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拓展与创新”笔谈

正【编者按】近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在观念史、新文化史、知识分子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和进展,可以预见未来也将有进一步的发展和推进。此外,中国近代思想史理论与方法也有新的成果出现,可见思想史研究的视域在不断更新。概而言之,中国近代思想史不仅研究领域有所扩充,而且由于观念史、新文化史等与中国近代思想的交融,扩大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传统研究范畴和领域,许多以前不为思想史研究者注意的领域与范畴,逐渐纳入研究     

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

近20年来,在观念史、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知识分子、新文化史以及报刊史等五个领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呈现出一系列新进展,也在大陆、港台、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史研究范式。一方面,多元现代性理念的兴起,带来研究视野的转变,也赋予思想史多元的内容。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理念的引入,特别是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交叉融合,扩大了传统思想史研究的范畴与边界,打通了思想史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壁垒,也引发了研究者对于思想史研究学科建设的深层思考。     

论“五四”时期高一涵的自由主义观念

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是近十几年来国内学界的一个热点。本试图采用微观实证的研究方法,依据高一涵“五四”时期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的论和译作,对他的自由主义观念加以具体的分析与评述。为了深化研究主题,作采用了对比分析的研究范式,将高一涵与不同时代的西方思想人物和《新青年》群体其他代表人物加以比较。作认为“五四”时期高一涵的自由主义观念既有显的个性特征,也有那个时代的一些共性特征。他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主”、“法治”等概念的分析论述,大大超越了《新青年》群体的一般认知,但他依然无法彻底摆脱中国传统的泛道德政治观和欧美各国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本的分析论述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自由主义观念在“五四”时期的具体表现形态,而且可以揭示“五四”知识分子群体思想转变的多种动因。     

论先秦士人的群体品格

随着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士”逐渐形成自己不同于其他阶层的群体品格,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文化心态由此奠定。     

“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

传统中国的士大夫精英意识，在晚清“四民社会”解体之后，虽然一度被平等的国民意识所取代，但国民内部智性和能力的不平衡，使梁启超等人产生了“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这一新的士大夫意识；而到五四启蒙运动，个人观念的崛起又进一步在意志和理性上强化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其合法性基础也从个人的德性转变为现代的知识。人民固然是国家的主人，但政治和舆论的操盘者，应该是具有现代知识和政治能力的知识分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与另外一种相反的平民意识相互激荡，形成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两歧性分野，也构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洋务事业中第一代新式知识人材群的形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初生形态研究

中国近代,在社会政治频繁大动荡的表层下面,是社会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社会内部结构的剧烈变化。其中,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是社会变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追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初生形态,在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洋务事业中形成的新式知识人材群体,可称为其雏形。这一群体可分为两代:第一代包括从社会上招集的一些通西学的文人、士子,以及教会学校培养出的西学人材,这些人成为80年代中期以前洋务事业中主要的西学和科技力量。第二代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学术讨论会综述

“保守”与“激进”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自1990年代以来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引发了接连不断的讨论。然而,这一课题较为复杂,涉及中国近代思想史乃至整个近     

五四时期皖籍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及其典型特征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型时期,海外不少学将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称为近代中国的第二代(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称为第一代)知识分子。五四时期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是汇合着全国各地化精英的结合体,而皖籍知识分子在这个群体中显     

中国近代思想史文献的基本特点及研究方法初探

本文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文献的基本特点进行了初步探索,认为近代思想史文献不同于古典文献,是一种"新文本",其基本特点是"四性"(国际性、翻译性、混杂性、过渡性)、"四跨"(跨文化、跨语际、跨语境、跨时代)。研究近代思想史"新文本",必须在继承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优良学风的同时,努力探索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方能更加深入地认识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     

五卅前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探索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并非一个抽象的固定概念,更多是一个充满意见分歧和观念竞争的持续辩论过程。知识分子是否中国社会变革或中国革命的先锋,以及知识分子是否一个“阶级”,曾经是得到过全党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共党人探索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群体“经历和体验”应置于近代中国思想社会演变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     

一部探讨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力作──戚其章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

戚其章同志所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最近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们展卷阅读,感到十分欣喜。建国以来,近代思想史、近代哲学史、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发表不下一、二十种。近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时有专著出版,历史人物的活动和思想研究方面的书籍,则更多了。然而,近代社会思潮的著作则较少见。戚其章同志此书是一部探讨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力作。它接触到近代历史的重大课题,倾注了作者不少的心血,书中颇多新的见解,是科学研究的一项丰硕成果。什么叫近代社会思潮？作者说：“是指发生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性…     

试论近代科举废除后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化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在近代中国社会巨变的浪潮中,传统知识分子在科举废除之后摆脱了单一的"读经—求仕"的发展取向,走向了近代社会大分工之下的职业化道路。知识分子的身份与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四民阶层"中的士阶层逐渐分化为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抗战中的知识分子

作者通过对甲午战争至全面抗战爆发历史的回顾,分析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并分析抗战爆发后知识分子通过不同的方式积极投入救亡运动,重新认识抗战期间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和历史,提出应更理性、客观的去看待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的选择,无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还是新儒家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文化的追求,根本上都是“三民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研究取向发生的重大转变之一,即是由80年代以“化热”为特征的激进主义转向以“国学热”为特征的保守主义。这一研究取向在历史研究领域直接引发了对中国近代史上激进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对这一时期保守主义的梳理与评价,并出现了一种强烈的反激进而扬保守的思想倾向。系统梳理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争议,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与激进,而且对于正确处理今天化建设中的保守与激进的关系,也不无裨益。     

《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

<正>《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欧洲思想史译丛),达里奥·卡斯蒂廖内、伊安·汉普歇尔-蒙克编,周保巍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该书为斯金纳教授主编的"语境中的观念"丛书中的一种,主要探讨了欧美各主要国家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及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学术传统。该书作者致力于从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语境中去理解欧美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演进,有助于中国学界反思并重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未来取向和学术特性。     

晚清知识层的差异及士人的边缘化

晚清知识层存在明显风尚差异,概括起来就是“锢蔽者自锢蔽,开通者自开通”.传统士人和新知识分子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其差异的产生概因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步、风尚地域差异的存在、与西方文化的亲疏、新旧职业的影响、新知与旧学的结构不同而不同.知识层的风尚差异造成统治阶层的分化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     

清理与重构:吕思勉的神话研究

上古史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有关上古神话的研究更引起了广泛关注。吕思勉利用文献考据、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及“统属思维”塑造的“同质人类群体”的概念,对上古神话进行清理和重构,形成了区别于传统的新解释,并尝试以此取代传统思想中有关上古神话的“旧常识”。这种新旧知识迭代背后隐藏着吕思勉以“统属性思维”取代“关联性思维”的研究理路,是近代新史学打造学科话语体系的尝试,也彰显出历史学家普遍面对的“当下主义”的困境,以及这种困境对于历史知识迭代的意义。     

“贵文贱艺”思想与近代知识分子阶层重心的转移

近代以降,随看中国内忧外患形势的日益加剧,知识分子阶层勇敢地承担起了救国救亡地历史使命。他们或以艺见长,或以突出。然而由于中国传统之重轻艺思想的深远影响,近代知识分子阶层只能遵循“学而优则仕”这条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老路子。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此种情形直接阻碍了中国进一步现代化的进程。     

辛亥革命后内藤湖南的中国认识

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日本东京大学的“东洋史学”和京都大学的“支那学”为中心的“日本近代中国学”盛极一时,取代传统日本汉学占据了日本中国学的主流。与日本传统的中国学研究相比,日本近代中国学研究褪去了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敬畏,带有鲜明的帝国主义烙印。本文以日本“支那学”的创始人内藤湖南对中国的认识为切入点,从一个侧面考察知识分子与近代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关系,反思今日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存在的问题。     

先秦“士”阶层的文化心态与历史命运

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作为具有鲜明社会标志的文化群体,崛起于神州大地,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意义重大和影响深远的。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释史》中指出,“士”源于“史”,其遥远的祖型,即是原始氏族社会从事占卜记事的人员。这是非常精辟的。笔者认为:“‘巫、史’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原始形态,在他们身上潜藏着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某些基本品质,对中国早期文化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但他们毕竟还算不上真正的、成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还揉杂着相当浓厚的虚妄成分,他们还缺乏自由从事文化创造的身分和能力”。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具备了真正成熟的知识分子特征的,当推春秋战国时代的“士”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