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刑部对顶凶问题的治理

在命案逐级审转的时限压力和各层级间纠错成本的作用下,特别是掌握着地方"隐权力"的吏役的推助,清代地方顶凶生成,并能经逐级复核无异,进而递至中央。在京控揭发顶凶情弊之外,刑部通过对地方具题的案件文本进行"书面审",常能发现纰漏以查错纠弊。为治理地方顶凶问题,刑部不仅通过持续的立法工作、修订例文以因应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为治理顶凶提供法律依据,还派出官员具体审办地方顶凶疑难案件。     

清代刑部与京师细事案件的审理

清代刑部作为天下刑名总汇,却大量审理京师笞杖案件,原因在于旗人尤其是皇族的特殊司法管辖以及清代京师审判制度的内在矛盾。清初,由于旗人特殊司法管辖,内务府和八旗对于旗民交讼之案须送刑部审理;五城察院对于单旗案件,也交刑部。清中期以后,涉及皇族的案件,不论罪之轻重,均由宗人府会同户、刑二部审理。清代京师并不存在逐级审转复核制,京师各衙门送刑部之案均不拟律,这使得刑部大量审理笞杖案件以避免拖累。     

法院审判志编纂问题初探

编纂审判志是个新事物。审判志属于专业志,以记述案件发生和审判工作发展历程为主旨;撰写中要突出社会经济、政治(政策)发展对案件发生及审判工作发展的影响,突出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主题;提出了如何收集、整理资料的基本方法、要求。     

南京国民政府治下债务案件审理研究

为应对日益增多的债务案件、适应社会经济变迁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对债务关系和此类案件审理作出了设计.这一设计突破了清代刑事引律例、民事随民俗的运作模式,开始将债务纠纷纳入了正规司法审判程序.实践中南京国民政府治下法院严格遵照法律设计原则进行审理,凸显了“法治”特征及南京国民政府司法改革的进步性.但其不足亦复存在:它试图消除...     

唐代复仇案件发生的原因和司法审判中礼与法的矛盾

复仇案件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多有发生,在司法审判中出现了礼与法的冲突。对于复仇案件的发生,有其存在的历史根源,是统治者所不能改变的,所以对复仇案件的司法审判,往往出现礼与法的矛盾。     

乡约司法职能探析——以清末吐鲁番厅为中心

清末新疆建省后,行政区划与祖国其他地区整齐划一,在中国传统社会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下,吐鲁番直隶厅官厅负责辖区内各种案件的审理.由于案件数量较多,且大多数案件是涉及"细故"的自理词讼案件,官厅将自理案件中事实不清的疑难案件交由基层组织乡约协助调查和理处,乡约承担较多的司法职能.在熟人社会中,乡约承担司法职能具有天然优势,...     

从八旗驻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嬗变为中心

清代承平日久,驻防盛京的旗人逐渐卷入当地的社会生活,由客居变为土著。旗人社会的变化,使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八旗驻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本文通过对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考察,认为驻防旗官从行政、司法、经济诸领域渗入地方社会的管理,八旗驻防的地方政府不断完善,与民官一起,成为区域社会的重要管理者。盛京将军辖区的"城"已成为驻防区约定俗成的政区,拥有治所、幅员、边界、行政组织等,驻防制度逐渐演变为带有八旗制度特征的地方行政制度。     

清代地方诉讼中的“客民”——以《樊山政书》为中心的考察

客民是清代地方诉讼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从《樊山政书》所载案件来看,客民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上控的案件基本都以失败告终,仅在对方当事人的道德被官员否定时才会出现例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清代社会价值观对客民进行否定;官僚制度设计使得地方官员偏袒本地民众;客民的出现使得地方政府难以实现有效治理等。这种历史现象对今日社会仍具有借鉴意义。     

清代内务府案件管辖权初探——以慎刑司奏案为例

清代内务府负责审理上三旗案件、与宫廷相关的案件,其案件管辖权来自大清会典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内务府基本上遵守会典的规定,但也会出现变通,审理依规定应移交其他部门的案件,同时也会将已经受理的复杂案件移交其他部门审理。会典规定与案情是内务府判断是否审理案件的主要因素,当二者出现冲突时,案情因素优先于会典规定,内务府根据案情复杂程度、难易程度决定是否受理案件,这种决定权源自皇权的认定。     

论清代立嗣继承中的财产因素

清代立嗣继承法律关系发生时,财产因素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原来准宗教性质的宗祧祭祀的意义变得模糊。大量的立嗣继承纠纷都源于人们对财产的觊觎和争夺,争继即是争产。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清代社会人口压力增大、资源的日渐短缺,道德和宗族习惯法的影响和约束减弱,另外清代地方官的司法实践对此也起到了负面作用。     

试论中国跪拜礼仪的废除

跪拜礼是封建社会中尊卑贵贱等级制的重要礼仪表现形式。 1873年外国使臣以鞠躬或作揖礼觐见同治帝的事实 ,如同一个强有力的楔子 ,严重动摇了传统跪拜礼仪的权威与根基 ;西方国家礼制、礼仪书籍的传入 ,清廷出使官员对外国政治与外交礼仪的感知 ,均使国人对跪拜礼仪进行深刻的反思 ;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但对跪拜等旧礼俗进行了猛烈抨击 ,而且身体力行 ,以握手、鞠躬代替跪拜与长揖之礼。跪拜礼已深深积淀于民族意识之中 ,因此废除跪拜礼需要借助政权的力量。 1912年 ,中华民国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正式废除在中国实行了数千年之久的跪拜礼。这既是辛亥革命的结果 ,同时又是国人对中西礼制长期比较、反思后的自然选择     

辛亥风云中的留日士官生

清末留日士官生是近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辛亥革命发生之际他们发挥了军事骨干的作用,从他们革命意识的形成过程、成为革命勇士的客观条件、走上革命道路的政治保证和及参加革命的具体经过进行考察较能反映这一命题。     

视角转换:清朝覆亡原因再研究--为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而作

研究清朝的崩溃除从王朝权力结构的外部来寻找原因外,还应该从王朝自身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自我崩溃这一方面来分析。武昌起义前的清朝统治集团已经陷入沉重的危机：作为统治支柱的军队、士绅、官吏、满族已全部动摇,武昌起义使王朝大厦倒塌是历史的必然。     

《清史稿》、《清史列传》之《郑成功传》考异七则

学论及《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两书的史料价值时,常常认为《清史列传》高于《清史稿》。本对这一看法提出不同看法,通过对两书《郑成功传》七则明显不同的记载进行考订,发现《清史稿》虽存在不少错误,而可信之处亦多;《清史列传》虽存在许多优点,而错误亦存不少。评判两书的史料价值,应当进行具体的考订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清代陕西农村畜养业的发展与牲畜产品输出

本文选取了清代陕西较重要的产业——农村畜养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的地域发展特征,牲畜市场的结构与分布,牲畜输出,初步匡算出清代陕西的年牲畜交易量。指出清代陕西农村畜养业具有普遍性的特点,遍在的农家耕畜需求以及作为交通工具役使,促进了农村畜养业的发展。另外,本地地近塞北,处于农牧分界地区,陕北部分州县半农半牧,故畜牧业发达。牲畜的交易与地方良种培育具有地缘优势,陕北"佳米驴",关中"秦川牛"、"关中驴"、"关中骡"在清代均形成地方品牌,是清代陕西对外输出的牲畜良种,在全国颇具知名度。这里每年牲畜交易十分频繁,牲畜市场发育最完善。清末陕西年牲畜交易量大体在20-40万头之间,牲畜税是地方商品中征收最多的税种,也构成陕西地方财政最重要的来源与补充。从这一点来说,它也是清代陕西地方经济发展有别于其它经济发达省区的一个重要特征。     

对清代八团彩云金龙纹吉服的再认识

在清代服饰研究及实物辨识过程中,人们一般根据《大清会典》和《皇朝礼器图式》等记载清代服饰典制的文献,把八团彩云金龙纹样认定为清代后妃吉服上的专用纹样,并进而以之作为区分清代皇帝和后妃服饰的重要标识。本文通过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清代服饰实物、清代宫廷绘画中的服饰图像以及清代文献中相关的记载等直接或间接的资料的考察和分析,认为这一认识存在片面性和不准确性。事实上,八团彩云金龙纹并非清代后妃服饰所专有的纹饰。清早期,皇帝也曾穿用过饰八团彩云金龙纹的吉服,这种男用八团彩云金龙纹吉服与女用八团彩云金龙纹吉服存在着明显相异的形制特征,并有其特有的始创、演变和消失的历史发展过程。     

幻景中的沉城记忆:清代黄淮运交汇区的湖市蜃楼

沉城之灾是水环境变迁引发的极端事件,湖市蜃楼以祥瑞的幻景方式重复着沉城的灾难记忆。黄淮运交汇区湖泊水系众多、河工频繁,为明清时期蓄清、刷黄、济运的水利核心区。尤其清代以后,治河无须兼顾护陵,湖泊环境的剧烈变迁引发洪泽镇、泗州城等沉入水底,给当地环境社会带来深远影响。史籍中有关湖市蜃楼的记载多见于湖面急剧扩大的清代,在洪泽湖、高宝诸湖上均有发生;蜃景发生时多被与时间空间上最近或影响最大的沉城事件联系起来。沉城再现的湖市蜃楼固然不可信,但幻景中包含了百姓的灾难记忆,提醒人们历史需被记忆,灾难不应遗忘。     

关于中国史学传统的继承问题——读《清通鉴》

中华民族血脉及其文化从古至今连绵延续、未曾有过中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有着良好的修史史学传统。通鉴体 (编年体 )是修史传统中重要的一种体例。在现代社会 ,这种编年体体例仍是必要的。《清通鉴》就是颇可称道的这种体例的史学巨著     

明清时期广西的虎患及相关生态问题研究

在历史上,广西曾是华南虎的重要栖息地,明清时期广西经历了一个较严重的虎患过程,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清初和清末三个时期的虎患非常严重,这反映出三个时期广西的人工生态环境因受战乱的影响而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自然退化,田地荒芜导致次生性植被复萌,为虎患的爆发提供了条件。随着社会的安定和人类开发活动的加强,特别是清代乾、嘉、道时期的山地垦殖运动兴起以后,广西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森林植被覆盖率不断下降,虎患逐渐减轻。但人类在免受虎害的同时,却不得不面临生态恶化的威胁。     

论明清之际东北边疆城镇的衰落

文章对明清时期东北边疆城镇兴衰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和军事斗争的需要 ,明在辽东兴建了大批城镇 ,但至明清之际 ,因后金 (清 )采取了“毁城迁民”的政策 ,明代以来在辽东地区兴起的城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至康熙中期 ,辽东城镇仍未恢复元气 ,其原因主要在于大量人口的外迁和清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