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顿博士和他的"中国书"

西方人最早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学习、研究和传介的是一批教会人士.早在明末清初时期来华的许多传教士,为了传教的目的,学习了中文,进而认识了中国文化,并为之折服.他们回国后,将中国的许多典籍译成了西方文字,第一次引起了西方知识界的强烈兴趣和普通民众的好奇心理.正是在这些早期基督教传教士进行的译介工作的基础上,汉学才成长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欧美各国传播开来.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在汉学的兴起和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他乡夫子们的飨宴——海外汉学研讨会综述

海外汉学的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日渐成为一门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学问。为了推动海外汉学的研究,建立海外汉学学科体系并促进国内汉学研究和中西文化交流,增进国际汉学领域同行之间的相互了解、交流和合作,在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小组办公室(汉办)的支持下,由汉办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承办的、作为世界汉语大会系列活动之一的“海外汉学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7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外研社的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举办。     

“他山攻错”——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新书三种

国外对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较具规模的全面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在此以前,国外的中国研究主要是由传教士进行的,且大多局限于古代中国,被称为“汉学”(Sinology)。“汉学”的一个未明言的基本设定即将中华文明视为一种已经逝去的、僵死的、仅有“博物馆”价值的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

西方宗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而地理学是其中比较激烈的部分。西方传教士作为基督教传播的主要媒介,理所当然地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其中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也是相当巨大的。本文结合传教士在中国发展的兴衰过程,相应地对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的研究分三个时期来进行描述:唐元时期、明末清初时期以及鸦片战争以后。最后,本文用辨证的观点评价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它在促进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的同时又造成中国对地理科学认识的误导。     

《徐霞客游记》钞本流传始末

1979年,《徐霞客游记》钞本(季会明本)在北京被发现,这件事轰动了学术界,这一发现对“徐学”研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季会明钞本是《徐霞客游记》的原始钞本,直接由《游记》转钞而来,它直实地反映了《游记》的本来面目、     

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与《英华萃林韵府》

19世纪西方新教传教士由于在华传教的需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等领域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美国汉学发展史上出现的以传教士为主体的汉学研究群体中,裨治文、卫三畏、卢公明等美国来华传教士赫然有名。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 1824—1880）1850年来福州传教,     

西方汉学的萌芽时期——葡萄牙人对中国的记述

当前,海外中国学(又称汉学)方兴未艾．众所周知,这项国际性的学术研究最早形成于西欧,史界一般认为始自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入华．然而,追根寻源,应该说它萌芽于西方人来到东方之时．葡萄牙是第一个发现通往东方航路,     

“他者”的映像——读《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

自 2 0世纪 70年代美国文学评论家爱德华·W .萨义德 (EdwardW .Said)对 19世纪欧洲东方学自我理解的客观主义和真理性要求提出尖锐批评以来 ,文化间的接触与感知、理解“他者”的可能性等问题便成为西方学术界主要的关注点之一。一系列方法和主题相近的论著脱颖而出 ,欧洲 /西方对作为自己“他者”的、欧洲以外和非西方的文明的种种认识受到了多方面的讨论。与西方学术发展的这一新动向紧密联系 ,孙立新用德文写作并在德国出版了《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关于文化间接触和感知问题的一项个案研究》① 一书。其主旨是 ,通过研…     

马来西亚中国史及南洋华人研究概述

正汉学(Sinology)起源于欧洲。自19世纪学院式汉学兴起和20世纪初西方汉学快速发展之后,在中国以外地区遂相继建立类似的、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时之间涌现不少术有专攻的汉学家,欧美各地高等学术机构更是纷纷设立以"中国学""东方学""东亚学"等为名的相关课程与学系。有关欧美、日本,乃至于韩国的汉学研究的介绍和探讨已有相当不错的成果,然而东南亚地区的相关研究则仍相较被忽略。以马来西亚汉学作为介绍与讨论对象的论     

传教士与海外中国学的创立

十五世纪末是世界航海史上最辉煌的时代,非洲好望角绕航成功,美洲的发现和欧亚航线的开通,使中西交通愈加便利,直接促进了东西方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1552年10月耶酥会主脑之一沙勿略搭乘葡萄牙商船前来中国,揭开了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序幕。这次传教与唐时是教、元代罗马教的传播有所不同,它不仅促进了西学传人中国,而且还形成了海外中国学（亦称国际汉学）的研究雏型。本文试图通过对传教时期海外中国学初创历程的回顾,就传教士与这一学科创立的关系及其作用,作一粗浅的探讨。地理大发现后,葡西两国掌握了海上贸易的霸权,其…     

论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汉学研究

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开启了美国汉学研究的大门,对美国认识近代中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本文以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汉学研究为中心,选取裨治文、卫三胃、丁韪良等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传教士为主要介绍对象,分析总结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汉学研究的特点,突出传教士对早期美国汉学研究的重要性。     

影响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宗教旅游的因素分析

本文从旅游的视角,认为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活动是一种宗教旅游活动,论文选取西方传教士大规模进入我国的晚清时期作为研究时段,根据旅游系统三体论的思路,对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宗教旅游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影响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宗教旅游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其一是西方传教士旅游客源地的文化和经济因素;其二是中国作为西方传教士旅游目的地的政治开放、宗教政策以及安全保障因素;其三是西方传教士从其客源地到中国旅游目的地之间及其内部的交通因素。     

伦早期美国来华片款士的；又学研究

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开启了美国汉学研究的大门,对美国认识近代中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本文以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汉学研究为中心,选取裨治文、卫三胃、丁韪良等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传教士为主要介绍对象,分析总结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汉学研究的特点,突出传教士对早期美国汉学研究的重要性。     

近十年来中国的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

西方汉学（中国学）以中国特别是以中国历史文化为重点研究对象,自19世纪初在法国确立起专业学科地位之后,不断发展,现今已演变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社会学科。而中国学者对西方汉学（中国学）的关注和研究也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展开。近十年中国的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也走上了学科化发展的道路,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领域,在翻译文献、解读原始资料、进行理论探索、展开专题研究和跨文化对话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日本明治时期汉学研究评述

明治时期汉学研究概述据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者渡道和靖先生研究,日本明治时期在学术界尽管西洋学占了主导地位,但是,对汉学的研究仍然占有很大的比例。当时的汉学研究机构是东京学士会院。该会成立于明治十二年(1879年),学术刊物是《东京学士会院     

一部了解湖北天主教的重要史料

湖北是天主教传播比较早的地区之一。湖北优越的地理环境及近代以后在全国的经济、化地位,使得西方传教士将湖北作为一个重要的活动据点。1945年,美国传教士柯兰石(B．Clancy)编撰《武昌教区史》(英,手抄本)记载了天主教在湖北发展的一些事例,下撷出较典型的事例,从中可窥见一个区域天主教发展的特点。     

百年来清代汉学思想性问题研究述评

提到清代汉学的思想性,其内涵大体包括经世(致用)和义理(思想)两个方面,即汉学家是否关注现实,讲求义理,汉学研究的内容是否蕴含经世意图和思想意义。两方面的问题既密切相关,着眼点又各有侧重。对此,学术界的研究,自清末民初至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换言之,在清代学术研究领域,汉学的思想性本来是一个似乎早已定论的老问题,但近二十年来,不仅被重新提出,     

近代西方在中国东半部的地理探险及主要游记

地理探险和游记是西方认识世界的重要手段。近代西方在中国主要地区开展了许多探险和考察活动,并留下了不少游记报道。但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题目及有关游记的研究仍属空白。尤其是关于西方近代在我国东半部的探险活动和游记报道,国内外均缺乏系统的介绍。本文对十九世纪后期英国等国在我国东半部地理探险的路线、主要游记作品及其特点进行概括和分析。     

柏应理与中西文化交流

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是空前频繁与活跃的,它逐渐由此前简单的物质层面的往来发展到精神层面的交流与磨合。所谓“交流”,意指既有西学东渐,亦有汉学西渐的双向沟通;所谓“磨合”则为既有冲击碰撞,也有顺应调适的艰难容蓄。我们往往瞩目那些不远万里来华的传教士,强调他们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科学知识,使西学东渐成为可能,却忽视了同样是那些传教士,在中国文化的滋养下,给欧洲带去了宝贵的汉学,为其自身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而持久的活力,“因为18世纪欧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士在中国宣传的宗教”。     

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倾向

从学术思想、学术理路和学术实践来看 ,章学诚不仅与当时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乾嘉汉学大异其趣 ,而且对乾嘉学派所反对的“宋学”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认同 ,具有一定程度的“宋学”倾向。章学诚虽然对“汉学”与“宋学”的流弊都有所批评 ,但他对“汉学”与“宋学”并非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 ,而是在二者之间有所轩轾 ,其思想取向基本上是崇“宋学”而薄“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