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与章太炎

胡适与章太炎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学术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章太炎是最早主张用资产阶级价值观整理“国故”,并率先有系统地尝试研究中国学术的学者。他以西方传入的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以佛教唯识宗为参照,运用传统的考证学方法,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学术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评述,堪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学术的先驱。胡适则是在章太炎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理国故”运动的创导人,是把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和整理推向一个新阶段的后继者。他以杜威实验主义哲学为指导,以     

“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与文化史观

在 2 0世纪 2 0年代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中 ,围绕着胡适和梁启超给清华学生开列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出现了争论。胡适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反映了他具体实践整理国故主张的一个方面 ,即把国学研究史学化 ,用文化史的眼光统整国学研究的范围。梁启超则从“狭义的”文化史观念出发 ,对胡适提出了质询与批评。他们都对转型中的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清季民初“蜀学”之流变

中国学术的南北派分,由来已久。民初整理国故运动蔚为风潮,南北学人输入西学时,往往以西方学术分科格义中国学术,近代新学术由此建立。清季民初,复兴蜀学成为川省学人的群体诉求,各派学人以汉宋、今古、经史的不同立场,所建构蜀学系谱因时而异,各有侧重。“好今文家言者”多主张晚近学术当以“东西”代“南北”,以今文学之“理论”整合古文学的“事实”。宋育仁、蒙文通、刘成断等学人批评整理国故运动妄立科目,任意比附,认为复兴蜀学才是学术正途。纵观清季民初“蜀学”的渊源流变,及其与江浙学界的分合,可在科学史观与分科治学之外,探索近代学术转型的新路径,此种尝试或是时下理清中西学术纠结、建立中国学术本位的有效途径。     

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

游欧前梁启超的文化取向与新文化运动是一致的。游欧归来梁增加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想支点,其与新文化运动原主持者间的关系是求同存异。所谓求同,就是认同新文化运动所彰显的几大原则：关注新青年,支持青年运动;民主与科学;精神解放,思想自由。所谓存异,即在于对“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新文化的精神”的理解与把握,不尽相同。他主张对西方学说也不应盲从,坚持反对“科学万能”论,将西方反省现代性的视角有力地引入了中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则反对全盘否定,主张借助西方科学的精神与方法,重新估价和整理国故,以发展新文化。梁的存异有所见也有所蔽,须作整体把握,不能以偏概全,简单否定。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归趋两个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革命;体现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文化领域进一步深化的“整理国故运动”。梁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他由反省现代性．归趋整理国故,仍不失其独立的地位。     

折中的“重估”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在1919年被胡适用以概括“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口号。该口号的提出本有特殊语境。一战后的中国思想界有了新的趋向,尊西趋新、反传统已不再具有类似“政治正确”的独尊地位,原本被尊崇的“欧化”、被否定的“国故”都面临重估。在此背景下,《新青年》派与《时事新报》同人关于“外国偶像”与“固有文化”的争论,成为傅斯年、胡适调整表述的契机,促使他们使用更折中、开放的口号——“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整理国故”来回应对方质疑,并容纳多元的新派。在这一情境中提出及流行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具有多重属性:胡适在表述上统合种种不一致的新思潮,又暗藏其对中西文化的主张,并针对新兴的“主义”;因其开放性,它在流传中更被不同地理解与使用。这一口号的多重性体现出历史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以往认知的更为丰富。     

“整理国故”与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上都是"整理国故"思潮的具体实践。郭绍虞"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的研究范式遵循了"整理国故"的"科学"方法和"求真"精神;他对中国诗学范畴的辨析、对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史料学建设和诗话研究,与"整理国故"运用新观念、新思想积极改造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相一致的。但郭绍虞又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整理国故",注意恢复和发现古人的言外之意,因而显现为一种创造性还原。     

“整理国故运动”兴盛原因探究

20世纪20～3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曾经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缘于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和新方法的逐步运用;另一方面,当时学者们普遍抱有的“与外人争胜”的心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整理国故运动”的长期兴盛。     

胡汉民的立法思想与立法实践

1 92 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胡汉民以孙中山先生“遗教”代言人身份 ,坚持旧三民主义 ,充分阐述了自己的建国、立法主张。他提出“以党治国”的训政纲领 ,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宪政基础 ;借鉴西方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经济立法原则 ,结合中国传统的“仁恕公平”的思想 ,提出“王道主义”的社会经济立法原则 ;还提出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民法、继承法的立法主张。在 1 92 8——— 1 931年担任立法院院长期间 ,完成了立法院的组成框架 ;任用高水平的立法委员 ;主持制定了大量的新法典、厘定了旧的法律、法规。他为南京国民政府六法体系的形成及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完备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     

文学史上白话的地位和新文学中白话的走向——后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学者的内部论争

20世纪20年代初,文学研究会在上海的一些人曾有力地呼应了胡适提倡最力的整理国故,但双方在具体观念上又颇有歧异,这些歧异多与“白话”相关。文学研究会的严既澄指责胡适有“用白话的标准去估量旧韵文”的倾向,双方就此展开了论争,其核心议题即“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当白话文出现走向欧化的趋势而致时人抱怨看不懂时,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多认为应该是读者转换思想以适应欧化的文风,也有人主张白话文同时向“欧化”和文言开放,而胡适明确表示不同意,认为只须向大众方向努力。     

纳粹经济纲领与德意志“经济改革派”

纳粹党人并不是在经济理论与方案上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上台的 ,他们经济观念的最终形成 ,对经济新思想和新建议的集合 ,出自于 1 92 9年至 1 93 3年经济大危机年代德意志经济理论界的热烈讨论。在这场讨论中 ,出现了一场由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德意志“经济改革派”对正统主义经济与货币理论的反叛。正是借助了德意志“经济改革派”的帮助 ,纳粹党人才为他们意识形态上的理想目标找到了一种能付诸实践的经济纲领。也正是在纳粹政权的手中 ,“改革派”的经济理论和实际建议 ,才变成了服务于“政治优先权”的指令性经济措施和金融技术工具     

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缺失

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在建立了中国现代学术新范式的同时 ,也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失 ,这具体反映在考据史学的局限以及疑古思潮的偏颇两方面。而这两方面的缺失 ,恰恰说明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 ,终究只是一场“半新半旧”的学术变革。     

现代评论派对废约运动中政府外交与民众运动的态度

现代评论派对内政外交问题的各种观点,在民国知识分子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现代评论派积极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既是外交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实现民族自决和复兴的前提。他们希望北京民国政府整理内政以增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实力,希望南京国民政府发挥“统一”优势,采取有力措施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政府外交与民众运动互为支援。现代评论派的呼声,反映了其维护国家主权的态度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独立自主的期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南北政府的态度。     

“整理国故”与传统文化改造

“整理国故”与传统文化改造李子文现代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说是传统文化的改造问题。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改造传统文化的方式。＂整理国故＂就是五四时期人们企图改造传统文化,使之适应时代需求的一种努力,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经验。...     

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

五四人说到“科学”何以更注意其“精神”和“方法”并具体化为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而在实践层面又为什么一度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和郭沫若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之上?这些与今日一般认知的“科学”概念有相当距离的现象是本探讨的主要问题。这既有中国学人对考据方法相对熟悉而能有所为这一技术层面的因素,也因国人隐显不一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没有科学的支撑,国学便上不了台面;没有“国故”这一多数中国学耳熟能详的具体治学对象,以方法为依归的“科学”便不能落在实处。而传统化和外来化这种奇特结合与近代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些特殊关怀又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论”与“派”:文化论战中的全盘西化思潮

思想流派不宜笼统指认。就全盘西化思潮中的流派而言,在历史上既存在学理相同、关系密切、相互呼应的有实际发生过程的“自在的派”(以岭南大学部分师生为代表),也存在由他人根据论点而加以类分的“外在的派”(一般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两种“派”具有不同特征,在实际中不能协调一致,这影响着各自主张的表达和文化论战的走向,制约全盘西化思潮的历史命运。在研究全盘西化思潮时,两种“派”的区分有助于克服以后来概念化认识切割前人主张的倾向,并能凸显“论”、“派”及思潮本身的复杂性。     

范文澜与整理国故运动

今日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范文澜,当他于20世纪20年代首次由中学教师步入大学讲堂,并逐次出版其学术著作而为学界所知之时,其作品内涵非但与马克思主义无关,亦且与专业史学毫无牵连。身为黄侃在北京大学的授业弟子,又是顾颉刚之同窗挚友,范氏是受到胡适和梁启超所提出之典范引导,以致逐渐向整理国故运动靠拢,而其早期著述也在当世被视为整理国故之一环。此一隐没不彰的案例可以体现盛极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内涵之复杂性。     

“外人回心向之”？——庄士敦与溥仪“出洋之议”

1919年经旧官僚李经迈推荐,英国人庄士敦成为逊帝溥仪的英文师傅。该教育计划牵涉一项过去罕为学界注意的溥仪“出洋之议”,庄士敦本质上是替李经迈等帝制派争取英国援助,转行君主宪政的中间人。然而,英国当局虽积极占据英文师傅职位,借谋维持在华威望,却并不接受溥仪戴皇帝头衔出洋游历,以免引起外交争端。庄士敦与英方立场一致,并试图促成清室整顿宫廷,主动放弃优待,缓和帝制存于共和的矛盾。这些主张不仅为竭力维持优待、阻挠溥仪离宫的清室王公大臣所不容,也令遥控他的实际雇主李经迈束手无策,“出洋之议”的走向最终面目全非。     

谁解枯蓬胜艳葩——解读李老十诗画（下）

三、带着脚镣跳舞在艺术太多体制化矫饰、商业化煽情的当代,李老十的作品给我们诸多启示。他追求个性和创造性,但不轻易抛弃传统,不以相对主义的态度看待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继承与创造,不囿于写实主义,不排斥借鉴西画,更不轻易否定文人画传统。他追求笔墨语言与现代精神的互动互生,在坚持民族风格的前提下改革创新。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画都以革新为旗帜和目标,却极少承认中国画有好的革新,也有不好的革新。许多人在标举新观念、新样式的同时,往往以相对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绘画:肯定“新国画”“新形式”就否定“旧国画”“旧形式”,…     

中国选不出国花?

中国的国花是什么?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明确回答。今年全国“两会”上,来自武汉的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建议案,“将梅花定为中国国花”。而来自河南洛阳和山东菏泽的全国人大代表则再度提出“尽快将牡丹确定为国花”。“梅花派”和“牡丹派”针锋相对,国花之争再起波澜。事实上,我国的国花评选已经历经20多年,却始终未有结果。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国花的各种主张纷纷呈     

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

20世纪前 30年间 ,中国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这一持续的学术和思想观念的竞争进程 ,其中形成社会参与相对广泛的思想论争至少有四次。本文从思想视角考察整理国故的口号初起时以北大学生为主的思想论争中与学术相关然其关怀又超出学术的部分 ,首先检讨论争双方的观念本身 ,其次将此次论争置于当时思想言说之中进行考察 ,侧重于各类读书人观念的异同 ,最后从时人关注的古今中外的时空互动角度简单分析这次论争的史学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