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留苏人员中的两个“王松”

正人民解放军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早年曾留学苏联,当时使用的名字为王松。笔者在研究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档案时发现,20世纪20年代留苏人员中还有另一位中国人王勋,当年使用的名字也是王松,且两个"王松"日后竟产生过"交集",成为空中对手。     

青年蒋经国与“江浙同乡会”冤案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留苏学生活动的回忆文字里,几乎都提到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件。这起由王明等人一手炮制的“莫须有”案曾经闹得满城风雨,耸听一时,株连冤累许多无辜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就有留学苏联中山大学的青年蒋经国。     

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驻华商务机构撤销问题的历史考察

20世纪50年代,按照中苏贸易互惠协议,苏联政府在北京、上海、广州、大连等地建立了商务机构,从事贸易管理事务,为中苏友好和双边经济合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随着60年代中苏论战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中国在"伊塔事件"后采取主动措施要求苏联关闭其驻新疆、黑龙江等四地的使领馆,并撤销了苏联驻华商务机构,使双方关系更趋紧张。苏联驻华商务机构的撤销是中苏关系全面紧张和双边贸易额急剧萎缩的必然结果。     

“人工智能”曾被斥为“伪科学”

正前段时间的围棋"人机大战",引发社会对人工智能的追捧。但在20世纪的中国,"人工智能"一度被斥为"伪科学"。最初是受到苏联影响。20世纪50年代,因为"人工智能"被苏联官方斥为"资产阶级的反动伪科学",所以中国在50年代几乎无人研究"人工智能"。六七十年代,苏联放开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但因中苏交恶,中国学术界     

冷战时期的中苏谈判

<正>中国西北、东北地区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600公里。两国存在边界问题历史久远,但中苏友好时期边境上一直是安宁的。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中苏边界纠纷不断。为了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和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从1964年2月开始,中苏两国进行了边界谈判。这场谈判谈了断,断了谈,断断续续,先后历经40年,     

中俄解密档案——毛泽东四会赫鲁晓夫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赫鲁晓夫当政期间,毛泽东曾四度与他进行会晤。这四次会晤成为中苏关系从蜜月到分歧、从分歧到争吵、从争吵到决裂的标志。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作为中苏两国两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各自国内的政治生活中都举足轻重,甚至一言九鼎。他们年龄相仿,但两人的政治理念和个人性格却大相径庭,因此,他们的交往给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带来了重大影响。     

防止苏军入侵,中国军方平原造山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对付来自北方的苏联坦克,中国曾耗费无数人力、物力,在华北、内蒙等广袤的平原地带,修筑了众多的人造山。中苏交恶,毛泽东要求积极备战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恶化,中苏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对华军事技术援助

正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外交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通过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先后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赢得了苏联对新中国的大量援助。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中苏两党严重的分歧,再加上后来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突然撤走援华的全部专家,从而导致中苏关系破裂并一度走向对立。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中苏两国才再度开展军事技术合作。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对苏联因素的内化

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内部因素起决定作用。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曲折发展而言,既要看到苏联对影响因素的授予过程,更要深入分析中国对苏联因素的接受和内化过程,关注本国领导人特质、领导层经验、下层群众响应等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环节,从而构建出苏联因素在中苏两国问由“授”到“受”的完整路径,并对苏联影响中国经济做出理性的价值判断。     

两个革命之间: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1948—1966)

<正>1950年代和60年代留学苏联的中国学生作为"新中国"的显赫代表,与"苏联社会主义"中的普通人、各级机构与环境格局进行着直接互动。就字面意义而言,他们的任务是掌握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发展至关重要的苏联技术。但是,他们也起到同样重要的象征作用:他们的工作是在个人层面造就中苏"友谊"。尽管1950年代中苏关系还在黄金时代,但这也并非易事。     

国民政府对新疆外交权的整合与掌控(1942-1943)——以中苏独山子油矿事务的交涉为考察中心

20世纪30年代盛世才主政新疆后,实行亲苏政策,苏联势力得以全面渗透入新疆。40年代初,盛世才与苏联决裂,为国民政府谋求新疆"中央化"提供了契机。本文拟围绕中苏两国三方在有关新疆独山子油矿事务上的交涉,考察国民政府在盛世才配合下,如何将有关新疆的外交事务纳入正常的中苏国家关系轨道上来,并逐步深化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的职权,从而一步步将新疆的外交外事权收归中央,实现对新疆外交权的整合和掌控,逐步取消苏联在新新疆的优势地位。     

邓小平与中苏论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总路线、时代条件以及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历史功过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邓小平是中苏论战的亲身经历者。这场论战不仅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     

中国考古学发展中的苏联影响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在举国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大背景下,中国考古学曾全面学习苏联考古学。在十余年中,通过中苏考古学家互访、苏联考古著述的翻译介绍,苏联考古学在对考古学本质的理解、技术方法、考古学术语、人才培养、文物法规等诸多方面,对中国考古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赫鲁晓夫与梦露的一次“约会”

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红的性感女星玛丽莲·梦露,和当时美国最强大对手苏联的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之间,似乎本不应该有什么瓜葛,两人也确实仅有过一面之缘.然而,这短短一面,却让两位当事人觉得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1959年赫鲁晓夫的访美与中苏关系

1959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关系发展史上一重要历史事件。它不仅影响到美苏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中苏关系的发展。赫鲁晓夫在访美期间高调宣扬“和平共处”的缓和外交,力图同美国共治世界,实现世界霸权;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对其所宣扬的外交政策及对世界局势的错误认识感到不满;随后在中国进行的会谈中,中苏双方也没有消除在对美国政策方面的分歧,反而使分歧进一步加深。     

中苏“十年论战”是文革的舆论准备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场国际共运大论战,又可称为中苏"十年论战"。对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历史事件,为什么现在要来评议呢?第一,"十年论战"是十年文革的重要原因和思想基础。批判了苏联的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引申到我国国内,打倒睡在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也就顺理成章了。     

阳光狂风雨露伴我行(上)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建设新中国需要大量人才的新形势,在西方国家对华实行封锁的环境下,我国政府派遣了大批青年到苏联和东欧各国学习,其中到苏联留学的就有10000多人。学子们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爱国之心在刻苦地进行学习。他们以优秀的成绩 完成学业之后,又高高兴兴地奋斗在各自的岗位上。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磨炼,他们大多成长为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不少人成为学科带头人,许多人成为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骨干,有些学子还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有不少学子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青春年华和毕生精力。我也有幸成为留苏成员,在苏联度过了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     

再造苏联形象:抗战初期苏联空军援华及其影响

苏联航空志愿队援华是抗战初期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它不仅是1929年7月中苏断交之后两国首次大规模的友好行为,而且是双方在面对共同的敌人,为维护国家安宁和世界和平的背景下,捐弃前嫌,超越政治之争,联合抗击日本法西斯势力,所创造出的超过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化隔阂的一段历史佳话;既是在中苏关系特殊年代和中国特殊政治区域——"国民党统治区"——社会各界认识苏联的特殊产物,也是苏联方面重塑苏联形象和认识特殊年代的中国形象的结果。     

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对中共高级军政干部的培养

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最缺乏斗争骨干的关键时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40余名高级军政干部.这批干部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史料匮乏的限制,国内学界对该学院的情况知之甚少.无论是对曾在该院学习的学员群体还是个体,均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以新发现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馆藏史料为主,部分中国学员的回忆录为辅,力图较为全面、系统地还原中国学员在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的学习、生活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留苏教育研究领域的空白,同时也为中共党史相关人物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资料.     

赫鲁晓夫的懂与不懂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是个相当有趣的人。他在从事国际活动时,常常随意发挥,鲁莽行事,落下许多笑柄。一次他在外交招待会上信口开河,扬言要"埋葬"西方资本主义,后来则不断地进行辩解,到1963年,他在接见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