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进入明清宫廷的传教士

汤若望是继利马窦之后,从澳门来到中国内地,受到明清两朝三代皇帝重用的西方传教士。他对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对澳门的存在和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通玄教师”汤若望1592年出生于德国,早年加入耶酥会任传教士。后来在葡萄牙的支持下,在中国各地传教。汤若望1622年受葡萄牙国王的派遣来到北京,先跟随利马窦等学习汉语,接着前往西安传教,崇祯三年即1630年被召回北京,以其精通天文,受到明朝君臣的欢迎和赏识,作为利马窦的助手,参与修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编写了一些天文和历法著作。为阻止清兵入关,明政府命汤若望监…     

利马窦成名肇庆之因初探

利马窦（MatteoRicci1552年-1610年）,号泰西,又号西江,意大利马塞拉塔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他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福音二十多年,主张将孔孟之道和宗法敬祖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使天主教东传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世界宗教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为明朝时期中西方相互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应有贡献。如果说北京最终成就了他“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的美誉,是他的名扬天下的宝地的话,那么,作为他传教的第一站——肇庆就是他的成名地。本文试图通过回顾利马窦在肇庆的传教经历,对其成名之因作初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史志界同仁。     

福建天主教的开创者——艾儒略

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字思及,明代继利玛窦来华传教之意大利耶稣会士,1613年奉命入内地传教。1616年第一次教难时期,避居杭州杨廷筠家学习中国学。后曾到陕西、山西等地传教。1622年沈(jue)再次兴起教难时,艾儒略回到杭州直至1624年底。其《西学凡》一卷、《职方外纪》六卷,有李之藻、杨廷筠、叶向高等序,《性学粗述》一卷,陈仅作序,于1623年在杭州刻成,前二书均被收入《四库全书》。     

李提摩太在中国的传教经历

正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年)为晚清来华著名传教士。他于1870年受英国浸礼会派遣来华传教,先后在山东、山西、上海等地活动,在华活动时间长达45年,曾被清政府赐予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勋章,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他在华期间,除了传教、赈灾及参与中国政治外,还与中国各宗教人士广泛接触,从基督教传教士视角考察研究了中国宗教情况。     

《玛利诺教会中国布道文集》及其史料价值述评

《玛利诺教会中国布道文集》是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在华传教士的书信及日记合集,记录了1918年至1924年该教会教士在两广地区的传教活动及见闻。梳理该教会在广西的活动,发掘《玛利诺教会中国布道文集》的史料信息,有利于从另一个侧面认识民国时期的广西社会。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监护官考略

从1715年第一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来华到十月革命爆发的约两个世纪中,俄国共派遣了18届传教团来华,其中7届有监护官随行。这些监护官表面上只是负责新旧传教团的交接与护送,实际上却是严格执行俄国政     

“疗灵”与“疗身”:近代加拿大传教士在卫辉的借医传教

1889年至1947年间,加拿大基督教新教长老宗在卫辉一带借医传教。根据不同时期政局、民情状况及传教士自身特点,他们先后经历了用药品"裹挟"其福音的谨慎发展阶段,边行医边传教、"疗灵"与"疗身"互为手段、互为目的、交叉渗透的"黄金"发展阶段,以及行医与传教貌离神合的深入推进阶段。"疗灵"与"疗身"始终既存冲突又相互渗透。     

美国友爱会在山西的传教历程

1908年友爱会传教士来到山西传教,他们选择山西东部太行山区的平定、辽县等地为传教区域。1910年起,他们在此修建教堂、学校和医院,通过为人看病传播福音,通过办学传播文明、培养人才,友爱会的传教事业逐渐发展起来。他们经历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迅速发展三个阶段,1940年在日军的逼迫下沧然撤离。     

从传教士的来往书信看耶稣会被取缔后的北京法国传教团

18世纪的耶稣会曾是一个庞大的国际性修会组织,但因其直接服从罗马教廷的领导以及在海外的传教活动广遭诟病,教皇克莱芒十四世在欧洲多国的压力下,被迫于1773年通过敕书"吾主救世主"宣布取缔了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耶稣会。这一事件使得原本在华就存在利益纷争的葡萄牙和罗马传信部开始觊觎和染指北京法国传教团的财产。法国在京前耶稣会士和法国国王及大臣们突破各种阻力,共同展开了一场持续了整十年、跨越两大洲的保卫战。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教廷传信部最终于1783年同意将北京法国传教团交由遣使会接管。1814年,教皇庇护七世重建耶稣会,1842年,耶稣会士重返中国,但北京地区仍由遣使会负责。     

具有百年历史的圣教书局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汉口开埠以后,英、德、俄、法、日等帝国主义,除了用洋枪洋炮掠夺武汉领土,划分租界以外,还用鸦片烟和传教来麻痹武汉人民.这时,英国派出了杨格非(Reogirf-feth John)牧师来汉传教.不久,杨又把在上海《循道会》当牧师的同事郭修礼找来汉口,两人经过商量并作了分工.杨在长江一带传教,他将汉口、武昌教会工作安排妥当后,于1878年进入汉阳教区活动;郭在汉水一带传教,整个湖北省及武汉市控制在其基督教教区势力范围之内.     

近代传教士席胜魔述略

席胜魔是近代山西著名的基督教牧师,在省外基督徒中也有盛誉。法国汉学家沙百里所著《中国基督徒史》在论述中国基督徒的传教活动时,即以席胜魔这个“山西省的中国文人”为例。犤1犦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史学界至今尚无对此人物的专题研究。因此,本文拟对其信仰历程及传教活动做一初步探讨。一席胜魔(1836～1896),原名席子直,山西省平阳府西庄村人(现属襄汾县西张村),出身于中医世家,其祖父和父亲都是文人,他本人于1851年考中秀才,此后在家乡读书、务农,间或为人拟写诉状。1879年他加入基督教,次年改名为席胜魔,从此主要进行传教活动,1896年病…     

“青岩教案”简况

清咸同年间,贵阳南郊青岩镇,发生了一桩“地方团首道赵畏三杀了天主教徒四人”的教案。巴黎外方传教会贵州代牧区主教胡缚理,告到驻北京的法国公使馆。法国公使哥士吉照会清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严惩杀人凶手。案子震惊了清总理大臣以及当权的那拉氏慈掉太后;还牵动了好几位大臣风尘仆仆奔波于川黔道,查办此案。现将此案发生的时代背景、原因及结果简介如后：教案发生的时代背景清代初期,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曾受到保护。嗣因天主教不拜天地,不把孔子、不敬祖宗．并借传教干涉中国内政,康熙帝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命礼部查禁天主…     

试析二十世纪上半期美国苦难会选择湘西作为其主要传教地点的原因

二十世纪20年代起,美国苦难会进入中国传教,其传教的主要地点是地处湖南偏远西部地区的湘西。这样的选择并非偶然,而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天主教会的号召、传教的实际需要共同决定的。这一时期,中国的内地传教权全面向西方国家开放,而美国国内则进入了海外传教运动的高潮。美国苦难会在此形势下,响应教皇的号召,接受了传教的使命。天主教传教重心的向乡村转移、西班牙奥斯定会的经济窘迫使得美国苦难会选择了湘西地区作为其传教的主要地点。     

明末耶稣会士在韶州

明末 ,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 ,先后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以及北京等地建立较为稳固的传教据点。其中在肇庆的传教活动是天主教再次入华后的摸索期 ,而在韶州、南昌、南京等地则是传教活动的发展期 ,在北京是鼎盛期。韶州（今广东韶关） ,是岭南与中原的交通枢纽 ,是广东著名的贸易重镇。明末 ,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到韶州传教 ,是进入中原传教的重要一站。对于天主教在肇庆、南昌、南京、北京四个据点的传教活动 ,目前学术界已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但关于韶州在天主教传教活动中的地位 ,则少有论及 ,因此本文试图能够在这一方面稍作补充和评述。…     

清季贵州田兴恕教案试释

一教会传播宗教信仰,其宗旨在劝善规过,信者自来,不信者远之;传教的过程应该是和平而友善的,在信者与不信者之间应不致发生冲突。但是世界三大宗教的传教方式,只有佛教持温和的态度,基督教与回教不仅积极传教,且有难容异己的基本观念,     

罗明坚“Tamincvo”(大明国图)出处探析

正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字复初,意大利人。1579年,36岁的罗明坚与几位传教士乘船抵达澳门,试图进入中国内地传教。1583年罗明坚与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成功进入中国内地,在肇庆定居,并开始传教。1588年罗明坚返回欧洲,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结束。罗明坚与利玛窦等人是首批入华耶稣会士。他们不但成功打开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局面,也     

乾纲独断：康熙朝天主教传教政策的制定——以内务府佐理外事为中心

康熙帝在位期间，以其敏锐与果敢，强势引导清廷天主教传教政策的更张。制度变革背后，内务府的角色不容轻忽。某种程度上，内务府及其属员参与协理外事，是传教士作为“域外工匠”出入造办处带来的结果。以造办处监造为中心的内务府属员，协助皇帝同传教士之间建立起相对直接的互动与接触，由他们构成的情报网络，成为康熙帝高效获取、理解西洋消息，进而制定、推行传教政策的重要倚仗。总体上，自康熙朝前期禁止传教政策的贯彻，至康熙三十一年自由传教政策制定，再到康熙四十五年领票传教制施行，清廷的传教士统御制度存在明显的“内廷化”倾向。     

利玛窦与中国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大西域山人,意大利人。明末来中国的天主教会传教士。他在葡萄牙国王的支持下,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奉派来中国,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在北京病故,享年五十八岁。 利玛窦到中国来的目的是传教,但也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他和中国士大夫广泛交游,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献,使他对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有一定认识和了解。他以信函形式把他在中国的感受告诉他的欧洲朋友。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写了一部有关他在中国活动的记录,向欧洲介绍中国。从客观上看,他的活动已不限于传教,他所起的作用也不止于传教。     

李佳白与尚贤堂--清末民初在华传教士活动个案研究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早期在山东传教,维新时期创办针对上层社会传教的机构“尚贤堂”。从晚清至民国初年,李佳白通过尚贤堂联络中外人士、举办文化活动、宣传和平主张和实行各教联合,曾受到广泛关注。尚贤堂的创立和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反映了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在华传教士活动的新变化、新特点以及传教士的活动逐渐淡出中国历史舞台的过程。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在京活动述评(1716—1859)

18至19世纪上半期的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是一个特殊群体。它集传教、留学与汉学研究、翻译、搜集情报于一身。最初俄罗斯传教团主要是满足在京阿尔巴津人的宗教信仰要求;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传教团被指派培养留学生,为俄国培养满、汉语人材;随着中俄交往的增多和各种摩擦的产生,传教团被赋予研究中国和探听情报的任务。传教团的这些活动既是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近代以后俄国侵呑中国大片领土做了必要的知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