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知识分子与“道统”的担当

儒学至宋代发展出道学一派,道学理论和圣人体系组成了"道统",在明代成为封建法定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道统"和"治统"分别在理论和实践上控制人民。"道统"逐渐蜕变为"伪道统"。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扬弃"道统",投入民主、法治、人权的宪政实践。     

试论清华简《系年》中的“周亡”及相关问题

清华简《系年》存在着"周乃亡"与"周室既卑"两种不同的历史叙事。"周亡"指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朝的灭亡,"周室既卑"指作为诸邦之一的周邦衰落。"周亡"来源于西周晚期士大夫针对时局做出的政治预测,又经春秋时历史反思而进一步完善。"周亡"与"周室既卑"两词并存,根源于上古多邦并存的国家结构。由"周乃亡"所指推测,"周亡王九年"指的是周幽王九年。     

从西安碑林的两部“石经”看尊孔读经的反动性

自从西汉后期以来,历代反动封建统治阶级都把孔孟之道作为维护其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他们大肆鼓吹尊孔读经,并以大量人力物力把儒家经书刻在石头上,即所谓"石经",妄图使孔孟之道,万世流传。中国历史上曾有多次大规模的刻经:有东汉熹平年间刻七经,隶书。有魏正始年间刻三经(不全),用古文、篆、隶三体。有唐天宝年间刻《孝经》,称《石台孝经》。有唐开成年间刻十二经(清代补刻《孟子》,共十三经),楷书。有五代孟蜀刻十二经,附注文,楷书。有北宋刻七经,用楷、篆两体。有南宋刻七经,楷书。有清代刻十三经,楷书。     

“礼”与“事儿”:信仰体系与实践的存在机制探析——以鲁中洼子村为例

在鲁中洼子村的信仰体系与实践中,"礼"是人们建构信仰体系的内在逻辑,而"事儿"则是信仰实践的原因和动力。作为村落文化传统的"礼"与村民现实生活中的"事儿"在相互作用中,共同促使村落信仰不断地展现出新的内容,焕发出新的意义,二者的互动正是信仰得以常在常新的关键因素。     

儒家“亚圣”名号变迁考——关于宋元政治与理学道统论之互动研究

儒家"亚圣"名号从颜子到孟子的转移,远比人们过去所知的情况要复杂。在中古时期,颜回是长期获得朝野主流承认的儒家"亚圣"。北宋熙丰新政中始以颜孟并配孔子,然受五贤信仰遗留影响牵制,孟子位次颜回,大体可称"亚圣之次"。宋金对峙期间,南北广泛出现两个"亚圣"并称的特殊现象,体现颜孟并配的常识化与理学道统说之初兴。在宋高宗绍兴之训和朱熹《四书》构建的道统话语中,孟子地位及影响渐逾颜子,迨理宗绾合朝野道统论,官方颁示的《道统十三赞》首次舍颜子而独称孟子"亚圣"。随着理学北传,元文宗正式封孟子为"亚圣公",颜回则被改封"复圣公"。儒家"亚圣"名号从颜子到孟子的曲折变迁,映照出宋元时代理学道统论渐次兴起及与政治体制互动整饬的图景。     

东周铜箪铜筥考——兼论“樽”与“觯”

"铜■"旧称为"卮",在墓葬中多与盘、匜、盥壶相配为盥器,也可用作食器或"分半"量器,其自名之"■"隶定为"枝",当读作"箪"。在《仪礼》中,"箪"用于盛放巾栉等盥洗用具而与盘、匜相配;在战国秦汉文献中,箪也可用作食器或容积半斗、半斛的量器。战国墓葬中的铜质筒形"镂孔杯",遣策称之为"■白之■"或"熏■",即《方言》《说文》之"墙居"或"觵白之筥",用于薰衣或盛放罚爵。遣策称为"羽■"的筒形容器应该是《仪礼》盛食器"杅(盂)"与"筥(篹)"的连称,而不是过去定名的"樽"或"洗"。两周时期"筒形杯"的造型与"■白之■"极为相似。这类"筒形杯"自名曰"■",出土时常与"斗形爵"配对,两者分别对应《仪礼》饮酒器的基本组合"觯"与"爵"。《三礼图》"筥"与"觯"的形状也完全相同。     

朱熹《四书集注》反动思想体系的批判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狂热地鼓吹孔孟之道,以孔孟的反动思想作为他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精神武器。因此,为了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必须深入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孔反法的反动思想,把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进行到底。孔孟之道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体     

布尔迪厄的“生活风格”论

"生活风格"(style of life),是布尔迪厄代表作《区分》的核心概念之一。布尔迪厄吸收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涂尔干的原始分类学,以及马克斯·韦伯关于"生活风格"是界定不同阶级、阶层之关键因素的论述,通过分析不同群体日常生活消费的趣味差异,建构其现代社会分类学。"生活风格"是由不同社会空间中的人们拥有的资本及其属性所决定的日常消费偏好,"生活风格"呈现的趣味差异,可以区分不同的阶级、阶层,人们在社会空间中与生俱来所占有的位置及其变化,决定了趣味是必然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人们因趣味而维持或者改变"生活风格",其实质是为了争夺社会空间的相应位置和阶级结构的再生产,"生活风格"因此具有其象征性。     

“忠义”与“夷夏”:近代中国民族英雄记忆建构中的两种话语

近代中国民族英雄记忆建构中,民族英雄忠孝仁义的品性和抵御外辱的功绩被不断诠释,从而衍化出"忠义"与"夷夏"两种话语。从清末至"九一八"事变前,"忠义"记忆大致由凸显到湮没,再到日常化叙述;"夷夏"记忆则从沉潜到浮现,最终同样也淡化了意识形态,回归日常。晚清时期"忠义"与"夷夏"两种话语在大部分时间内均处于相互抵牾的状态,随着民国肇建,二者的矛盾看似消弭,实则只是暂时蛰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难语境下"忠义"记忆便不得不再次让位于"夷夏"记忆。"夷夏"记忆的复归,恰恰说明了民族英雄记忆的建构是一个不断诠释、反复书写的过程。     

何谓地方:现代性视野中的“地方”思想

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地方"观念的产生来自资本主义"空间"扩张的冲击。出于对扩张性"空间"营造可见性"差异"的反对,现象学通过"还原"而呈现出人之具体实践的时间整体性特征,由此时间观念的改变而产生了与扩张性"空间"不同的"空间"观念,即"地方"。现象学之后,西方人文地理学将"地方"观念发扬光大,但产生了"地方"意义来自差异性"建构"还是"根著"于人之存在体验的分歧。海德格尔及其思想同道认为,"地方"的意义来自于"建构"与"根著"的合题。"地方"的本义是人借助于"物"实现"差异性聚集",由此"聚集"而实现一种"整体"性,在此"整体"性的庇护中人"能栖居",由此"能栖居"而获得"地方"体验。海德格尔的"地方"观念同时包含危险,他所指认的"物"本身的非现实性使"差异性聚集"有成为"差异性游荡"的倾向,由此会产生虚无主义的"游荡的地方"。后结构主义阵营的部分思想家发展了"游荡的地方"的地方观念,索亚、德·塞图等人则在将"地方"观的建构引向现实博弈的意义上提出了值得关注的"地方"思想。     

The Life and Poetry of Yun Sŏn-Do 尹善道, the Greatest Poet in the Sijo Form

Abstract

This essay, beginning with the proposition of Confucius being born with knowledge, aims to illustrate the sacred imagination Zhu Xi has on Confucius, as well as how the former utilizes specific hermeneutical strategies to maintain the image of the latter. The essay first places in order theories from scholars in the past, regarding “sages being born with knowledge,” then goes on to examine the exegesis Zhu had on the fact that Confucius has “Inborn Knowledge”; followed by a revelation on how Zhu has made use of the concept of “Expression of Modesty” to resolve textual conflicts caused by the affirmation of such knowledge. Finally, limitations of Zhu's hermeneutical strategies are critically examined, so as to exhibi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mmentators of the Classics and the time they live in. The investigation can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n the hermeneutical tradition of Confucianism, hence producing a complementary effect on recent studies.     

西周的"德"与孔子的"仁"——中国传统文化的泛血缘特征初探

周人克殷践奄后,创建了以周天子为天下大宗的,包括同姓和异姓诸侯在内的宗法等级秩序.这种宗法等级秩序在政治制度方面表现为宗盟政体的构建,在意识形态上则表现为泛血缘文化或曰拟血缘文化的创造,即周人以姬姓周天子的血缘为核心的对异姓贵族血缘认同的文化.这种泛血缘文化集中体现在周人所创造的"德"这一宗法伦理价值观念上.西周的"德"与孔子的"仁"二者之间具有沿革承传关系及共同的泛血缘文化特征.     

周公东征史实诠说

作为周初杰出的政治家,周公的历史功绩主要是在成王即位之初稳定周初局势和巩固周朝统治两个方面,而周公东征则是前的重要内容。《尚书大传》称周公摄政时“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人们习惯上说周公东征三年,一般认为包括救乱、克殷、践奄的整个过程,其实,这个过程比较复杂,而且历时亦非三年。“周公东征三年’’很可能仅指伐奄的三年而言。     

《毛诗序》溯源

现存《毛诗序》并非汉代儒生凭空臆造。它的内容传自孔子,文章成于子夏,子夏之后,毛公和卫宏都可能对序文内容做过较大的调整与发挥。就孔子而言,他对《诗经》诗歌内容的理解可能来自周代史官。这些史官在周代采诗活动中,最早保存了当时诗人作诗的创作意图。     

洛阳西周君陵墓位置探析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是为西周桓公.但是,关于东周时期的西周四代君王的陵墓在哪里,不但没有历史记载,更少有人对其提及.本文通过对考古材料的梳理认为:东周时期的四代西周君王桓公、威公、惠公、武公葬于洛阳东周王城内,其陵墓自成一区,即本文所分的西周君陵墓区.     

清华简与先秦《书》经传流

古文《尚书》真伪之争是学术史上最棘手、最难以解决的学术公案,而对先秦时期《尚书》传流的考察,是揭开古文《尚书》真伪之谜的前提与基础。清华简《保训》形制、字体与《尹至》、《金縢》等篇明显不同,因此《保训》并非是先秦《尚书》或《逸周书》的佚篇。清华简《金縢》篇"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不是篇题,而可能是《金縢》篇的序言。相传孔子编订《尚书》,《逸周书》为孔子删书之余,清华简中《尚书》与《逸周书》部分篇目并存,形制相同,清华简的时代断限是战国中晚期,郭店简《缁衣》也将《逸周书》与《尚书》并称为《书》经,《汉志》"《逸周书》为孔子删书之余"的主流说法并不成立。     

金文所见商周逢国相关史实研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山东济阳姜集乡刘台子墓地相继发现并发掘了几座西周时期墓葬,发掘者对其年代与族属进行了考订,初步认定该墓地属文献所载姜姓逢国所有。随后,有学者对其中几座墓葬的年代与墓主身份作了进一步讨论,商周逢国的历史问题也不断受到关注。然而,     

论唐代渤海国儒学文化教育

本文主要论述唐代渤海国儒学文化教育的宗旨、内容及其影响。指出作为唐王朝地方政权的渤海国,不仅在政治制度等方面仿效唐朝,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学习唐朝,将中原的儒学文化作为其教育的主要内容。这不仅促进了渤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加快了渤海人汉化的过程。     

论《礼记》与《孔子家语》的关系

《孔子家语》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伪书。1973年河北定县西汉中山王墓出土了《儒家者言》一篇,内容与《家语》相关,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也出土了与《家语》有关的简牍。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家语》不伪。本文校勘了《家语》与《礼记》中相同的篇章,检视了《家语》与《礼记》的三种可能性,《礼记》与《家语》在文本上存在极大差异,绝不是王肃伪作了《家语》,也绝不会是《礼记》抄袭了《家语》,二者都是流传有本的。儒家文献都来自于原始的弟子笔记,对这些原始材料的编撰,形成单篇的儒家文献,这些单篇的文献分合不定,不同的人据以编订不同的集子,从而形成《礼记》《大戴礼记》。《家语》编撰者所据以编订《家语》的材料同《礼记》相同,而不是抄袭《礼记》。二者出现相同的部分也正是缘于此。《家语》是众多伪书中久成铁案的一部,对它的正名应当警醒我们对伪书的理解,反思什么是“伪”,怎样定义“伪”。     

洛阳周公庙与五贤祠的兴衰

洛阳周公庙始建于隋末,位于隋唐东都洛阳宫城应天门东侧,后代历经修缮.五贤祠位于周公庙旁边,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周公庙的补充和延伸.文中披露有关文献和近年出土的碑刻文物,见证了洛阳周公庙与五贤祠的兴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