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敌后抗日根据地水利建设初探

安徽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持久抗战,解决经济困难,保障供给,尤其是保障粮食丰收和增产,改善民生,掀起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本文就安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水利建设成就和特点进行初步探究。     

红色皖江-大江银行大江币初探

正抗战期间,在安徽地区有三块抗日革命根据地,分别是淮南抗日根据地、淮北抗日根据地以及皖江抗日根据地。从地域上说淮南抗日根据地的范围横跨了江苏、安徽两省,淮北抗日根据地则包含了豫、皖、苏、鲁四省的56个县(市),仅有皖江抗日根据地位于安徽境内。新四军第七师的武装即活跃在此,其包含了巢芜、含和、皖南、沿江地区以及巢合庐游击区等五大块。     

廖磊主皖与安徽基层行政组织建设

抗战前期,新桂系将领廖磊主政安徽。针对安徽基层行政组织存在的弊端,为适应战时环境需要和巩固新桂系统治,廖磊加强安徽基层行政组织建设。通过优化组织设置、集中统一事权、整编乡镇保甲、加强干部训练、惩治贪污土劣等措施,加强了基层社会控制,强化了抗战动员能力,巩固了大别山抗日根据地。     

试论山西抗日根据地乡村民主建设及其意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挺进敌后参加抗战。首先进入山西的八路军在进行抗战的同时,又建立了三大抗日根据地,领导广大人民进行了全方位的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以三三制原则开展普遍的民主选举,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民主运动,使参加抗日的各阶层加强了团结与合作,为坚持抗战和最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谈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报刊精神

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为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抗战全面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报刊精神主要体现在政治坚定、导向鲜明的党性原则;艰苦创业、乐于奉献的革命传统;贴近生活、通俗生动的求实风格三个方面。     

《反帝战线》在推动新疆民众抗日救亡活动中的积极作用研究

抗战时期,新疆作为抗战大后方和苏联运输援华战略物资及人员往来的唯一通道,对于争取全国抗战的胜利意义重大。一个重要的课题:打通国际路线,凝聚疆内一切抗日力量,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任务。而1933年登上新疆宝座的盛世才,为了巩固政权,审时度势,竖起了"亲苏"、"反帝"的旗帜,并在苏联的推动下与共产党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成立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其机关刊物《反帝战线》就是共产党及爱国进步人士领导新疆人民建设新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文化主阵地。国难当头,他们顶住盛世才后期的"白色恐怖"政治压力,以《反帝战线》为喉舌,宣传抗日思想,号召新疆民众积极援助抗日前线;开启民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科学理论;抵制和防御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政治诱降,巩固和建设抗战大后方。在同时代的进步刊物中,《反帝战线》出色地完成了时代赋予它的历史使命,在中华民族抗日历史画卷中熠熠生辉。     

新四军与浙江省区抗战

在八年抗战中,浙江省区的抗战同全国的抗战一样,始终存在着两支不同性质的抗日武装,即国民党控制的国民革命军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浙南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后,就奔赴抗日前线,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浙东、浙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浙南游击根据地,所以,新四军始终坚持了向敌后发展的方针;浙江省区的抗战以1941年4月的宁绍战役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如果说在第一个时期,抗日的战场主要是以国民革命军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的话,那么第二个时期．新四军就是浙江省区抗战的主力．新四军所开辟的敌后战场也成为浙江省区抗战的主要战场;至于新四军在浙江省区的反顽战役,是被迫的为自卫而战。即使在此情况下,新四军仍坚持统一战线的政策,对留在敌后的国民革命军和地方势力,争取合作抗日,并取得了很大成功。     

九一八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

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结果,其中国民党及其军队主要负责正面战场作战,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主要负责敌后战场作战。绝大多数学者能够客观、理性、准确地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但也有人片面强调正面战场的抗战功绩,贬低甚至否认敌后战场的作用。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率先擎起抗日大旗,直接对日宣战,领导并坚持敌后抗战。更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对国民党予以必要的让步,提出并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建立,成为局部抗战时期最大的政治成果,也是全面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政治保障。     

山西抗日根据地农村基层文教工作述略

山西抗日根据地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八路军实行对日抗战的立足点、发展抗战的出发点,是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据以领导与指挥华北抗日战争的中枢神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战期间,根据地政府把抗日与生产相结合,发展了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为了提高人民思想认识水平、阶级意识,发动群众积极抗日,“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犤1犦…     

罗生特与《反法西斯进行曲》

<正>抗战时期,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创作了大量讴歌抗战的音乐作品,其创作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音乐作品融入整个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怒吼声中,久久传唱,历久弥新。在新四军抗战音乐史中,有一首是国际友人罗生特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创作的《反法西斯进行曲》,是他一生创作的唯一一首歌曲。     

论新启蒙运动

新启蒙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为配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发起的一场运动.它吸引了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界人士参加.但是从一开始,这一运动内部就充满分歧,共产党人和自由主义者对"思想自由"、"新哲学"、"理性"等概念的解释完全不同.共产党人还为新启蒙运动设定了长远的政治目标和现实的政治斗争对象.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新启蒙运动的口号已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共产党人从此不再热心于新启蒙运动,取而代之的是学术中国化运动.     

抗战时期安徽新县制改革研究

抗战初期,新桂系参考广西经验对安徽县政进行了初步改革。1940年起,新桂系安徽省府推行国民政府新县制,内容包括行政机构调整、民意机关创建、国民兵团编整、干训体系完善等诸多方面。改革所带来的基层政权人员与机构的正规化及对地方自治的有限试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国安徽政治现代化,并为安徽省府进行社会动员、坚持敌后持久抗战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由于各种不利因素制约,改革最终未能摆脱近代中国官治吞噬自治的政治窠臼。     

清末至抗战前安徽在全国稻米供需格局中的地位

清末至抗战前,我国稻米供需格局发生了变动,清代前期的粮源地中仅剩下湖南、江西和安徽三省.三省中,安徽稻米输出量最大,历年输出最为稳定,销售范围最广.安徽成为全国首要米源地的原因主要有:皖米因人口锐减输出量增大;芜湖米市的形成吸聚了大批米粮和米商,使皖米销售范围扩大、销量增加;皖米的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强;湘、赣两省的输出能力有所降低,实际输出量减少等.     

抗战时期安徽并不存在完全沦陷县份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安徽省政府编辑出版《安徽省战时损失概况》一书。该书认为,战时安徽存在宿县等15个完全沦陷县份。种种史料表明,此说不能成立。     

战时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模运动

典型人物英雄化或先进化是中共的一项重要政治仪式。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劳动英模运动,创造和发现了一大批典型人物,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劳动英模群体。该项活动既是中共在抗战时期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基本内容,又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新型组织形式。奖励劳动英模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之在群众中发生作用,组织起一个群众性运动,以达到发展生产、巩固根据地、促进各项建设事业的目标。     

蒋百里对中国抗战的理论探索与贡献

蒋百里很早就把日本视作中国国防的首要敌人,预料日本会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拟出持久抵抗、攻守结合的国防战略,并从军事布置、物质准备、工业布局和实施国家总动员等方面,积极筹划抵御日本侵略的国防建设.他的"机动作战"论和组建大规模机械化部队开展运动战抗击日军的建议,为中国抗战军事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抗战必胜"论,更激励了士心民气,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下一份心理基础.     

《群众》周刊与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

《群众》周刊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和香港地区公开出版的机关理论刊物,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平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诠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历史事件的回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展示,担负起在国统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重任。《群众》周刊为有效传播马克思主义,采取了灵活多样、贴近实际的传播方法,如借助纪念活动刊发纪念文章、理论推介与理论交锋并举、通过刊载广告推介进步书刊、通过开辟读者信箱解疑释惑。《群众》周刊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范围、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且有效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塑造了中共领袖群体的形象。     

战后国民政府教育甄审失败原因探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收复区学生和教职员开展教育甄审,由于国民政府在教育甄审政策制定上的考虑不周,在推行上的举措失当,引起了被甄审者的强烈反弹.最终使这场威权重塑的运动不得不以失败而尴尬收场.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

随着抗战进入尾声,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由消极变为积极,而战后的新形势和日益临近的宪政对其政治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政协会议上,蒋对中共和中间势力做出重大让步。政协决议对国民党宪政设计的更改,在国民党内激起轩然大波,蒋发觉事态发展已出乎自己预料之外。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对宪政的态度暗中转变。在蒋的默许下,国民党虽未公开撕毁政协决议,但政协决议事实上已不能为国民党所执行。会后,蒋介石受党内强硬势力影响,对宪政的态度从温和的积极一变而为强硬的积极。中共态度也随之强硬,最终国共两党在宪政问题上分道扬镳。     

Chiang Kai-shek and the 1947 Reorga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hen the Guomindang (GMD) took charge in 1927, it implemented the “political tutelage” system. Participation of other parties in politics was disallowed. But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1937–45), under the combined effec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essure, the GMD needed to adopt a constitution, reorganize government and establish multi-party participation. The April 1947 governmental reorganization w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political tutelage” system to a constitutional system. Though this reorganization introduced many non-GMD members into the government, it did not change the GMD’s one-party dominance. Its desired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from one-party “political tutelage” into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still remained limi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