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再探讨——国民党中央与济案后反日运动关系辨

济南惨案后国民党领导了各地民众的反日运动,但这种领导是被迫而为之的。国民党中央考虑,与其放纵民气,使善于发动民众的中共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权,或因压抑民众致使民心丧尽,不如把反日运动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在反日运动的前期,国民党对各地反日运动有所协助,但更多的是控制和敷衍;《济案协定》签订后,由于日方的压迫以及对国内局势变化的考虑,终于将这场轰轰烈烈的反日运动打压了下去。国民党中央应对反日运动的手法粗糙,造成许多严重的后果,其反帝立场已大为后退。     

1928至1929年的反日会

反日会表面为各地国民党党部奉中央命令而成立,实际乃是一个因“济南惨案”而发生的自发性的民众团体。早期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控制,主要从事和平的对日绝交运动;后期除上海等少数地方组织外,领导权大多落入国民党改组派之手,基本不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支配。反日会自始要求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实行“革命外交”政策,力主公正解决“济案”和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屈辱的《济案协定》的签订时间。尽管反日会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交涉过程中偶有过急之举,但其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立场和表现仍应给以积极评价和肯定。     

国民政府与台湾光复

国民政府与台湾光复左双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在收复台湾过程中的立场和举措,尽管存在应当依靠什么力量收复台湾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是较为积极的,这也是蒋去台后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一个重要历史渊源。一、国民政府收复台湾...     

北平党政商与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

1928年国民党统治北平后,受市党部领导的反日会将抵制日货作为重要的反日工作来推动,商界(尤其是总商会)则自始至终希望维持和恢复正常的秩序,由此双方发生一系列争执和对抗。市党部在主要指导委员被CC系取代之前,对反日运动一直持支持的态度;北平军政当局在运动前期给予了一定协助,后来则同情商人,意欲使运动降温乃至落幕,但忌惮承担镇压反日运动的罪名,极力避免发生流血事件。最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介入,才将北平的反日运动打压下去。反日会与商界的纠纷及党政机关的不同态度,反映了推动爱国运动与维护自身利益、维持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     

北伐战争中迁都之议研究的几个问题

北伐战争中的迁都之议.始于1926年8月22日在长沙召开的特别联席会议;蒋介石在1926年10月前没有提出迁都武汉的动议.而只是要求国民政府选派要员赴鄂主政,其动机除针对唐生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外,还有发展国民党党务以巩固北伐成果的考虑;中共对迁都之议的态度,既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也有自主性,直到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才改变反对的立场.     

肖万才与“共舞台案”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人民掀起了反日高潮，但南京国民党当局丧权辱国，公然与日寇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１９３２年７月１７日，中共江苏省委决定由“上海反帝大同盟”及“上海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淞沪停战协定联合会”出...     

论广州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

广州国民政府(1925.7-1926.12)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较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虽然仅仅存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但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目前史学界关于民国史方面的研究文章不少,但关于广州国民政府方面研究的文章、论著则不多。下面笔者拟就广州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作简要论述。一、外交方针上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广州国民政府的对外方针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依据孙中山遗嘱制定的。广州国民政府根据孙中山遗嘱与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对外政策,把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外交政策的总方针。在如何对待帝国主…     

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研究学术座谈会综述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携周佛海等人由重庆出逃河内,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诱降声明,发表“和平建议”,公开背弃国民政府,以后又与日本签订“密约”出卖中国利权,至１９４０年３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傀儡,彻底走到了民族敌人的立场上...     

党政商在民众运动中的博弈——以1928～1929年的北平为中心

在国民党统治北平的起初两年中,北平市党部领导的民众团体商民协会以中下层商入的代表自居,积极推动民众运动,与北平商界上层发生了两次激烈的冲突。在冲突中,国民政府和北平地方军政当局与商界上层站在一起,反对市党部及商民协会的主张,双方呈对垒态势。市党部与商民协会由于没有实际权力,其目的常常难以达到。国民党中央对市党部的要求则虚与委蛇。中央、地方各党政机关对这些纠纷的态度和处理手法不同,缘于国民党内存在着新旧之争、党政之争,其根源是“打天下”、“坐天下”的路线之争。     

前《中央日报》首任社长的桃色事件

1928年2月1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创刊(2006年6月1日在台湾停刊)。当年正值“宁汉分流”时期,所以首印是在上海,直到“宁汉合流”之后的1929年2月,踩迁到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出版。《中央日报》的发刊词是蔡元培题写的,反映出办报的宗旨,既反对过激,也反对保守,全文如下:     

前《中央日报》首任社长的桃色事件

1928年2月1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创刊（2006年6月1日在台湾停刊）。当年正值“宁汉分流”时期,所以首印是在上海,直到“宁汉合流”之后的1929年2月,踩迁到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出版。（《中央日报》的发刊词是蔡元培题写的,反映出办报的宗旨,既反对过激,也反对保守,全文如下：     

于右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监察工作

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和左派人物,著名的书法家和诗词家,他早年在上海创办《神州》《民呼》《民吁》《民立》等报纸,宣传反帝爱国、反对清王朝等思想,后加入国民党,追随孙中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等职。     

从“青年学生志愿从军”到“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抗战后期以动员青年人为主的从军运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青年学生志愿从军”运动主要是配合国民政府的兵役制度改革和国民革命军的现代化改革.进入1944年后,由于经济压力和豫湘桂大溃败等原因,国民政府的危机局面日益严重,国内对国民党不满的政治力量日益活跃.美国要求蒋介石进行政治和军事改革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蒋介石试图通过扩大从军运动的规模,动员民间社会,以此推动国民党在军政事务和党务等方面的改革,同时彰显自己的领袖地位,减轻美国的外交压力.     

近代以来台湾民众对祖国统一问题认识的心理变迁

近代以来台湾民众对祖国统一问题认识的心理变迁,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日本殖民统治时期(1895～1945),台湾民众坚持不懈地进行武装抗日和非暴力反日运动,渴盼回到祖国怀抱,但长期的殖民统治也使部分台湾民众对祖国产生了隔膜感;二、蒋氏父子主政时期(1945-1988),台湾同胞盼望祖国统一,但由于国民党的政治管制及反共宣传,又使得一部分民众害怕统一;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与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以湘西为例

抗战之前,湘西实际上处于后土司时代,国家权力非常薄弱。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利用湘西苗民革屯抗日运动,结束了湘西后土司时代的统治。张治中治湘时期,他通过全面推行保甲制度、“试行”新县制,设置沅陵行署,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进一步强化对湘西的控制。薛岳主湘时期,清除陈渠珍势力,抢夺湘西军政大权,全面推行新县制,快速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使国民政府对湘西地区控制空前强化。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成为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南京政府时期胡汉民的反腐败思想

作为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首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以其政治家的眼光和清廉的德操,坚决反对国民党1927年取得全国政权后即已滋长的腐败,包括司法腐败,他的关于廉洁政府、澄清吏治、守法养廉和司法公平的思想至今仍然颇有意义。     

曾琦政治思想的渊源

曾琦的政治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爱国、共和为主要内容的早期思想、国家主义思想、反共思想、反日抗日思想、反对国民党“党治”以及民主宪政思想等。这些思想表现出多层面,既有进步的,又有落后的甚至反动的。为什么他的一生会有这么多且如此复杂的政治思想呢？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必须弄清其政治思想的主要来源。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内,是谁最早提出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是谁反对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最早主张向国民党右派宣战的？是谁起草了中共四大决议,并在其中高唱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本文认为都是陈独秀。既然如此,那么陈独秀为什么又有所谓三次“大让步”,有所谓《汪陈联合宣言》呢？本文深入考察共产国际特别是苏共中央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当时国共关系的实际状况之后,认为陈独秀未必应当为此承担多少责任。陈独秀１９２７年确实反对过工农运动“过火”,但这种反对是不是完全错了？本文也作了初步的分析和回答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与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1947年5月20日,在戒备森严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爆发了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口号的爱国学生运动,并且迅速波及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3天后,新华社发表时评,指出这次爱国学生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可以与之相比,而“这次群众运动的规模气概为以往任何时期所未有”。     

试论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

抗战前十年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内蒙古政策理念和定位立场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在思想深处仍属于中国传统治边政策的范畴。完成省县一体化一直是国民党施政内蒙古所追求的目标。国民政府对给予内蒙古较高度的自治权始终缺乏理论准备,从民族理论上看,主要表现为对民族问题长期性的拒斥和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