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文献中的广西“绅商”

史学界在研究近代绅商的过程中对“绅商”一词的单指性和分指性产生了不同看法。本文在对研究广西地方绅商时所接触到的一些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绅商”一词的内涵是单指性的,绅与商合流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绅商”词义考析

从 1 9世纪中叶起 ,“绅商”一词已经流行于各种公私文献。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即分指绅与商的例证较多 ,而单指性的例证较少且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疑问。所以 ,“绅商”一词基本上是分指“绅”与“商” ,并未融合成一个单指性的混合词。在考析历史文献时 ,应注意“绅”与其他阶层 (官、商、学、军等 )组合时的不同语境 ;对“绅”分行业分地区的比较研究也应引起更多重视。     

清末文献中的广东“绅商”

清末广东文献中“绅”、“商”以及“绅商”身份认同存在各种情况。商人捐纳虚衔 ,其士绅的身份并非随时会被认同。某个具体的“绅商”主要被认同为“绅”或“商” ,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清末广东“绅”与“商”对流、联合的情况已经很普遍 ,形成了人数颇多、影响颇大的亦绅亦商群体。但“绅”、“商”毕竟没有合流 ,保持界限、经常竞争是“绅”与“商”关系的主要方面 ,“绅”、“商”关系变化总的趋势是士绅地位下降和商人地位上升     

徽州商人的绅士风度

16世纪后,贾而好儒的徽商不再是简单模仿士子的风度,而是以商业为功名进行价值观的整合,认为“学者以治生为本”,从而实现与士绅的合流。徽商具备了士绅的使命感、道德关怀和儒雅风度。他们在争“功名”时,与白头进考场的书生一样,往往有百折不回、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徽商价值观的整合虽然增强了商人的自信心,并给传统社会的四民等级带来一定的冲击,然而士商合流所造成的绅商风度却是从根本上消除了商人的独立性。处处以绅士风度自律的商人与传统政治势力更为紧密地粘合,使他们根本不可能成长为欧洲历史上的第三等级,从而成为封建制度的掘墓人。     

近代中国绅士集团转型初探

绅士是中国社会中颇为重要的集团力量.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中,它的发展变化动向与整个近代社会历史演进的轨迹是密切相关的,关于绅士的界定,学术界不曾有统一的认识.张仲礼认为绅士是有科举功名之士;有的学者则把绅士等同于“知识分了”等等.笔者认为,绅士集团既不限于科举功名之士,又不完全等同于知识分子,而是以科举功名之士为主体的具有封建身份的特定社会集团,绅士包括了生员以上的科举之士,也包括具有武功名生员以上的人员,还包括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身份,顶戴的人员(捐纳、保举等).绅士既是封建科举制,又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作为社会集团力量,在社会结构中绅士的地位举足轻重,居于社会结构体系的中心,是封建时代社会(?)但在近代社会,随着社会生活重心的转移和(?)定向的变动,社会流动非但不趋向于绅士集团反而绅士们大量向其他社会集团和阶层移转流动.绅士的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均发生了空前的变动,而这种变动又可视为近代中国社会变动的一个基本尺度.     

武汉商人的公益事业与慈善活动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商人地位低下,名声亦不太好听,影响至今,社会上仍流行着“无商不奸”的偏见.为提高地位,改变形象,传统商人拼命积累财富,通过钱权交易,操纵社会地位和声望较高的人,达到“交通王侯,力过支势”的目的.为了引来人们羡慕的目光,他们常做一些“露富”的举动,千金买笑,万钱掷赌,盛大的祝寿活动,讲究排场的婚丧仪式,种种奢侈豪举,都是他们炫耀实力,扩大影响的方式.到了晚清,财政困难和官场腐败迫使政府卖官鬻爵以谋取经费,这就为商人提高社会地位,改善自己形象增加了一条渠道,即通过“报效”和“捐纳”获得功名与官衔,在名义上可厕身于绅士阶级,在与政府做生意和讨论问题时可与同级官吏平起平坐.除了这些方式以外,许多商人受“富好行德”传统道德的熏陶,造福桑梓,周济贫民,捐赠国家,以为国     

《春秋》经传所见“钟离”为三地考

《春秋》经传所见“钟离”分指三地,分别是钟离国旧居、一迁地和再迁地.钟离国旧居在今山东枣庄峄城,后迁至州来之西,再迁至今安徽凤阳、蚌埠市一带.后楚灭钟离国,以其地置钟离县.     

事关大局的无意泄密

一言不慎,铸成大错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美国商人在途经德国首都柏林时,应一位商界朋友之邀出席了一个大型宴会。宴会上,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同桌的一位德国军界的高级参谋。就在宴席酒会即将结束时,眼看着这位德国军界的高级参谋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美国商人又一次同他碰了一杯。席间,这位美国商人一句不经意的话,却使这位德国高参雅兴顿起。他傲慢地对美国商人说：“美国支持英国和法国也挽救不了他们失败的命运。     

论近代社会中的绅士集团

近代社会常将“绅界”与官界、学界、商界并称,把它划分为最基本的社会集团。但何谓绅士?史学界尚无一致的看法,因此,探讨绅士的内涵和指属范围,使其成为严格的学术概念,很有必要。一绅士或士绅,亦称绅衿,是同一个社会存在对象的不同称谓。绅士与绅衿是经常交替使用的概念: 为官不接见绅衿,甚属偏见。地方利弊,生民休戚,非咨访绅士不能周知。从文字本身看,绅、衿、士各有不同。绅指绅带,其引申义为“束绅之士”,即“(扌晋)绅之士者,(扌晋)笏而垂绅带也”。衿指青衿,是古代衣服的交领,后来成为“生员”的服     

明清绅士研究综述

明清时期,绅士在国家、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主宰着广大民众的社会生活,担负多种社会职能,而且构成“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以致有人称古代中国为“士绅之国”。叫年代以来,海外学者在考察中国传统社会构造时,已对这一社会阶层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在国内绅士研究至今处于相对冷寂的状态。本文着重对自、美、中三国明清绅士研究状况作一综述,或许于国内绅士研究有所研益。就笔者所见,明清绅士研究发端于日本。1940年,本村正一在《史渊》第24号上发表《关于清代社会绅士的存在｝）一文,率先分析了绅士的构成及其经济…     

“贾名儒行”与“士风日下”:明清士商关系变动新论

明清时期,士商关系发生了变动,但这种变动并非基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与士人都未对商业实践进行价值重赋,商人所自信的是对士人之道的践行而非商业实践;士人对于商人的肯定以及所谓“新四民论”,底层逻辑是士人阶层对本身的反思与批判。因此,士人才是明清士商关系中的自变量。商人的自信实质上是对士人的质疑,这一方面基于商人自身对士人之道的实践,另一方面源于士人在财富下的异化。这种异化被正统士人批判为“士风日下”,士人也开始被质疑是否言行一致。这些批判与质疑则揭示出,士人之道已在实践与观念上破产。     

近代绅商的历史作用及其思考

绅商在晚清一经形成,便利用它独特的‘绅’与‘商’双重身份,充当官与商之间的中介,对近代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这种作用被越来越多的近代有识之士所意识,张謇的“绅为官商之桥”就是对此命题的真实认可。它的积极作用对于根除改革开放形式下我国的官商腐败大有借鉴意义。     

从乡村到都市:晚清绅士群体的城市化

传统的绅士群体与乡土有着不解之缘,具有分散性、地缘性和业缘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视野。近代以后,绅士群体纷纷涌人并定居于都市。这种状况不利于知识精英与农村社会大众的沟通和联系,不利于农村经济和化的发展。然而,对于近代中国的有限人才资源的集中,促进城市社会的整合,具有积极的意义。     

西方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

绅士是明清时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它不仅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享有特殊的生活方式,而且“踞于无数的平民以及所谓‘贱民’之上,支配着中国民间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扮演着“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者先后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绅士的特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先已介绍了日本学界的明清绅士研究情况①,兹再将西方学界的明清绅士“绅士论”赘述于此。一西方学术界对明清绅士的考察大体经历了一个由一般性、附带性介绍到专门性、系统性研究的演化过程。早在16、17世纪,随着西…     

晚清文献中“乡绅“的对应词是“城绅“

在近年的晚清史研究中,有学者似已将“绅商”视为一个与“乡绅”相对应的词,但笔者发现,确切地说,晚清文献中与“乡绅”相对应的似是“城绅”(或“邑绅”“府绅”“省绅”,分别指在县城、府城和省城的绅士)。例如:《湘报》第41号《衡州府衡阳清泉县士绅公恳推广南学会与保卫局禀》:“咸同时,各绅耆办团筹费,操之裕如,富者捐资,强者出力。乡里则地阔人散,较之城市须变通办理,清查户口,比屋抽丁,每村视众寡壮稚,派一二人、三四人不等。日间仍安耕作,早夜自行操演。乡绅时时勤为教习,城绅每届两月下乡巡操。”严修《谨议设立官书局章程》:“书…     

李本忠治理三峡险滩与《平滩纪略》

在中国社会,商人的形象总是与“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联系在一起．似乎这一群体皆为“为富不仁”之辈,其实商人中也不乏乐善好施者,清嘉道年间的汉口商人李本忠就是其中的一位。李本忠弃商平滩,“始嘉庆乙丑（1805年）,讫道光庚子（1840年）,凡平险四十有八,所费金二十万。盖旷世义举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清末社会的裂变与各阶层分析--兼论清王朝的覆亡

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而这种变化在清朝的最后十年迅速加剧。在这十年中 ,随着新政的开展 ,产生了新知识分子、从旧绅士阶层分化出来的新绅士以及从统治阶层中分化出来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治军事利益集团。传统社会结构发生巨大裂变 ,士农工商的旧格局不复存在。在这个新的社会结构里 ,每一个阶层都有着自己的利益和政治要求。新绅士希望参与政权 ;地方督抚希望保持甚至扩大已经获得的权力 ;商人阶层在政治上紧随新绅士 ,对清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 ;新知识分子公开反满 ;而下层民众则反对新政进而反对清政府。清政府适应不了或无力驾驭这一变化了的社会 ,只好退出历史舞台     

南浔近代“第三域”考论

近代时期,以"四象八牛"为代表的浙江南浔之浔商集团,在地方权力关系的运行中处于无可争辩的突出地位。他们在桑梓之地和事业发展之地与地方官吏、地方政府机构在第三领域的合作、矛盾与冲突,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市镇绅商参与解决地方社会问题的公共功能以及在转折时期对国家变局走向的介入和影响,尽管这种影响随时势变化导致政权力量的时强时弱而表现不一。     

“雍进士第”考述

“雍进士第”位于世界文化遗产地泉州洛阳桥畔,洛安村洛阳街302号,为泉州洛阳吴氏二房（新厅）祖厝。从新近出土墓葬看,宅第内在清代居住过三位“雍进士”,“雍进士”乃国子监生之雅称,多为享有声望的地方绅士。“雍进士第”即是当地的绅士宅第,根据建筑遗存清晰可见四进院落：第一进门厅已被改易,第二进顶厅（礼仪厅）、第三进中厅（起居厅）保存相对完整,第四进后厅（私塾厅）部分坍塌。其建筑沿革乃明代肇建、清成格局、民国拆改、近年渐损。“雍进士第”符合明清时期闽南官式宅第的基本格局,同时不乏空间营造上的个性化创造,有“绅”“商”兼具的建筑特色,为研究闽南儒商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例证。     

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对士林与仕风的影响

<正>中国士大夫，从广义上说就是有文化的读书人，不论入仕与否。张仲礼将其中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的，称为绅士。^[1]这种绅士也是广义上的士大夫。清末有人指出：“本城举、监、生员及告休家居之大小官员，均谓之绅士。”^[2]这个定义较为符合实际，绅士并不包括现任的官员，仅仅是在乡的“绅衿”的通称。为了区分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对不同群体(阶层)的影响，笔者把读书人(士大夫)阶层中有功名并进入政府体制内的这部分人称为“仕”即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