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的疫病应对与历史省思

明清时期,国家对疫病救疗虽有行动,但缺乏制度上的规定,日渐兴起的民间社会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代以降,国家逐渐建立了现代卫生防疫机制,应对疫病的观念也日渐积极。这些启示我们:第一,国家对救疫在制度上的缺失,既反映了传统国家在统治理念上缺乏对民众生命的真正关怀,同时也是承认自身能力不足的务实之举;第二,利用日渐兴起的民间社会力量,不仅有助于实际的疫病救疗,而且也实现了官民之间的良性互补;第三,现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实际也是国家权力的扩展与深化,虽然意义重大,但需充分重视其限度;第四,应历史和人文地认识传统时期多元的疫病和防疫观念;第五,畅达而有效的信息传递对于瘟疫的防治至关重要。     

清代江南种痘事业探论

人痘接种术大约在清初传入江南的浙西和苏南地区 ,然后逐渐传入浙东地区。施种牛痘的历史始于道光年间 ,到光绪二十年前后 ,江南大多数县份都创设了牛痘局。与接种人痘不同 ,牛痘传入后 ,官府很快介入 ,积极加以推广 ,不过 ,创设的主要动力似乎仍来自地方社会力量。人痘或牛痘的足迹到清末已遍及江南城乡各地 ,不过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 ,到清末有三四成以上的婴儿接种痘苗 ,已是一种乐观的估计。种痘对清代江南人口的增长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不宜估计过高     

水资源环境变迁与乡村社会控制--以清代汉中府的堰渠水利为中心

清代汉中府水资源环境的不断变迁,引发了诸如水利设施兴废、水利冲突等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乡村社会控制权日益显现出下移趋势。但自乾嘉以降,在水资源环境严重恶化的情况下,官府力量似乎又显得重要起来。这说明国家与社会之间呈现的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给予教条性概括,必须考察具体的社会生态环境。     

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江南为研究对象,从与当时的民生密切相关而且在近代变迁过程中比较受到关注的环境与用水卫生等方面入手,初步考察了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认为在传统时期,国家基本上没有关于公共卫生的立法,但在地方官府和社会的层面上,相关的观念和行为多有存在,大致可以保持自然和社会生态的相对平衡。嘉道以降,随着江南自身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西方文明的输入,众多士人针对旧有卫生体系的弊端,认为有必要引入专门的管理机构、制度,制订日常巡查惩罚条令,即直接以公共和国家的权力介入卫生的经常性管理,从而使卫生事业逐渐由个别的、自为的、缺乏专门管理的行为逐步转变成系统化的、有组织的、纳入官方职权范围的工作。     

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设施——以江南为中心

以善后设施为主体的慈善设施,是各地域商帮在经营地联络、团结乡人的基本设施,各地商帮建立的地缘组织会馆,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相应的善后设施,不少商帮甚至在正式建立会馆前已有义园等设施。徽州商帮是著名的地域商帮,对慈善设施极为讲究,到处广设,这些设施在其发挥商帮的群体优势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林林总总的既有研究中,无论从徽商角度,还是从会馆角度,以及从社会慈善事业角度的论著,似乎都还未涉及到这一点。江南是清代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徽商最为活跃、势力最雄的地区。江南的苏州是鸦片战争前全国最为重要的工商都…     

清代江南官府印象下的脚夫

正在清代江南社会经济发展中,不论是商业贸易中的肩扛挑抬,还是百姓之家的红白之事,莫不依赖脚夫,下层社会的脚夫俨然成为清代江南社会不可忽视的群体。政统观念之下,清代江南官绅与商贾用偏见、蔑视的眼光看待脚夫。繁荣的江南社会中,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脚夫通过倚仗豪强、划分地界、结伙抬价等手段耀武扬威,折射出小民的狭隘性,成为地方安全的隐患。官府将其视同无赖恶棍之类,处理脚夫问题总是过于草率与简单。清代官方文献中,江南脚夫总呈现负面的历史形象,对脚夫不免带有片面性的理解。     

浅谈清代巴蜀城市消防管理的变迁

清代巴蜀地区城市消防管理经历了从零星、自发的管理到官府倡导、民间兴办的民间水会管理再到成立消防队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反映了清代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在消防等城市公共事务管理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也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在城市转型过程中走向更密切的合作。     

清代中期官府力量在藏区社会的进入——以治理青海贵德地方抢掠案件为例

清代中期,清政府在青海农业地区社会统治秩序渐趋稳定。但从乾隆后期开始,贵德地方牧区藏族社会抢掠蒙古地方乃至侵扰内地社会的案件时有发生,官府通过在地方社会调整行政建制、以僧治番和设立千百户制度等方式来加强对抢掠案件的治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力量也随之进入贵德牧区藏族社会,并最终在道光年间完成了王朝国家在牧区藏族社会统治秩序的建立。     

清代江南棉布字号的竞争应对之术

清代江南基本由徽商开设的棉布字号,谋求经营之道,单个字号运用各种竞争手段,慎选布师把好收布质量关,联号经营扩大和占有市场份额,品牌战略开拓和扩大销路;字号群体则从事前防范,到经营规范,到事后惩处,字号资本主依靠自身的力量、同业的约束和官府的权威,在应对字号商标的假冒方面,作了种种努力.而当与加工雇佣者发生矛盾形成冲突时,更是齐心协力,以谋求商业利润的最大化;与加工管理者踹坊主发生利益纠纷时,又坚持维护拥有自由选择加工作坊是权利,以掌握经营主动权.     

清代城市社会公共事业的运作--以杭州城消防事业为中心

屋宇密集的城市,火灾牵动着诸多的社会关系,连带了一系列社会事务,因而城市消防事业的运作情形,反映了城市中社会关系的组织和构造.有清一代,杭州地方政府组织了专门的救火兵丁,实施了"官水桶"等防火措施,但限于人力与财力,无法满足城市居民的消防需求.为此,政府将平时的防火工作下放到基层,并号召民间力量参与其中.而由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居民关系复杂化,则推动了"义民"、"救火集"等民间救火组织的产生.官方与民间两类救火力量,各有不足,互相补充,共同承担起杭城火灾的救灭任务.灾后的赈济亦由官府和民间双方共同参与,但在官员自愿捐资的背后,却是他们保全宦途的策略性考虑.     

检方施治:防疫方书与清代的疫情防控

抄录、编撰、刊印、传播、参阅防疫方书,是清代疫情期间常见的医疗实践活动。防疫方书的大量涌现是一次次疫病流行激发的结果,是疫情防控实践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染疫病人救治、防疫力量动员、防疫知识整合和普及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媒介作用,是相关人、事、物实现链接和互动的一种重要途径,是人们积极主动地应对疫病、控制疫情、维护生命健康的一种"原动力"。相较于其他常见防疫举措,防疫方书深度参与到多种疫情防控实践中,实际构成了一种自发性、分散性、非制度性的疫病应对机制,具有成本低廉、传导性强、覆盖面广、溢出效应大等特征。     

清代台湾官府建筑

清代台湾的官府建筑包括官署、城池、炮台和文庙等。官署建筑是地方官员办公、住宿、休憩、待客之地,建筑格式体现了封建礼制,是朝廷行政权力的体现。城池、炮台起到了防御作用,但朝廷对修建的规模有严格限制,对城池建设的限制与放松,以能否加强统治为根本依据。文庙和儒学的修建显示了清朝统治者都相当重视文教的发展。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文教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些官府建筑体现了台湾人民的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     

清代江南乡村的水利兴替与环境变化——以平湖横桥堰为中心

本文着重考察江南乡村的水利环境与社会变迁,从观察平湖县横桥堰为中心的区域背景入手,解析有清一代与江南的众多水利设施有着相似情况的横桥堰及其周边社会,特别是将环境变化置于自然与社会两方面考察,分析其对水利设施屡次兴复和周期性堙废的深刻影响;详细说明乡村水利与社会各阶层的诸种关系,尤其是以官绅阶层为代表的各类人物,在地方水利事业重建过程中的不同表现,而府、县两级地方行政官员的更替出现与影响,也在此过程中得以清晰地展示,从而建构起一个小地方的水利社会史,真切地感受当时的社会与环境变化,并据此略窥清代中国地方社会的一些重要生活侧面。     

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

在清代全国团练兴起的大背景下,结合贵州具体史事,分析了贵州团练兴起的原因,介绍了贵州团练的名称,规模及其经费来源,并通过地方基层制度保甲制和基层社会重要构成部分宗族与士绅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着重分析在社会大动乱时期保甲制的困境造成团练兴起的必要性及宗族与士绅组织团练的原因。通过团练与官府的关系分析其在维护传统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剥蚀离心中央政权的二重性,从而揭示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关系的演变。     

地方系谱向国家场域的蔓延--1900-1901年的陕西旱灾与义赈

在通常以地方史路径为指导的社会史研究中,地方性实践既无法越出地方空间的范围,也只能维持在地方社会的层次上。本文的论述表明,在1900至1901年的陕西旱灾期间,活跃于这场灾荒中的义赈力量虽然以江南地方性系谱为基础,却构成了对国家层面上赈灾机制的直接冲击。这就展示了地方性实践逻辑为以往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又一个面相,从而为进一步突破地方史路径的局限提供了某种帮助。     

清代新疆乡约治理蝗灾职能研究

自宋至清朝以来,乡约的防灾和救灾职能就一直存在,其救灾职能是由宋明乡约的互助职能演变而来。宋代乡约要求同约者互助,明朝乡约已经参与官府的救济工作,官府救济的对象由乡约来确定。及至清代,乡约作为基层行政组织在防灾和救灾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更大,可以说渗透到救灾和防灾的各个方面。这种情况下的乡村社会,乡约和官府处于一种良性互动的社会过程之中。这种互动,使得官府在面对自然灾害对所辖地区的民众既有经济方面资源的倾斜(如提供粮食等),也有政治方面维护所辖地区的稳定(如出动军队抗灾),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     

宗族与义仓:清代宜兴荆溪社区赈济实态

本文利用地方志和族谱等资料,对清代宜兴、荆溪地区的宗族赈济设施──义仓的发展概况作了一个案例分析,并着重探究了在义仓管理运营乃至社区赈济中所表达的血缘和地缘的关系。指出在清代江南社会中,宗族组织往往通过发挥其的功能性职责而不是固守系谱观念,以便在社区整合中真正达到控制地方社会的目的。     

清代书吏顶充及顶首银之探讨

清代自中央至州县各级衙门,书吏顶补普遍行用顶首银,市有定价。考察存留下来的书吏顶补文书,可知浙江藩司衙门书吏多达两千余人,是定制的三四十倍。顶充者可以自己入署办事,也可因故再择他人理事,吏缺持有人与实际进署办事者往往并非同一人,吏缺与承事相分离。吏缺具有所有权,可以继承,也可以公开转让出售,甚至可以以之作为抵押向人借款。吏缺市场行情不断上涨,但顶首银并未昂贵至时人所称的动辄"数千金"以"至万金者"的地步。顶首文书未见吏满考官事例,似乎说明书吏考满的概率很小。江浙省级衙门书吏可能只在同地同业书吏中传承,而家世相承代代相袭的现象并不突出。接充者由同行"禀举",说明接充书吏需要官府允准;由同行"公举",说明吏缺不能"私相授受",既要同行商议,更需官府认可。多数书吏实际收入并不高,有些人生活相当拮据。文书所载内容,与制度设计皇帝谕令官府申饬大相径庭,与令典要求和人们想象也颇有出入。     

清代山西义学经费来源初探

义学是中国古代社会为贫寒子弟设立的免费初等教育机构。在清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下,山西义学发展迅速,分布较为广泛,各府州均建有义学。义学的生存发展状况与其经费来源直接相关,本文主要从官府出资和民间捐资两方面对清代山西义学的经费来源渠道进行探讨。     

从故宫藏清代制瓷官样看中国古代官样制度——清代御窑厂研究之二

官样是中国古代官府手工业生产制度的内容之一,也是生产过程官府决定产品类别以及保证产品质量的主要手段。本文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制瓷官样入手,通过与大量的传世瓷器对比,在论证清代制瓷官样制度的基础上,追溯了中国古代制瓷官样的历史,进而论定官手工业和官样制度是造成封建社会后期工艺成就衰颓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