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汉学和《东西方汉学思想史》

什么是“汉学”?这在今天已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认真地分析它,我们至少必须写一部专书．“汉学”的西方原字是“Sinology”。严格地说,它包括了有关最广义的“中国”的一切研究成果．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关于中国边疆和内地的“非汉族”的历史、语言、文化、     

汉学的悲剧——西方汉学的回思与检讨

耶鲁大学著名的汉学家史景迁教授给我们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在1694年的法国巴黎发生了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件,一个中国的公主被海盗掳掠到了这兄。据说这是法国人第一次见到中国女人。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女人说她是中国公主,是康熙皇帝的女儿儿,她被皇帝嫁给日本的皇子。但不幸在海上被荷兰海盗掳去,伴陪她的母亲死在了海上,她则被荷兰海盗带到了欧洲。这艘船后又被与之交战的法国船俘获。这样,这位中国公主就被带到了巴黎,这一切,都是这位公主用嗑嗑绊绊的法语叙述的。     

发现与重估：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研究平议

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于1578年抵达中国澳门,是第一位进入中国内地并长期居住的耶稣会士。学界对罗明坚的研究围绕其著作和活动展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书札与生平研究、《天主实录》与《祖传天主十诫》研究、《葡汉辞典》及其散页研究、《中国地图集》研究、诗歌创作与交游研究、儒家经典译介研究、地位重估等。20世纪80年代以前,罗明坚研究以教会派史家为主导,集中在对其宗教传播和耶儒沟通的研究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学院派汉学家不断加入,罗明坚的手稿和档案不断被发现,其研究领域得到拓展,历史地位也逐渐得到重视。21世纪以来,以中国学者为主体的研究者会通全球化和本土化视野,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结合起来,通过跨语言、跨学科的合作,推动了罗明坚研究的整体深化以及对其历史地位的重估。     

郭店楚简与西方汉学研究

西方汉学家在研究郭店楚简时,注重相关学科先进理论和模式的运用,注意从理论的角度上探讨出土简帛整理和研究的原则与方法。这与国内学术界重视实证的传统不同。郭店楚简的典籍是中国古典化的重要代表,研究西方汉学界对郭店楚简的研究现状和特征有助于加深对中西化的认识,促进中西化的交流。比较西方汉学界和国内学术界在研究郭店楚简上的差异,亦有助于中西学术的交流。     

罗明与“罗明路线“

罗明,广东大埔人,1901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福建两部地区进行建党和组织农民斗争的工作,1931年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1933年初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一来到中央苏区,便大张旗鼓地讨伐在中共党内根本就不存在的所渭“罗明路线”,一直到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时才缓和下来。罗明只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却被博古批判成“罗明路线”,并发展成     

《东西方汉学思想史》寄语

汉学,中国人把它称作“国学”;以当代日本语来说称作“中国学”(这一术语的无限定性被本书的著者所批判)的情况也是有的．在这里,文史哲三科没有被像高墙般地隔开,汉学或国学中的“学”的概念,作为一门学问的多样性、整体性和灵活性被保存下来。     

西方汉学第一人——爱德华·沙畹

1918年,考狄(Henri Cordier)在为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撰写的讣告中这样评价他——"西方汉学第一人"。才华横溢的沙畹于当年1月早逝,终年52岁,身后留下了斐然可观的研究成果。在人们为悼念沙畹所作的文章中,考狄的那篇讣告无疑分量最重。这其中固然有作者文笔出众的缘故,两人相互熟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考狄于1890年创办《通报》(T’oung Pao),1904至1918年期间与沙畹共同担任期刊主编。     

西方汉学视阈下的中国道教研究

西方人对中国道教的考察和研究是西方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与\"道教\"的概念虽有区别,但在汉学研究领域可以用\"道教\"涵盖\"道家\".从13世纪末马可·波罗来中国游历至今,西方汉学对道教的考察和研究已持续8个世纪.根据研究队伍的更替和研究方法的变化,这一进程可分为游记汉学时期(13世纪末—1579)、耶稣会汉学时期(1579-1807)、近代多元汉学时期(1807-1945)和现代专业汉学时期(1945年至今).中国游记的作者不完全符合汉学家的身份,对道教的认识很肤浅.耶稣会士搜集研读了大量道教文献,但对道家持贬斥态度.近代多元汉学研究队伍由耶稣会士、基督新教传教士和专业汉学家组成.西方现代专业汉学家关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对道教的研究既有深度也有广度,取得丰硕成果.西方的道教研究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的中国观.     

近年来西方汉学清史研究若干范式

西方汉学界近半个世纪的清代历史研究受到三大理论即现代化理论、全球史观和后现代主义的强烈影响,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概念方法也影响西方汉学家研究清代历史时的选题和解释路数。西方清史研究先后兴起了五种重要历史编撰范式:现代化理论视野下的晚清史编撰、世界历史与清社会转型研究、以中国为中心的清史、清季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后现代式的清史研究等等。了解西方汉学界的清史研究近年来发展的脉络有助于我们自己的清史研究。     

西方汉学视阈下的中国道教研究

西方人对中国道教的考察和研究是西方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与“道教”的概念虽有区别,但在汉学研究领域可以用“道教”涵盖“道家”。从13世纪末马可·波罗来中国游历至今,西方汉学对道教的考察和研究已持续8个世纪。根据研究队伍的更替和研究方法的变化,这一进程可分为游记汉学时期(13世纪末—1579)、耶稣会汉学时期(1579—1807)、近代多元汉学时期(1807—1945)和现代专业汉学时期(1945年至今)。中国游记的作者不完全符合汉学家的身份,对道教的认识很肤浅。耶稣会士搜集研读了大量道教文献,但对道教持贬斥态度。近代多元汉学研究队伍由耶稣会士、基督新教传教士和专业汉学家组成。西方现代专业汉学家关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对道教的研究既有深度也有广度,取得丰硕成果。西方的道教研究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的中国观。     

西方汉学与“古史辨运动”

中国近代学术与西方汉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学缘关系。以"层累说"为中心理论的"古史辨运动"即是一个绝佳的例证。在"古史辨运动"发生之际,胡适、顾颉刚提出的"东周以上无史论"即是从美国学者迈尔与德国汉学家夏德等人的"疑古"论中得到了一定的启发;而胡、顾二氏继而主张的"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之论则是直接受到了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时代》的影响。在"古史辨运动"兴起之际,美国汉学家恒慕义对《古史辨》第一册的介绍与评价,无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历史或最为诡异的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旨在驳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左传真伪考》,反倒被"疑古派"拿来证明今文家言,以推进"古史辨运动"中关于今古文学问题的讨论。因此,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这一西方汉学与"古史辨运动"之间的学缘关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是一个极佳之写照。     

漢學的悲劇 西方汉学的回思与检讨

耶魯大學著名的漢學家史景遷教授给我們講過這么一個故事:在1694年的法國巴黎發生了一件轟動朝野的大事件,一個中國的公主被海盗擄掠到了這兒。據說這是法國人第一次見到中國女人。事情是這樣的:這個女人說她是中國公主,是康熙皇帝的女兒,她被皇帝嫁给日本的皇子。但不幸在海上被荷蘭海盗擄去,伴陪她的母親死在了海上,她則被荷蘭海盗帶到了歐洲.這艘船后又被與之交戰的法國船俘獲。這樣,這位中國公主就被帶到了巴黎.這一切,都是這位公主用嗑嗑絆绊的法語叙述的。     

西方汉学的新动向——“第11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综述

<正>一在当今世界,恐怕没有哪个地方（中国除外）比夏威夷大学更重视中国的哲学与文化了。除了成中英先生于1965年创办的《中国哲学通讯》（Bulletin of Chinese philosophy;1973年改名《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之外,1951年在该校创刊的《东西方哲学》也是探讨中国文化与思想的重要平台(据笔者粗略的     

西方汉学的萌芽时期——葡萄牙人对中国的记述

当前,海外中国学(又称汉学)方兴未艾．众所周知,这项国际性的学术研究最早形成于西欧,史界一般认为始自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入华．然而,追根寻源,应该说它萌芽于西方人来到东方之时．葡萄牙是第一个发现通往东方航路,     

传统与寻真——西方古典汉学史回顾

由作为翻译家、编撰者和编辑的耶稣会士,驻外领事,商人组成的前汉学家(protosinologist)队伍,以及十九世纪中後叶第一批传教士汉学家,他们留给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汉学研究一种既粗糙又不成体系的方法论观点及研究课题,尽管两者都得自於中国本土学者和注经家(scholiasts)那里。但沙畹(Chavannes)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将工作方法系统化,为後继者建立了一种文献学新的正统。直到二战之前文学研究方法与计划在大多数汉学家那里毫无疑问地占有支配地位。今天汉学研究的目的仍是寻中国问题之真,无论是从古代文献中爬梳整理,还是以新的研究范式使成果概…     

西方汉学语境下《尔雅》的解读与呈现

《尔雅》作为现存最早的古汉语训诂辞书和百科典籍,自19世纪以来逐渐受到西方汉学家的关注。高本汉、讷瑟恩、柯蔚南和卡尔四位汉学家是《尔雅》海外研究的主要代表。汉学家们解读《尔雅》文本所体现出的\"他者\"特点丰富了《尔雅》研究,他们研究的问题与中国的《尔雅》研究形成呼应,其文本解读方法为《尔雅》研究带来学术上的启示,其文本呈现方式为《尔雅》对外译介提供了有益参考。     

狭义的汉学和广义的汉学

<正>我对语词的基本态度是:一方面倾向于相信,正如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所说,语言原是一种随机漂浮的生活游戏,并不存在一种\"从正确走向更正确\"的内在趋势,所以也不必非要去非此即彼地澄清它,甚至非要去整齐划一地定死它;可另一方面,我又倾向于主张,针对某些足以纲举目张、牵一发动全身的语词,至少要弄清楚它分别存在哪些特定的用法,分别被嵌入到了哪些特定的语境,以免陷入\"三岔口\"式的交流盲区,白白浪费了自己的脑力和别人的精力。不待言,\"汉学\"正是这样一个语词,或者     

近十年来中国的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

西方汉学（中国学）以中国特别是以中国历史文化为重点研究对象,自19世纪初在法国确立起专业学科地位之后,不断发展,现今已演变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社会学科。而中国学者对西方汉学（中国学）的关注和研究也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展开。近十年中国的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也走上了学科化发展的道路,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领域,在翻译文献、解读原始资料、进行理论探索、展开专题研究和跨文化对话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传统与寻真——西方古典汉学史回顾

由作为翻译家、编撰者和编辑的耶稣会士,驻外领事,商人组成的前汉学家(protosinologist)队伍,以及十九世纪中後叶第一批传教士汉学家,他们留给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汉学研究一种既粗糙又不成体系的方法论观点及研究课题,尽管两者都得自於中国本土学者和注经家(scholiasts)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