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革”专案组的日子

以非党员身份进入专案组我是出身贫寒人家的平民子弟,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两年后"文革"爆发。"文革"前,我从未接触过专案一类的工作,一向以为那是党的组织部门和公安部门所主管之事。"文革"以降,造反行     

激情燃烧的大学“回炉”岁月

正1970年,我从兰州大学经济系毕业,分配到甘肃宁县当了一名中学教师。上了5年大学,就搞了4年"文化大革命",学业受到严重影响。工作后,大小政治运动不断,"臭教师"的地位叫人另眼相看。期盼外出进修深造,且更换一下工作环境,是我魂牵梦绕的一个梦想。但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文革"中,那就是白日做梦。"文革"终结,机会终于降临在我的头上。1978年上半年,教育部决定,通过考试选拔部分1968-1970届大学毕业生"回炉"两年。当     

“文革“中的“三支两军“

“文革”爆发,天下大乱,形势失控。280万解放军官兵受命于危难之时,以“三支两军”形式介入地方运动之中,由此卷入“文革”政治漩涡达6年之久。如何看待：“三支两军”,中央虽已有定论,但多数人对解放军在这6年的作为、作用及影响仍不十分清楚。《“文革”中的“三支两军”》一文概略地叙述了这一历程,对那特殊年代解放军的特殊作用作了回顾。     

我所经历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一1970年,我们一批在文革中毕业分配的大学生,经历了两年在铁路工程队的建桥集中劳动之后,进行了再分配。我和爱人一起分配到北大荒的一个小火车站当工人、对口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工作了7年之后,已经成家并有了孩子,而由于生活条件的限制,两个孩子都在内地,于是就萌发了调回关内的想法。那时,有关人员工作调动的规定是很特别的。工人是可以"单独调动"的     

对朱穆之的一点回忆

正1972年10月,我从中宣部宁夏"五七干校"分配到新华社工作,与朱穆之相识。新华社所在地原是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大院"。抗战胜利后,北大在此设立四院,先后作为先修班和文、法系科一年级新生校址。1947年我考入北大经济系后,曾在此就读过一年。我来大院工作时,穆之刚从新华社山西永济"五七干校"解放回社,恢复社长职务。他在"文革"开始就被"打倒",在社内隔离审查     

一篇文章带给我的厄运

我于1961年毕业于河北北京师院(现河北师大前身)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河北青县中学担任历史教师。"文革"前夕,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的大批判文章火药味越来越浓,学术、政治气氛日趋紧张,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势头。1965年11月的一天,我在《文汇报》上读到后来被称作"吹响了文化大革命号角"的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耐着性子读完这篇占     

黎澍看戚本禹

1965年5月,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革后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通史编写组工作,成为范文澜同志的助手之一。此时,范老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已经出版了四册,范老要求我为他继续编写宋代历史准备资料。1966年6月初,近代史所的部分青年起来"造反",自发组成"文革小组",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揪斗四位副所长即刘大年、黎澍、李新、张崇山同志。     

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武斗

正1963年,我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自1966年6月至1970年3月,在北大全程参与了这个时期的北大"文革"运动。1967年8月17日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后,不承认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校"文革")是领导全校的权力机构。因此在1968年的北大武斗时期,校"文革"和新北大北京公社是支持北大聂元梓一派势力的两个机构。校"文革"是北大权力机     

我的高僧表哥(三)

在我返回家的路途中,我回忆起解放后第一次我们兄弟俩见面的情景。那是1976年,文革即将结束,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被分配到西藏日报社工作。一天门卫忽然来电话通知我,说外面有个要饭的要见你。     

我在文革中的一段经历

文革一开始．我在报礼就“站错了队”,成了保守派。解放军进驻报礼支左。对我们这一派不支持,整个组织被打散。但我心里不服,也不写悔过声明。东北林学院造反派闱攻我．说我是“花岗岩脑袋”,要给我开开窍,我不怕,反而更加理直气壮。     

执著信念 不懈登攀——王巍先生访谈录

<正>曹峻:非常感谢王所长在百忙之中接受《南方文物》的专访。首先请王所长谈谈您是如何走上考古道路的?王巍:好的。我是一名50后,小学毕业时正赶上文革。记得当时我报考的是长春最好的中学,但就在等着发榜的时候文革开始了。1968年秋,我被就地分配上了中学,那一年正好中苏关系紧张,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我们在学校学的俄语除了"毛     

和日本友人共事的日子里

我没有去过日本,却有一段与日本友人在一起工作、生活的经历。那是1951年的下半年,我被分配到了山西省军区分科医院(即今解放军二六四医院的前身)     

回忆文革中大学生毕业分配

一 　　我是1962年从石家庄考入北京铁道学院的(现在称北京交通大学),学制5年.按正常规律.应该在1967年7月毕业分配.但是1967年正是文革的高峰期,上面乱成一团,谁还管得了大学生的分配?而下面也打成一团,就是分了也没法安置.所以包括应该1966年分配的66届大学毕业生都留在学校继续闹革命了.……     

大伯父陈仁炳

正大伯父陈仁炳是我继父陈公绰(陈仁宽)的大哥。1979年大学二年级暑假,我和同学结伴去上海旅游,第一次见到他。我也是第一次见大伯母,比照片上显得憔悴落寞,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见到大伯父第一印象是瘦高,稍稍躬背,身体前倾。他那时70岁,思维清晰。当时他尚未恢复教授职务,给我的印象是完全没有从文革年月走出来。"四人帮"粉碎已三年,文革的伤痛仍在灼烧。他谈得最多的是文革期间的遭遇。我     

偶然的疏忽造成开国中将被刺杀

<正>被杀的开国中将谭甫仁是一个从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成长起来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他曾任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工程兵政委、昆明军区政委。"文革"内乱中,云南成为打砸抢的重灾区,他被毛泽东委以重任,派往云南主持工作,却踏上了生命的不归路。《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一书,对这桩新     

我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

"文革"开始时我是上海《文汇报》教科部体育组的记者。我原是上海市建工局属下一个业余学校的教师,共产党员。1960年柯庆施提出文化单位里面要"掺沙子",我被选进了报刊编辑训练班。训练班结束后,被分配到《文汇报》社。1967年1月初,我、邵传烈、周国荣为负责人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社。到2月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我被推为"公社"的政宣组长,2月下旬"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     

我任安徽省知青办主任的往事

我1924年12月出生于上海,14岁参加由党直接领导的秘密学生组织——上海市学生协会,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7岁赴苏北参加新四军,长期在军队工作。"文革"中调陆军第12军参加安徽省军管工作,以一个军人的身份在地方工作了10年。我的军管工作1967年3月,遵照毛主席"三支两军"的指示,我奉命赴安徽省参加军管工作,先后任安徽省军管会文卫办公室主任、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主任。     

史所长和“汪干事”

正史所长和汪干事是我在"文革"时期的广西象州县看守所认识的两个人。我与史所长的第一次见面,要追溯到40年前。那时"文革"正进行得风起云涌,到处是硝烟和血腥味的1968年8月的一天。其时,我是因到自治区首府——南宁申诉我的问题而被当成"五一六"分子,送回我的家乡象州县看守所收容审查的。在此之前,我已在南宁、柳州的临时收容所被收容了半个多月。在那里,不要说洗澡,就连能洗帕脸也是奢侈之     

襄阳旧忆

我于1963年8月生于山西大同解放军装甲兵学院。装甲兵学院的前身,是上个世纪50年代解放军最高军事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装甲兵系。1957年年底,军事院校大发展,军事学院各个系各自单独组建相应的军、兵种学院,装甲兵系扩为装甲兵学院,由南京迁至大同,院长由时任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的许光达大将兼任。“文革”时林彪发布“一号命令”,装甲兵学院于1969年解散,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家属都迁往设在湖北省襄阳地区的军委装甲兵襄樊“五七”干校,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文革中我两次见到的张伯驹

《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发表了章诒和女士的《张伯驹的文革"交待"》一文,虽然只是篇2000多字的短文,但我在读过之后所引起的心理波澜,并不亚于读她《往事并不如烟》那本书的感受。这不仅是透过张伯驹的"交待"材料,能想象到他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磨难和无奈,更因由此而让我想起在文革中,两次见到张老先生时的情景。(一)1966年8月27日,吉林省省直文化系统的造反派,在长春市体育馆召开批斗省文化局机关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