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城市的外国人“族裔经济区”研究——对广州“巧克力城”的实证

本文采用第一手调研资料、通过长期实地调研,揭示广州"巧克力城"—中国的典型非洲人族裔经济区的发展历程与机制。研究揭示跨国商贸者跨越国界展开商贸活动,以族裔经济区为载体,进而推动地方重构的历史进程。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大城市的外国人"族裔经济区"的兴起与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密切相关;非裔商人经由非洲到欧洲、北美、中亚、东南亚而后转入中国;在由全球到地方的多尺度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影响下,"巧克力城"的演化已历经三个阶段:兴起期、繁盛期和衰退期,其社会空间也经历了"兴起中的族裔经济区"、"繁荣中的族裔经济区"和"衰退中的族裔经济区"等三种形态,体现当代全球要素与地方要素互动的即时性与不稳定性。     

苏格兰地区少数族裔创业与社会资本引入

论文通过调研华裔、印度裔、巴基斯坦裔等少数族裔在苏格兰的创业活动,分析了苏格兰华裔、印度裔、巴基斯坦裔等少数族裔移民的人口与经济活动及创业障碍。认为尽管少数族裔创业对促进少数族裔就业、改善少数族裔群体生活条件、促进地区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少数族裔创业仍存在难以获得外部融资、可获得建议渠道有限、创业动机不太积极、行业过分集中导致竞争激烈以及创业者素质有待提高等局限性。主要原因可归结为少数族裔创业环境的"政策缺失"和"社会资本弱化"。这两点可通过"政府引导"与"社会资本引入"管理制度的创新进行改善和补偿。     

西方国家移民聚居区研究进展及启示

西方国家对移民聚居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美国“芝加哥学派”,随后经历了同化主义、多元主义、异质本地化和跨国主义研究思潮,不仅拥有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而且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总体上看,对移民聚居区的研究,区位选择方面经历了中心城区到郊区的演变,空间类型包括族裔飞地、族裔社区和族裔郊区,移民聚居区经济经历了单个案例到不同案例的对比研究,形成机制方面从民族团结理论转向不同作用者和空间生产理论,此外,西方移民聚居区还加强了反作用和空间效应的研究。本文在评述西方移民聚居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移民聚居区研究现状,提出中国相关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的借鉴之处。     

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帮群社会建构的个案研究——以“福建人”闽帮总机构为例

以华人移民的帮群社会结构特征为切入点,对福建人建构闽帮社群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即以祖先崇拜文化建构恒山亭坟山组织的阶段、以神明信仰文化建构天福宫庙宇组织的阶段,以"科层化"组织为特点的现代华人社团组织阶段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新加坡闽帮总机构百余年的发展演变中,为适应移民人口的增加和华人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闽帮社群经历了一个制度化建构的历史过程。此一演进的过程亦是帮内凝聚与整合不断提升的过程。     

华人新移民社会资本构建与基督教会——美国P州P市本土教会与华人教会的比较分析

论文对美国当地两家基督教会进行长达一年的实地研究,考察了其社会网络的特点及其对华人新移民构建社会资本的影响,同时分析了基督教会对华人新移民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的影响。认为华人教会将发展出紧密的闭合网络,有利于华人新移民发展出科尔曼式的闭合型社会资本,从中获得归属感、情感慰藉以及更加实际且有执行力的帮助。本土教会将形成富于结构洞的稀疏网络,有利于华人新移民发展出波特式的结构洞型社会资本,从中获得异质性信息、多样化的观点以及潜在的创新机会。     

从“自由移居”到“限制—融合”——试析英国威尔逊政府移民政策的形成

在二战结束后的英国,移民问题因英联邦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而成为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从1964年起,威尔逊政府逐步转变理念,推出了"限制—融合"移民政策。它主要由"移民限制"与"移民融合"两部分构成。在其制定过程中,围绕限制移民政策、种族关系立法及其相关机制等问题的合法性与可行性等问题,各方展开了激烈争论。《1965年种族关系法》与1965年《移民白皮书》的发布标志着威尔逊政府"限制—融合"移民政策的形成,并影响至今。作为在移民问题上"共识政治"的重要表现,"限制—融合"移民政策维护了移民的基本权利,推动了英国种族关系的整合,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为日后国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平台。     

身份认同、社会资本与商业拓展——马来西亚的中国回族商人个案研究

论文基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考察了马来西亚中国回族移民的概况,以中国回族移民在马来西亚从事纺织品业、旅游业和教育中介业的商人及企业为个案,考察中国回族商人如何在马来西亚的多元族群社会及政治经济环境中协商、重构并利用其"中国人"与"穆斯林"的身份,积极建立并维护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并积累社会资本。研究显示,马来西亚的社会背景因素,连同中国回族移民基于宗教认同与族群认同而建立的在当地的社会网络以及与中国的跨国网络,从中获得商业合伙人的信任、政府的支持以及社会资源,成为了促进中国回族移民在马来西亚商业发展的社会资本。     

从国际移民到跨国离散:基于北京的加拿大华人研究的“双重离散”理论建构

论文以早先从中国移民加拿大,后又从加拿大回流中国北京的华人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双重离散"经历进行理论建构。论文认为,在全球化以及现代通信和交通运输技术发展的影响下,加拿大华人国际化流动的程度日益加深。其跨国移民经历可以归类为"双重离散"——一种超越民族和国家主义界限的混合型经验。双重离散者具有一系列的双重性:他们既是中国人又是加拿大人,既是离散者又是回流者。他们作为文化与经济中介在中加两国之间扮演着双重角色。而这些移民的定居不是最终的,而是多向循环的。"双重离散"理论摒弃了有关离散的原有概念,而将离散视为异质化的、冲突的社会形式,提供了理解跨国移民行为以及展现归属多元路径的另一种框架。     

世界城市跨国空间研究的分野与合流

世界城市内部多种跨国要素作用形成的跨国空间已经成为一类新空间类型和客观存在。在跨国经济、跨国社会、跨国文化、跨国主义生活方式等跨国要素的交互作用下,跨国空间的形成发展、演绎逻辑表现出多样化分野。具体表现为：跨国空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化、不同类型的差异以及全球化时代"资本"和"生活"的博弈,地方和空间的割裂与相互渗透等。在此基础上,对跨国空间的研究理念、形成机制和价值体系三方面却存在着合流的趋向,共同指向了全球化时代国家管治模式、自由主义生活方式以及软性制度的改革。     

从自防、协防到联防：安哥拉中国新移民的社会安全空间营造

论文以中国新移民在非洲的重要聚居国且社会安全问题突出的安哥拉为例,通过深度访谈、参与观察、跟踪调查等方法,研究探讨了中国新移民的群体特征及社会安全风险来源、中国新移民的社会安全空间营造历程、中国新移民的社会安全空间营造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2012年之前,安全风险多来自华人族裔内部,此后主要面临当地人的暴力犯罪威胁。中国新移民通过自下而上的自组织社会安全空间营造,形成以在区隔中联结的"自防空间"为核心的差序社会安全空间格局,外部安全风险、当地侨领和中国驻安使馆共同促使这一格局得以形成。安哥拉中国新移民的社会安全空间营造实践对生活在其他安全问题突出国家的华侨华人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国际移民创业与族裔社区建设——以美国洛杉矶华裔和韩裔经济为例

论文基于美国洛杉矶华裔和韩裔经济的个案研究,从社区的视角审视国际移民创业的效益,剖析移民创业对社区建设的影响。论文认为,国际移民创业的效益,不仅体现在创业者个人的经济收益及族裔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体现在非经济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溢出效益。移民创业有助于强化族裔社区的机构完整性,吸引同族中产阶级回归,营造一个独特的族裔社会环境,从而促进族裔资源的再生产,支持族群成员的社会融入。创业对移民的向上社会流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侨乡社会资本”解读：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

本文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研究实例,提出并梳理"侨乡社会资本"命题的理论意义,力图赋予侨乡文化以新的理论视角.本文提出跨国民间网络是侨乡社会资本的基本载体,跨国互惠期望是侨乡社会资本的运作机制,跨国链接增殖是侨乡社会资本的效益特性.侨乡通过已定居移民、信息网络和人情互惠提高移民操作的成功率及获益率的能力,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资本有望转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乃至政治资本,但这种转化只有在如愿跨境输出人力资源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侨乡社会资本的特殊性体现在它与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链接,其效益通过其投资对象--"移民"进入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而实现转换与增值.当移民作为一种投资途径并且存在有效运作空间时,移民行为必然生生不息,而侨乡社会资本正是通过一次次诸如此类的跨国运作不断增殖.     

移民网络、本土化适应与俄罗斯华商新移民——基于莫斯科的实地分析

论文以实地调查资料为主,借鉴移民及海外华人研究中的移民网络和本土化理论视角,分析阐述了俄罗斯华商新移民的形成与概况、华商移民网络及其特征和作用,以及华商的本土化调适与融入。认为华商移民群体不断扩大与发展,首先依靠的是移民网络。这种移民网络不仅构成了一种迁移链,同时也是华商淘金重要的社会资本。俄罗斯华商为适应当地的经营环境,在经营模式、经营策略和本土商业销售网络构建三方面采取相应的本土化适应方式。这些本土化适应方式有利于华商在经济层面的融入,但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则仍然面临着融入的困境。     

强制爱国:“百分之百美国主义”下的德裔移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德裔移民对母国的支持招致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普遍反感,由"模范族裔"转变为潜在的乃至可见的威胁群体。极端移民族裔同化理论"百分之百美国主义"应时而生,并获得美国民众的广泛支持。作为其实践的"百分之百美国化"运动直接而彻底地指向了德裔移民。在这一进程中,德裔移民的宪法权利不但遭到无视,甚至连基本的人权也被践踏,美国的德国文化因此遭受重创。这也说明,在一向标榜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美国,其公民权利还是存在很大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海外华人跨国主义实践的模式及其差异——基于美国与新加坡的比较分析

论文参考有关跨国主义的理论文献和实证研究,分析了移民个人、移民社会以及民族国家在国际移民进程和跨国活动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考察了在美国和新加坡的华人新移民及其社团组织与祖籍国之间互动模式的变化。结果显示,由于国际移民的迁移历史以及移居国(地)结构的多重差异,导致了海外华人社会在人口构成和族裔社区建设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个人、社团、祖籍国和移居国实际上并不是单方面地影响着海外华人的跨国活动及其与祖籍国的互动关系,他们的互动关系还受到国家关系和地缘政治等宏观因素的制约。因此,国际移民参与跨国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更好的、更广阔的创业和就业机会,以便提高个人和族群在移居国的社会地位,但其结果因移居国社会的结构因素影响而产生差异。     

巴马盘阳河流域季节性移民社区类型与形成机理

季节性移民聚居现象受到西方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而我国鲜有研究。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对巴马盘阳河流域"一地多类"的季节性移民社区的形成过程、类型特征与作用机理进行归纳与揭示。研究表明：①季节性移民社区演变历经萌芽、快速参与和转型发展三个阶段,社区人口结构、聚居空间、经济业态、景观设施及人文氛围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②季节性移民社区形态存在差异,可以归类为交融性社区、优势性社区,共享性社区,纯粹性社区。③季节性移民社区是差异化的"美好生活"需求、独特的长寿资源及乡村生活环境、外来商业资本、地方政府调控和利益共生等"五力驱动"的结果,不同发展阶段其主导动力和作用方式存在差异。     

社会文化视野下新侨乡跨国网络治理的构建——以湖南邵东为个案的分析

论文以湖南邵东为案例，从社会文化视角阐释中国一个内陆新侨乡的形成及其跨国网络治理的建构机理。邵东新移民的阶层构成及营商特征，使其在移民海外后仍与家乡保持着频密的联系。在侨乡政府与海外移民双向互动过程中，构建了以人员流动、慈善捐赠和文化认同为治理主线的三大跨国网络，呈现出制度化、组织化的机制特点。同时，邵东侨乡在跨国网络治理中形成纵横两种体系。横向上，侨务部门与海外移民共同构成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二者通过合作交流构建伙伴关系；纵向上，通过省、市、县、乡、村不同层级治理单元的协调与配合，使海外移民有效参与到侨乡治理中。这一纵横交织的治理体系构成邵东跨国网络治理的脉络，是侨乡振兴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中国新移民研究的新视角:“文化象征社区”理论探析

论文提出了"文化象征社区"理论并进行详细阐述,分析了中国新移民"文化象征社区"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论文认为文化象征社区作为族群归属空间,满足了新形势下走出国门的新移民在主流社会文化冲击下对保持民族性和传承根文化的诉求;作为族群保障体系,文化象征社区解决了各阶层新移民不同层次的适应与发展需求;同时绕行了飞地型移民社区建构的种种障碍,通过嵌入分散式族群羁留点的文化再生与传播,拓展了日本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孕育了新移民与日本社会良性互动的可能性,也激发了日本城市文化迈向异质的交融共生。     

社会氛围对旅游劳工移民地方融入的影响研究——以丽江古城为例

通过探索性分析,初步建构并检验了旅游劳工移民地方融入的组成结构;以丽江古城为实证研究案例地,关联分析了社会氛围对旅游劳工移民地方融入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经验主义视角下旅游劳工移民的地方融入是人、活动、地方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涵盖感知性融入（地方评价）、功能性融入（活动参与）及情感性融入（地方依恋）三个方面,且三者所建构的地方融入结构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外部有效性;社会氛围与旅游劳工移民的地方融入呈显著性正相关。     

迎战W、T、O的机遇与挑战

众所周知,我国进入 W、T、O 已是近期的事情。关于此,问题的关键,是巩固与发展知识经济。诚然,"知识经济"的内涵,首要是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实际,形成高科技的现实生产力,即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论及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作为经济学家的朱镕基总理近时引用了这一理论。"技术构成"与"价值构成"之间的有机关系,导至资本价值率的下降,而同一过程也必然导至价值量的提高,从而才能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竞争中高科技形成现实生产力取得超额的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特别是第三卷论及价值量增值还在于贸易中的"实现"。国际贸易外汇储备加巨,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综合平衡的重大因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