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勘灾机制研究——以淮河流域为例

民国时期,特别是进入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勘灾的法规与组织体系逐步健全,对勘灾人员的选聘机制已较成熟,政府与社会合作,发挥各自优势,政府购买社会的救灾服务,渐为普遍的共识。勘灾人员对灾区灾情的记述多采取背向性的方式,以发挥其激励的功能,政府对此予以认可。灾情勘察是个持续的过程,是划分灾害等级和分配灾区物资的依据。勘灾过程充满艰险与困难,也是勘灾者思考灾害原因和提供对策建议的过程。勘灾的效率取决于决策者的权衡,与社会的经济力、财力、社会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从地理范畴来说,淮河流域为近代中国有名的灾害频发且严重的区域,考察该区域的勘灾有典型的意义。     

民国时期广州地方志编修评析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国历史进入民国时期。政体剧变,促进观念更新,进而带来了各个领域的新气象。传统的历史学在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下开始向近代化转型。一向被人们视作“史之支流”的地方志,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独有的社会演变历史的重要载体。面对社会巨变,作为一种载体的地方志是如何反映现实社会的？     

民国时期福建金融资本财政化现象探析——以1927-1937年为例

金融资本的财政化,实质上是指金融资本与政府财政的密切结合。近代以来,金融资本与财政的结合很早便已在福建出现,如早期的传统金融机构——票号。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到清廷被推翻,票号一直为福建地方政府垫付着部分拨解中央的财政款项,省内政府许多用款更是依赖票号以为周转。     

民国时期政府对银行公会之管理——以上海银行业业规修订为中心

民国时期的银行公会作为银行同业组织,在维护各地正常的金融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但银行公会毕竟主要代表了银行业的利益．如何加强对其的规范和管理。是政府监管当局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拟主要根据上海市档案馆藏相关档案,对民国时期上海银行业三次修订业规和报备的过程进行疏理．并作出初步的评述。     

晚明底层文人的生存状态--以南京王世茂车书楼为中心的考察

王世茂车书楼是晚明南京一家重要的书坊,它编纂、校注和刊刻的图书仅流传至今者就达30余种,与车书楼有联系的作者、校者和刊刻者达40余人。文章借鉴新文化史的研究范式,通过对车书楼及其所编纂、校注和刊刻图书的考察,探究商业出版环境下晚明底层文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诉求以及人际交往情况,从而揭示了晚明底层文人生存状态和谋生方式的多元化。这一努力不仅可以深化传统社会底层文人生活状况的研究,还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     

高校女性教职工日常休闲行为探析——以广州高校为例

本文尝试对城市职业女性日常休闲行为的整个系统过程进行研究,并选取高校女性教职工为具体研究对象,对她们的日常休闲动机、休闲决策、休闲的时空间行为结构、休闲期望和休闲满意度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以透视职业女性的休闲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     

城市游憩商业区空间结构的发展演变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为例

城市游憩商业区的发展是和社会、政治、经济、城市本身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城市游憩商业区系统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合系统,它的空间位置、外在表现形态、功能与组织形式都在动态地演变着。通过对广州历史上游憩商业区的形成、空间结构的变迁以及影响其空间结构变迁的相关因素的研究,探讨城市游憩商业区发展的历史轨迹与一般性规律。     

广州旧城区传统绅士化现象及其机制研究——以荔湾区逢源街道耀华社区为例

本文在对国外传统绅士化概念的内涵与机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广州荔湾区逢源街道耀华社区为例探讨了市场转型期中国大城市传统绅士化运动的特征与机制。通过对绅士化特征的分析,本文指出广州作为转型期的中国大城市存在着渐进的自下而上的传统绅士化过程,并具有以下特征:以外来工商人员为主流\"绅士\",社区人口置换过程缓慢,政府主导社区的景观环境改造。其中,广州市政府的\"退二进三\"政策及旧城区的商业发展而非文化因素成为传统绅士化的主要动力,破碎的产权结构则是绅士化进程的主要障碍。     

民国时期宁波摊贩管理与市容改善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为例

摊贩管理对于改善城市市容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尤其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下,我们更应将摊贩纳入有序的规范的管理之中,从而使其负面影响降到最底限度。基于这点,本文探讨民国时期宁波摊贩管理与市容改善这一问题,以资为当前的摊贩管理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东西。     

民国时期地方精英的乡村治理及其归宿探析——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宛西为例

<正>地方精英理论是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WrightMills)认为,"精英"是指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权力集团,确切地说,是指少数高智能的人们,他们居于社会上层,拥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并运用大量社会和政治权力,以此与大众相区分。[1]民国时期,地方精英实际上在地方舞台上(县、尤其县以下)起着支配作用",地方精英具体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宛西[2]精英,应包括自治领袖、民团首领、基层区镇保长中小学校长,以及部分     

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及其政府应对

民国时期是河南水旱灾害频繁发生的时期,不仅灾害出现的频率高,而且灾害的强度也非常大。为了应对灾害,政府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应对措施。事实证明,没有政府的救灾措施,灾害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一个转型中的政府越来越有力地确立自己在赈灾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     

清末民初广州城市的环卫制度与环境整治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广州城市环卫制度的构建随着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展开,经历了从清末新政以前的缺失,到新政以后至1920年代逐渐形成的过程。与此同时,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的整治,在形成中的环卫制度指导下,向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转变。从此以后,广州市的环境整治由民间的无序行为,走向以政府或政府指导下有序的法治化轨道。清末民初广州市的城市环卫制度与环境整治方式的改变,对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初年的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的管理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民国时期国人对公共卫生建设的认识

民国时期国人对公共卫生建设的认识是：一、从防治疫病、保障民族健康、发展社会经济、提高国家地位与声誉等角度认识到公共卫生建设重要性;二、从国情与公共卫生建设内部要素的关联性提出了公共卫生建设的方针,并从公共卫生的性质与应办事项的角度对公共卫生建设的目的和内容进行了阐述;三、认识到当时进行公共建设在社会经济、卫生观念、政治组织、人才与科学技术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因素;四、从提倡西医、卫生教育、人才培养、卫生经费、卫生技术与设备、社会建设同步性、社会共同参与性、国际合作等方面阐述了从事公共卫生建设的方法和手段。这些认识虽有局限性,但也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借鉴意义。     

建国初期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与评析--以1949～1953年的广州市为个案

建国初期,中共在广州构建了一个过渡性的社会救助体系,在短短的4年内,广州市通过它救助了大量的失业者和城市贫民,基本上遏制了由于新旧转轨带来的社会危机,为新政权即将展开的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奠定了基础.在救助理念和救助过程上,它体现了以往社会救助的一些特点,同时也反映了我党的诸多特色,诸如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隐隐约约闪烁着以统一调配为主要特征的计划时代社会政策的影子.     

民国初年广东乡村的基层权力机构

民国初年,受到辛亥革命冲击的广东乡村基层权力机构以各种方式恢复和重建。这些机构包括警局、区乡办事所和团局,而主要是团局。控制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人物有士绅、商人、回乡官吏、退伍军官等,有军事经历、直接掌握武力者通常在这些机构中担任主角。由于广东政局动荡,省、县政府对乡村往往不能充分行使权力,乡村基层权力机构获得很大的独立性,有时甚至同政府、军队发生冲突。国民政府成立后,广东实行新县政,但民国初年形成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格局,在不少地区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     

民国宗教"入世达变"问题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明显的转型阶段,如何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成为社会各阶层有识之士的共同命题。一些宗教界人士也积极吸纳新文化、新思想、新事物而“入世达变”,促进了宗教事业的革新与发展。     

清末民初广州的行会工会化

“工商合行”是广州传统行会组织结构的主要特色。然而,随着清末民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劳工神圣”西潮的浸润与激荡及革命政权扶助劳工政策的实施,使得“工商合行”的行会模式开始了以“工商分离”为主题特征的行会工会化的艰难蜕变。不过,这种由行会孕育出来的工会组织的肌体上不可避免地附着“工商合行”的深深烙印,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并阻碍了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广州工人的政治与阶级动员。从阶级斗争与“工商合行”两种理念交锋而导致行会工会化“曲折与艰辛”的事实中,可以窥视到传统行会近代转型“变”与“不变”的新旧交合的复杂面相。     

民国时期的安徽人口

民国时期安徽人口发展的总特点呈补偿性低速恢复特征。安徽人口政区分布不均,地域分布的密集点,以长江沿岸为首,依次为淮河流域、江淮丘陵、皖西山区、皖南山区。民国前期,人口省际迁移数量甚微;随着工业发展,大批农民迁入城镇,尤以迁入安庆、芜湖、蚌埠等城市为多。民国时期,安徽人口的职业结构中,从事农业的居首,其次是从事商业和工业的。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交通建设与分布

民国时期是西北地区交通近代化的重要阶段,对于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依据相关文献资料,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论述了民国时期西北交通事业发展的历程及其空间分布规律与特点。     

民初知识分子对议会政治的反思与建构

民国初年,面对议会政治的失败,知识分子在反思中进行了新的探索。大致表现出三种路向:第一是认为中西社会条件不同,代议制不适合中国;第二种主张用普选制、职业团体选举来改造代议制;第三种要用直接民权取代代议制。但民初政治发展的实际走向是从移植西方代议制转向由集权走向宪政的曲折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