治此。元氏县境内封龙山上,有东汉时期几通碑刻,最著名的有《封龙山颂碑》,刻立于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祀三公山碑》,刻立于东汉元初四年(117年);《白石神君碑》,刻立于东汉光和六年(183年)。这三通汉碑,不仅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更以书法艺术价值而闻名于世。清代学者杨宋敬评《封龙山颂碑》的书法价值称:“雄伟劲健,《鲁峻碑》尚不及也,汉隶气魄之大、无逾于     

开卷有益——读《洛阳汉墓壁画》

开卷有益———读《洛阳汉墓壁画》顾森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汉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其一，是成就大。这些成就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１．图画作为成教化、助人伦的主要工具被中央政府、王侯、各级政权普遍运用。如颂扬开国功臣的西汉麒麟阁和东汉南宫云台的壁画...     

传记形成与“处士”形象建构——从《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谈起

范晔《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经常被学者看作研究东汉"处士"的基本史料。但是此传中又保留有所谓"节士"事迹,与"处士"并不完全相同。两汉之际的"节士",指不与王莽政权合作的士人,而"处士"则指关心政治,却回避出仕的士人。从传记形成的角度看,范晔整理先前诸家《后汉书》的相关史料,有意建构起东汉"处士"远离政治的形象,并用合传的形式将东汉"节士"向"处士"演变的过程表现出来。范晔凭此说明东汉政权如何失去自己的支持者,并表达对东汉末政治的批评。此传也成为东汉王朝从兴盛转向中衰的一个侧影。     

马头盘功能及出现时代新论

敦煌文书P.3495、S.2009、S.1725V2中所记之马头盘,经考证,为一种置放匙箸等取食工具、形如马面的盘形器。而关于其出现时代,笔者曾据敦煌文献及《唐书》推测,为魏晋时期,但1999年、2000年先后在高台县骆驼城东汉晚期墓葬中出土的两件陶灶模型,与日本古籍《厨事类记》所画马头盘图像几无二致,因而,将马头盘的出现时代比之唐代史料,提前了至少500年。     

东汉灾异的早期记录——从原始史料到伏侯《古今注》

东汉一代有着较为完备的灾异记录制度,这包括灵台的天象观察、郡国的灾异上报、刺史采取灾异以及特使查访灾害,最后由太史令"掌记之",从而形成了原始的灾异史料。这些灾异史料随即为东汉的"注记"与"起居注"所采用,成为官方史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伏侯利用其与修《东观汉记》的便利,即仿照官方之"注记",撰成《古今注》一书。该书之记事,以灾异、祥瑞为其大宗,虽不曾为《续汉书·五行志》所采用,却是了解东汉官方灾异史料的重要参考。     

《洛神赋图》中的“才情秀”

自古以来,绘画都是政治统治和宗教信仰的婢女,功能无非是伦理教化和引魂升天,比如东汉以来流行不衰的《列女图》,便是以“先进榜样”来教育社会上层女性的。但是自东晋南朝以降,绘画中非功利的抒情功能越来越受重视,审美自觉日渐抬头,这是绘画艺术走向成熟的表现。而以三国时期文学家曹植的浪漫主义名篇《洛神赋》为题材、表现凄美的人神之恋的画作《洛神赋图》,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纯艺术绘画”。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是说诗可以激发人的情志、观察社会、交往朋友,     

汉高祖名邦字季略说

东汉班固（32—92年）断代为史,所著《汉书》于《高帝纪》云：“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氏”;是《汉》不言汉高祖名字。又西汉司马迁（前145一约前86年）通代为史,所著《史记》于《高祖本纪》云：’‘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是《史》不言汉高祖名,而言汉高祖字季。其言汉高祖名者,唐颜师古《汉书高帝纪注》引东汉荀悦（148－2O9年）曰：“讳邦,字季”,南朝宋裴《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东汉末应劭《汉书音义》：“讳邦。”然则及唐,司马贞《史记高祖本纪索隐》进而指出：“《汉书》：‘名邦,字季。’此单云字…     

浅谈佛教在太原的演变

佛教何时传人太原无确切的史料记载。清光绪《山西通志》载,东汉建安年间（196-220年）境内建有普光寺,说明至迟在东汉末年今太原境内即有佛教活动。     

《汉书·地理志》与东汉政区地理研究

《汉书·地理志》是研究东汉政区地理的重要文献。在讨论东汉建立之时的政区时,以往的研究几乎全部以《汉书·地理志》的断限作为起点。实际上,东汉建立之时,恢复的政区建置应当是平帝元始时期的。通过对《汉书·地理志》所载汉成帝元延三年之后的郡国沿革变迁以及县邑变化进行考证,可以发现,汉成帝元延三年九月之后,西汉的政区仍然在持续变化着,这些变化被后来新建立的东汉王朝继承下来。由此,便可较为全面地推演出西汉末年的政区图景,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东汉初年的行政区划面貌。光武帝虽然恢复了平帝时期的政区建置,但这一恢复只是对郡国县邑数量的沿用,并非一成不变的因袭。根据东汉建立时面临的实际情况,光武帝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