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南人”胡化考略

金朝入主中原之后,中原地区形成一个外部对南宋隔绝而内部多元化的文化空间,加之女真统治者对汉民族的统治政策及变化,都在强制或促进着中原汉人("南人")的胡化。这种胡化状况表现在衣饰、发式、礼仪等方方面面,在心理上则呈现出对南宋的疏离,和对金朝统治的认同倾向。"南人"的胡化,消融了他们与燕云"汉人"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为元朝四等人制对汉民族的划分提供了现实依据。     

西汉时期汉人流落匈奴及影响

西汉时期,随汉匈关系的变化,大批汉人因种种缘由、以不同途径流落匈奴。他们在匈奴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影响了匈奴社会的变化,推动了汉匈之间的民族交流和民族融合。     

库纳克萨之战与“万人军”长征新论

公元前401年,万余名希腊籍雇佣军随波斯王子小居鲁士起兵,参与波斯内战。在小居鲁士兵败被杀后,这支雇佣军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翌年返回。这是东西方民族关系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两千四百多年来,某些西方学者一直津津乐道的是他们从中似乎找到了西方人自古优于东方人的“根据”。然而,通过对有关史实的重新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色诺芬对小居鲁士个人才德的描述明显言过其实;古代文献中提及的波斯国王的军队在交战中被希军“赶跑”、“击败”,然后国王又派兵“护送”希军出境等内容,不过是某些希腊作家对史实误解或自欺欺人的曲解而已;近现代西方学者从古代作家那里继承、吸收了他们对波斯人以及东方其他民族的某些偏见,陈陈相因,以讹传讹。近代西方人对东方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偏见,其源头之一正是他们对库纳克萨之战和“万人军”长征的曲解。     

民族整合与文化认同:努尔哈赤汉人“恩养”政策

努尔哈赤在起兵统一东北地区的过程中,对汉人实行"拒敌者杀之,不与敌者勿妄杀"的政策:即对据城不降的汉人实行野蛮、残忍的屠杀政策;对归降的汉人实行"恩养"政策,并以严法打击女真人侵犯汉人生命、财物和妇女贞洁等事件。在"恩养"的同时,汉人也被吸纳到后金的政权建设之中,承担起地方治理、教习"军令法纪"和传播中原文化的责任,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原文化中"孝悌"之道、为政以德和惩恶扬善对努尔哈赤等女真人的影响。而随着女真人对中原文化认同的加深,民族之间的整合也在曲折中前进。     

民国初期在华西人尊孔思想平议

在民国初期的新旧思潮冲突中,在华西人的态度引人注目.他们提倡中西文化调和,主张尊崇孔教,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推动了孔教运动的发展.尽管他们与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尊孔思想在总体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他们毕竟是以西方人的身份来看待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的,因此,也有其独特性.他们主张尊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战爆发后西方世界对中西文化价值的重新审视.     

汉人传统庄社的基本性质

以台湾的研究经验,论述汉人传统庄社的基本性质。其一,汉人庄社是一个仪式共同体,汉人庄社基本上是一个仪式界定的社会单位,人们在所居住的庄社里崇拜神明,举行共同的祭祀,有很强的社会凝聚力。其二,汉人庄社具有法人性格,这可以从传统汉人庄社拥有公地,以及庄社神明拥有田产,看出端倪。其三,汉人庄社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长期共同生活经验的累积,让庄民产生命运与共的一体感,可从庄社地理的说词与每年所抽的年签看出。其四,汉人庄社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村庄和人一样有生老病死,生命不断变化,也有毁庄灭庄的情况发生。其五,村庄是一个意志单位,村庄作为社会集体的存在,可以透过头人表达其自由意志的选择,特别是在与外界建立村庄联盟的时候。其六,村庄是村际关系的交陪单位,透过友庙、交陪境、联庄组织等,村庄与其它村庄建立长期稳定的交陪关系。     

辽代汉人墓葬概述

辽代汉人墓葬概述杨晶辽是以契丹为主体而建立的多民族王朝,其境内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与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契丹本土及邻近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契丹人、奚人以及女真、室韦、乌古、于厥等部族,他们＂畜牧败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徒随时,车马为家＂;燕云十六...     

元代回回人汉化新论

元代回回人的汉化要放在回回人当时生存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回回人来华未久,与汉人在宗教、礼俗上的差别很大,因此在小范围内自成聚居,并同汉人之间彼此隔绝。而汉化则是由许多客观因素造成,主观因素并不明显。另外,元代汉人学者关于回回人的著述在某种程度上也摒弃了非汉化成分,夸大了回回人的汉化。     

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

在近代来华的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记述中较多地记载了他们初到一地,虽曾遇到当地士绅和官府的排斥,却也得到一些普通民众的热心帮助;随着熟悉和了解程度的加深,他们与中国地方社会、普通民众多能成为和睦相处乃至相扶相助的邻里和街坊。此外,由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华的社会生活条件优于西方,医疗工作得到当地社会和普通民众的高度尊敬和慷慨捐助,致使他们很多人“心系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中国社会取得成功,并非仅由于西方近代医学在治疗方面的优越及其个人的奉献精神,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普通民众的质朴、良善和地方社会的慈善传统。更重要的是,中国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对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接纳和善待,深刻影响到这些随不平等条约而强行闯入的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重新认识和文化反省。     

金人所谓的“汉人”、“南人”

<正> 元朝有所谓四等人制度,其第三、四等分别称为“汉人”和“南人”。“汉人”系指淮河以北原金国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高丽人以及较早为蒙古征服的云南,四川两省人也属汉人的范畴;“南人”则指原南宋境内各族人(主要是汉族人)。“汉人”、“南人”之称本起自金人,唯其具体含义与元人颇有出入。     

客都、客家民系与文化渊源

一、世界客都的由来 客家民系是在中国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汉民族内一个特别民系。客家人的根在中原,客家文化是中原古文化的延伸和扩展。中国自秦汉以后一千多年间,由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入侵或天灾战祸等原因,中原汉人多次向南迁徙,数量超百万之众。南下汉人形成若干支系,其中进入赣南、闽西、粤东北山区的中原汉人,与古越族后裔畲、瑶等土著居民杂处,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创造出与中原文化相通、又兼具南方特色的文化,称为“客家文化”。这些南迁汉人,操一种浓厚中原古音,并杂夹江淮官话的语言,称为“客家话”,讲这种话者称“客家人”。     

元代回回人汉化新论

元代回回人的汉化要放在回回人当时生存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回回人来华未久，与汉人在宗教、礼俗上的差别很大，因此在小范围内自成聚居，并同汉人之间彼此隔绝。而汉化则是由许多客观因素造成，主观因素并不明显。另外，元代汉人学者关于回回人的著述在某种程度上也摒弃了非汉化成分，夸大了回回人的汉化。     

中西经济法传统文化基础的差异性分析

中西方经济法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其传统文化基础差异显著。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强调对立,中国提倡和谐;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西方主张竞争,中国倾向谦让;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西方以个人为本位,中国以集体为本位。     

留美幼童在美生活状况探析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派出旨在学习西方科技的幼童留美。幼童虽然是异域留学,受到中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冲击,但他们在美国的学习娱乐等方面的生活都表现出色,迅速适应了美国社会,甚至使当时的美国人都大为赞赏。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幼童年纪幼小,特别是来自美国友好人士对幼童"家长式的爱护"等因素密不可分。     

略论清初剃发易服令

满清政府在入关前后颁布了一系列"薙发易服"政策,强迫汉人改变其发式、衣着,强制性地改变汉人固有的风俗习惯和民族观念。对于这一政策的施行,清廷固有其多方面的原因考虑,但为了满足其利益,却使广大汉族人民饱受文化习俗的民族压迫,从而引起社会各阶层各种形式的反抗。     

民国时期川西北羌地汉人的经济生活

民国学人陶云逵提出"边地汉人"是边疆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学术范畴。民国时期川西北羌族地区是时人心目中的"文化边疆",其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与羌地汉人的经济活动密切关联。文章对民国时期的"羌地"与"羌地汉人"做了界定,对羌地汉人的职业结构、经济活动及日常经济生活做了描述,并分析了羌地汉人对羌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华夷、华夏、汉人在东方

本文是《２０世纪东方史学的回顾与反思》丛书系列论文之一。作者对过去东方史学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认为学术成就斐然,但尚存在不少问题：忽视了汉人及其先世的地位,却无限夸大秽与貊的地位,对肃镇研究不超越国界,对建州女真研究,不涉及跟朝鲜关系。本文着重回顾与反思过去对古代东方汉人及其先世研究的失误。作者提出,古代东方确实存在华夷、华夏、汉人,他们为东方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长期以来史学家撰写东方民族史却把汉人及其先世排除在外,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浅析古代中国何以没有形成法治传统简

西方社会从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他们一直引以为自豪并遥遥领先于世界的法治传统。即使在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这种传统不仅没有断绝。反倒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得到继续的发展。但是在古代中国，这种优越的法治传统却无由完整并成功得以产生并运行。这在中西方同样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对比面前，多多少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我们可以得知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没有形成与西方社会一样优越的法治传统。是有其极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两个社会在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是造成中国社会在法治传统方面表现出与西方社会诸多不同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中国社会与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发展路径，才造就和催生了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只是说，这种传统，运行在距离法治传统很遥远的轨道上，尽管是以一种正向态的姿势。因此，本文拟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角度，通过对中西方不同社会政制和文化土壤的对比，以期对中国没有形成法治传统的历史缘由作一可能的分析。     

传教士与19世纪中国医疗事业现代化启蒙

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过程,也是近代西方医疗卫生观念和制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当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西方并猛烈冲击东方的时候,近代来华传教士充当了打破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急先锋。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背景下,一方面,他们向古老的中国展示了建立在西方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医药卫生观念和制度的先进性,引起了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潮;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向衰弱的中国灌输其医药卫生的观念和价值,并导致了中西医文化的冲突。伴随着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结果是封闭、排外、保守且具有较强内聚力的中华医药体系逐渐走向世界,并且相对先进的西方医药卫生观念和制度也逐渐被中国人所理解并接受。中西医文化开始走向融合,并由此促进了中国卫生事业现代化的启蒙。     

华南汉人海洋性的文化史成因

海洋性是华南汉人、尤其是东南沿海汉人群体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中华海洋文化的核心内涵,也是以大陆性农耕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文化非主流但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华南汉人的海洋文化奠基于史前、上古"岛夷"与百越的土著基础,在二千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还不断吸收并融合了来自南海、印度洋航路上的"胡"、"蕃"等"非我族类"的文化养分,海洋精神得以不断发展与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