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冤案因由

1968年3月24日晚上,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召开的驻京军队团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就“杨余傅事件”讲话时,斥责了所谓“二月逆流是个什么东西”后,气急败坏地连呼了三句口号:“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并用右手高举着一个档案袋,向台下听众大声说:“我之所以有气,一、我曾经保过他;二,现在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说完又将档案袋向大家晃了晃,示意证据就在她手里拿着。江青这一宣布,顿时激起到会的不明真相的人跟着狂呼,整个     

周恩来与“伍豪事件”

1968年我出差回北京,我的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突然跟我谈起了“伍豪事件”。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据说,有一天红卫兵小将翻出了上海20世纪30年代刊有“伍豪启事”的旧报纸,就把这张报纸送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手上。当时江青正想整我伯父而愁找不着“黑材料”呢,一见这张旧报纸如获至宝,便意欲借此事,谋害伯父。     

傅崇碧“文革”轶事

“文革”初期,傅崇碧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林彪、江青对他采取拉拢策略,但傅崇碧却对林彪、江青的一些做法非常看不惯。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采取各种形式,机智地与林、江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失时机地向毛主席检举江青一伙的劣迹。 有天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傅崇碧。 毛泽东对傅崇碧说:“我叫你来是想了解一下北京的情况,你要讲真话。” 傅崇碧说:“主席呀,现在陈毅的老婆也被他们抓去游街了,还挂着大枷。胡耀邦的腿跪烂了,王胡子(王震)的家也被砸了。还有的老干部坐‘喷气式’,戴高帽子游街。”     

《歌唱祖国》作者王莘风雨五十年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歌唱祖国》以其强烈的感染力、震撼力把中华大地56个民族的儿女紧紧凝聚在一起。1951年9月15日,《歌唱祖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被文化部向全国人民推荐并定为国庆期间传唱的歌曲之一。从此,《歌唱祖国》唱遍了祖国各地,历久不衰。但占这首歌和它的词曲作者,几十年来却几经风雨沉浮。“文革”中的风雨1968年9月22日,驻扎在天津支左的六十六军军长和当时天津市负责人王曼恬对王莘说,首长要见你。王莘知道,他们说的首长,就是指江青。王莘一到钓鱼台…     

关于“林彪一号令”及其他

《炎黄春秋》2000年第6期发表的陈虹所写《杨成武眼中的“杨余傅事件”》一文,介绍了“杨余傅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平反经过,读后颇有收获。但文中提到：“1969年林彪的‘一号命令’又把多数老帅赶出了北京”。话虽一句,却涉及一些重要史实,作为一名党史爱好者,《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我愿就自己目前掌握的资料,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说法的来龙去脉进行必要的辨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目击伟大转折的序幕

1974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毛泽东主席的亲自过问下,我自林彪、江青一伙炮制出台“杨余傅事件”冤案,被送往沈阳丧失自由7年之久后终于回到北京。1975年4月,中央军委任命我为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使我重新获得为党工作的机会,也因此获得了一个从领导高层的角度参与和目击我们党和国家如何度过1976年前后的非常时期,以及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最终得以实现伟大转折的宝贵机会。     

王光美去桃园以后——1967年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次采访

主动请缨去桃园 1967年元旦之夜,“中央文革”办事组电话通知“中央文革记者站”,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几个成员要接见记者。当时派往各地的记者大都回到北京,我们整队赶到钓鱼台去,在一个小礼堂坐下不久,江青、康生、陈伯达、王力、姚文元等人出现在台上。江青讲话时,先是讲了一些关心记者的话,然后就对记者工作大加指责。她要大家不要再住在军队,“被人家包围了也不知道,     

在江青那里工作的日子——杨银禄访谈

丁东：您是哪年担任江青秘书的？ 杨银禄：我是1967年底去的,1973年6月份走了。1973年8月份开“十大”,我已经去了学习班。学习班大概两个多月,我又休息了两个月。家也搬了,原来我爱人在钓鱼台工作,也不准在钓鱼台工作了。我们就住在钓鱼台的北边,那儿有钓鱼台宿舍。上边说我“有事了”,钓鱼台方面也不知什么事,就不让我爱人上班了。     

周恩来与江青维特克事件

1992年我从美国回来不久,忽然接到美国友人陈香梅女士寄来的一篇文章,登载于美国中文时报周刊。读了以后真是令我万分惊讶,原来二十年前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这一公案,还被利用来造谣。这篇文章开头说:“在大陆,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中期历史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宦国苍先生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然后接着写道:“按照维特克的假设,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     

所谓整理江青“黑材料”始末

1968年3月24日晚,林彪在人民大会堂驻京军队师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宣布杨成武的“罪状”时说:“表面上他是拥护江青同志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对江青同志不满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时候,他同戚本禹这些人就搞江青同志过去的……”林彪这句话才讲了一半,江青就像触了电似的,立即打断林彪的讲话,对着话筒大声说:“还要早呢,在去年春天就搞了!” 林彪顿时大吃一惊,思路被打乱,不知说什么好,于是顺着江青说的话,随意编造说:“噢,早在去年春天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 林彪讲的所谓搞江青的“黑材料”,究竟是怎么一回…     

《红都女皇》真相——维特克采访江青的前前后后

旧事重提 1992年,我去美国探亲访友。从美国回来后,我忽然接到美国友人陈香梅女士寄来的一篇文章,登载于美国中文版《时报周刊》,读了以后真是令我万分惊讶。原来20年前江青与维特克谈话这一事件,至今还被人利用来造谣。这篇文章开头说：“在大陆,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中期历史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宦国苍先生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内幕’。”     

权大更知责任重，位尊不敢忘忧国——卫戍司令傅崇碧

1966年5月,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职位重要的与会者中间出现了—位不为人知的身影,他就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少将。傅崇碧当年50岁,身经百战,精明干练。但这一天他有些疑惑,他悄悄地问叶剑英元帅,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都来了,我来干什么？叶帅回答,卫戍区要扩编,准备让你当卫戍区司令。也就是这一句话,把傅崇碧推向了风口浪尖。     

随卫毛主席江青

1962年9月中,汪东兴叫我到中南海南楼他的办公室谈话,说要调我到一组去工作,一组就是毛主席处。当时中央常委的卫士组,按毛、刘、周、朱、陈的顺序,编为一、二、三、四、五组,并说：“到毛主席处,得先到江青处,因为他们是一家。”我一听到江青处,就打怵了。当时警卫局好多人都知道江青不好侍候,有几个人被她骂走了,我说：“我从小在部队长大,知识面很小,工作难以胜任。”     

吴晓飞：敢为刘少奇鸣冤的19岁中学生

“文革”中有一位19岁的高中学生,从1967年11月到1968年4月中旬,仅用半年时间,竞写就两部共计40余万字的政论文稿,对当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自己的否定判断;对尚未折戟沉沙的林彪,对炙手可热的江青一伙,敢于无情揭露和辛辣鞭挞;对刘少奇所蒙受的千古奇冤大鸣不平。文稿广泛地涉及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意识形态各个领域,     

江青在小靳庄的闹剧

33年前,也就是1974年6月“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在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假借“评法批儒”之名,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党活动,种种丑行令人不齿。作为新华社派出的随行记者,事后曾经向社领导汇报过有关情况,也在一些朋友中“传播”过。近年来,有些当年曾耳闻过此事的人,建议我把当时的现场见闻写出来,让“文化大革命”历史中的小插曲有更多的人知道。但当时对江青的活动没有公开报道,“内参”报道也不可能真实记述其事。所以现在要真实地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也非易事。2003年夏天,在新华社天津分社的帮助下,我去天津访问了有关人员,查看了一些资料,又到小靳庄访问了当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等人,核实了有关史实,遂写下这篇追忆文字。     

傅崇碧谈“杨余傅事件”

一在傅崇碧将军高大宽敞的客厅里,除了一面窗外,三面墙上都是名人字画,舒同的条幅：“湖清霜镜晓,涛白雪山来。”出处不得而知,但这十个字足以概括傅崇碧将军坦坦荡荡的一生了。傅崇碧说他自放出来重新回到家后,舒同来看他,就请他写字。舒同说：您也练练字,可以从中学到气功。就在那时傅崇碧拜舒同为师,赋闲在家就天天练字。傅崇碧说他虽不是什么文化人,但他对文化人很敬重,爱书画如宝。“文革”中,郭沫若病得很重,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傅崇碧去看他,说郭老给他的字都没有了,能不能再给他写一幅。在“文革”中,傅崇碧保护…     

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

北大为期4个月的武斗,发生在1968年春夏。 过去政治课讲,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我觉得文革中的武斗也有点这种意思。再说,江青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公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就使得“武斗”在当时已经“合法化”．可以说是中央文革放纵了这种祸国殃民的行为。从1966年9月开始,北京就有武斗发生,1967年已经是全国各地狼烟四起,达到高潮。1968年北京的高校也传染上了这种瘟疫,年前清华大学井冈山与井冈山“414”已经接上火,其他院校也时有发生。     

建国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当代大学生村官政策之比较——兼论青年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

1968年12月,毛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大部分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多达1600多万人,当时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但这一轰轰烈烈的运动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落下帷幕。所以知识青年成了1950年到1970年这一时间段自愿到农村的青年学生的特殊称谓。知青下乡运动与大学生村官的盛行同样是国家为知识分子回流到农村而做出的重要决策,所以文章将这两个具有不同时代但却有相同境遇的事件联系到一起,并通过其所表现的时代特征来阐述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     

武汉“7·20”事件始末

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已成为了历史。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武汉地区曾发生过震惊中外的一场事件,叫做“七·二○事件”。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把这次事件诬蔑为“反革命暴乱”,武汉地区的广大军民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经历了悲和痛、血和泪的磨难。若写出一部《武汉地区“文革”十年史》,“七·二○事件”应是其中重要的一页。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了“四人帮”,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结束。１９７８年 １１月,中共中央推倒了林彪、江青一伙强加给武汉广大军民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沉冤 １１年之久的…     

手榴弹和411——我所经历的“五七事件”

1968年5月7日,贵阳城中心手榴弹爆炸,数百名知青受到牵连,有的被逮捕拘押,有的被办学习班,这就是在文革期间轰动一时的“五七事件”。当时,我也被拘押,失去自由,经历了人生难忘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