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东北决策研究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中国政治风云中,国、共、美、苏四方之间围绕东北问题的纵横捭阖与矛盾冲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以至决定了战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与结局。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由其坚持独裁专制统治,反对民主进步潮流的本质所决定的,但就其军事和政治战略而言其决策失误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     

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

抗战文艺是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国民党当局当时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在全面公正地评价抗战文艺的同时,就不能不对国民党抗战期间的文艺政策有一个整体的把握。纵观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从总体上来说,是顽固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消极抗日,积极防共反共,摧残进步文化事业的政策,但在抗战不同的阶段还是有所变化的。根据其不同阶段的特点,国民党抗战时期文艺政策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腐败的国民党中华邮政

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渐趋稳定。为缓和人民的反帝情绪,于是发起了一场“改定新约运动”,分别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通商条约和关税条约。在邮政领域,完全收回了被帝国主义把持几十年的邮政主权。邮政主权收回后,国民党政府对中华邮政从组织机构到内部管理都进行了全面的改组,于是治邮方针     

论民盟与国民党的“制宪国大”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后,未能遵守政协决议,不顾多方反对,试图早日召开“制宪国大”,完成突破政协决议的法理程序.为此,国民党对民盟采用分化与拉拢策略,导致民盟内部分裂.民盟经过艰难抉择,抵制了“制宪国大”.国民党单方召开“制宪国大”,使其在此后的国共纷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民盟与国民党完全疏离,与中共进一步接近,双方加快了合作的步伐,奠定了此后新政协召开的基础.     

访原国民党四十五师师长王维桢

1987年7月1日下午,我和县志办的李德茂同志特意访问了灵石县政协常委、民革灵石县主委、原国民党三十四军四十五师师长王维桢先生。在县文化馆收发室里,王维桢先生热情接待了我们并详细介绍了侯马战役失败的经过以及他个人的一些经历。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研究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由巅峰走向破裂的转折点。在此次会议上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就政协宪草原则和东北问题发生激烈争论 ,蒋介石亦表现出政治动摇。各种矛盾冲突最终形成巨大的政治破坏力 ,使蒋介石、国民党从政协会议全面倒退 ,由此构成国共两军四平决战的政治背景     

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的党务整顿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蒋介石命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加强了对国民党的党务整顿.朱家骅通过组织与人事的调整,试图控制各省市党部,加强基层党部的督察,树立党部形象；提高县市书记长地位,推进基层党政融合.朱家骅的党务整顿受战时政治环境之限制,党内派系严重.在平衡派系政治的需要下,党务整顿被蒋介石所废止,但开启了战后党务革新与改造的先河.     

美国中东政策的里程碑——试论杜鲁门的巴勒斯坦政策

当我们考察历史事件时,常常发现它们是诸种力量聚合的结果。战后初年,巴勒斯坦地区事态的发展也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在这些因素中,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巴勒斯坦政策,则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杜鲁门利用战后的犹太难民问题,迫使英国政府交出它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统治权,美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纵容和支持,导致了以色列国的建立。杜鲁门的这项政策在战后中东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战后不到三十年中,中东连续爆发了四次战争,中东问题举世瞩目,本文欲就当年杜鲁门的巴勒斯坦政策作一回顾和剖析,这对探讨当前中东事态的发展或许不无裨益。     

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看英国对东西方缓和的态度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是缓和的最高潮,它十分清晰地反映出英国对缓和的态度及其政策特点:不想要,但不可避免。虽然英国并不想要欧安会,但是针对苏联的缓和政策,也为了在缓和潮流里不落后于盟国,英国不仅积极参与欧安会的准备工作,还在各议题上最大限度地为西方联盟争取利益。在欧安会的开幕时间问题上,英国坚持和西德保持同步。从结果看,英国对欧安会所做的比较充分的准备使西方集团在谈判期间获得了长时间的优势,还成功地使自己在会议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大国角色,也一定程度上对欧洲的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

随着抗战进入尾声,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由消极变为积极,而战后的新形势和日益临近的宪政对其政治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政协会议上,蒋对中共和中间势力做出重大让步。政协决议对国民党宪政设计的更改,在国民党内激起轩然大波,蒋发觉事态发展已出乎自己预料之外。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对宪政的态度暗中转变。在蒋的默许下,国民党虽未公开撕毁政协决议,但政协决议事实上已不能为国民党所执行。会后,蒋介石受党内强硬势力影响,对宪政的态度从温和的积极一变而为强硬的积极。中共态度也随之强硬,最终国共两党在宪政问题上分道扬镳。     

对峙中的缓和：70年代的美国对朝政策

对朝鲜政策是美国亚太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伴随着70年代国际局势的相对缓和,美国对朝政策也出现松动.尽管两国间危机不断,但在安全、政治、文化交流等领域美国仍采取了一些主动缓和的措施.然而,作为二战后美国第一场热战的主要对手之一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美国对改善对朝关系又心存疑虑,同时也受到多方牵制,最终没能有所突破.     

国民党“行宪国民大会”见闻

时值1947年,国民党集团内部忧患重重,争权夺利更趋激烈。蒋介石决定于1948年春召开“行宪国民大会”(以下简称“国大”),想借此缓和内部矛盾,换取美国的信任和援助,结果适得其反,“国大”的召开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更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笔者当时以青海省“国大”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     

美国的对德政策和德国的分裂

本文探讨了美国战后对德政策与德国分裂的关系。作者认为,美国为实现世界霸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时就制定了与苏联合作,严厉处置战后德国的政策。由于美国战后推行政治上谋求霸权,经济上渗透扩张,意识形态上强烈反共的三位一体的对外政策,美苏政治军事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统一德国的努力失败,终于造成德国的分裂局面。德国的分裂就是美国这一政策在德国实行的结果。各国人民只有团结反霸,反对军国主义复活,保卫世界和平,才能防止德国这类悲剧重演。     

南京国民党政权崩溃原因探析

撩开历史的面纱,南京国民党政权曾经鼎盛一时的景象似乎依稀可见,尤其在抗战后,可以说达到其统治的顶峰,然仅仅四年即猝然崩溃!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原因何在?本文拟从南京政权内在结构的角度作一探讨。     

英国战后马来亚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

英国战后马来亚政策的目的,在于加强和延长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为此采取的各种政策,不仅影响着马来亚的独立进程,对独立后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和政治发展也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本文将着重探讨战后英国对马政策的目的,研究殖民政府为加强或延长对马殖民统治所采用的多种手法,及其对独立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和政治发展的影响。     

试析1918-1920年英国对土耳其的政策——兼论《色佛尔条约》的艰难出台

本文通过探讨1918—1920年间英国对土耳其采取的激进政策,集中分析了英国政府试图主导战后中近东局势,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解决土耳其问题的意图;深入阐释和论述了英国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诸多矛盾,如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的奋起抵抗,战时盟友法国和意大利在关键时刻的釜底抽薪,英国内阁的意见分歧等;进而揭示和论证了英国调整对土耳其政策的原因,论证了《色佛尔条约》成为战后最难产和约的原因。     

二战期间美国关于战后日本天皇制政策的制定北大核心CSSCI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建立了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在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中,天皇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之时,美国便已确定对战后日本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而天皇制问题则以其重要性成为对日改造政策中的重要一环。美国政府内部对于战后天皇制问题的观点可分为两种:日本派从短期利益的角度,强调保留天皇对促成投降和占领改造的重要性,主张战后暂时保留天皇并利用天皇部分权力进行占领改造工作;而强硬派则从长期利益的角度,强调天皇的战争责任及其同军国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等危害性,主张战后不利用并废除天皇制。美国确立的战后天皇制政策最终将两派观点相结合,既采纳了日本派暂时保留和利用天皇制的意见,更体现了强硬派所主张的削弱天皇制影响的主张,并在战后改造中予以实施。     

武汉国民党的“联共”和“分共”

1926年底到1927年夏,武汉国民党人的政策从左向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导致武汉国民党人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影响下的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因为它严重损害了武汉政府赖以生存的脆弱的财政经济基础和军官们的忠诚度。事实上,无论是武汉国民党中央,还是中共中央,这时都曾极力控制工农运动。但中共基层干部的缺乏,特别是在联共(布)党内权力斗争推动下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政策的赤裸裸的干涉,不仅使中共的工农政策无法顺应形势做出相应的切实调整,而且更极大地刺激了武汉国民党人的疑惧心理。武汉国民党人从"联共"最终走向"分共",与此不无关联。     

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政制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把已建立十年的国民政府改建为权力空前集中的战时政权,这是作为世界大战参战国所需要的非常政治体制。但是这个曾一度获得全国认可的战时政权并未利用其特有的机动性和战争带来的特殊条件把国家引向团结与繁荣。它经历了由有一定生气和权威性的抗战建国领导中心向日益专制和腐朽的一党专政工具转化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它在战后走向彻底崩溃的命运。对这一由盛而衰的转化过程作客观探讨颇具意义。本文试图从国民党战时政制本身的特征及演变方面作     

1943年宋美龄拒绝访英原因新探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关键阶段,中国战场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为争取美国的援助,宋美龄以个人身份出访美国。英国出于战时和战后利益的考虑,积极邀请宋美龄访英,以缓和中英矛盾。但宋美龄拒绝了英国的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