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意识”视域中的宋美龄与新生活运动

从1934年开始持续到1949年长达16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而在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宋美龄的倡导与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此,研究新生活运动不能不提到宋美龄,而研究宋美龄也绕不过新生活运动。检讨目前关于宋美龄与新生活运动这一课题的研究,有的就整个长时段的新生活运动着手,描述她如何领导与推动这一运     

新生活运动的“变奏”：浙江省禁吸卷烟运动研究（1934-1935）

1930年代中期,浙江省的基层社会在新生活运动的名义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禁吸卷烟运动。在浙江省政府的支持下,浙省各地停售、焚毁卷烟的事件频频发生,临安县甚至爆发了数千人聚众请愿、迫使外来烟商离境的集体性骚乱。浙江省政府不仅支持基层自发的禁吸卷烟运动,而且还向中央提议将之推广至全国。。然而,在国货卷烟广告的强大攻势下,浙江全省的卷烟消耗量仍位列全国第一,省内一些地方的卷烟销售量也不减反增。在这场禁吸卷烟运动中,浙江省的基层党政机关、浙江省政府,以及集中于上海的国货卷烟厂商,均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对新生活运动的理解,富有创造性地诠释和利用了这种资源,呈现出基层政权的自主性,各方基于利益考量的博弈,以及民族主义话语的可塑性与局限性,演绎出新生活运动这一主题的不同“变奏”。本文以1934至1935年在浙江省开展的禁吸卷烟运动为中心,依据相关档案和数十种地方报刊,初步展现新生活运动推行过程中的复杂面相。     

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生活运动

对新生活运动的研究,长期以来,人们多局限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新生活运动的评价方面,对于抗战期间新生活运动的研究很少有人涉足。笔者觉得,抗战爆发前后新生活运动在活动内容、指导思想、实际作用等方面有着很大差异,值得深入探讨。下面仅就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的有关问题谈点看法,请学者们不吝赐教。     

论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历经抗战前后的发展、演变和破产三个时期,持续十多年之久,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考察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渊源,阐析新生活运动的实质和特点,评估新生活运动的实效和作用。一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渊源新生活运动,按蒋介石的解释,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以礼义廉耻之素行、习之于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四事之中”,用所谓“社会教育”的方式,使一般国民日常生活能够“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达到生活军事化、生产化和艺术化目标的运动。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的     

韩复榘与山东的“新生活运动”

（一）1933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第一要旨是禁娼。当时韩复渠系山东省最高军政长官,也有样学样,号召全省官绅民众响应“新生活运动”。他的措施是：禁止官员和军队嫖娼;禁止工商业者在娼家内接洽;宣布妓女如有自愿改业者,政府可予以保护和救济;制定了《取缔乐户虐待妓女规则》,禁止乐户虐待妓女;设立“女子习艺厂”,对妓女进行“改造”,令其择配;又规定,妓女“非习有相当技艺不得自由择配。且不准为人作妾或义女”。当局解释说,妓女“习艺既精,则养生有道,无耻之行,自不愿为,古人云：食足然后知礼义,从妇…     

新生活运动在抗战中的作用

新生活运动是抗战前蒋介石发动的一场规模宏大的社会运动,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这场以外文化而内政治的形式出现的生活革命运动,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为配合国民政府进行抗日和支持抗战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生活运动在抗战中的作用

新生活运动是抗战前蒋介石发动的一场规模宏大的社会运动,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这场以外文化而内政治的形式出现的生活革命运动,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为配合国民政府进行抗日和支持抗战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抗战期间香港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史料一组

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于1934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成为战时妇女运动的总机构,组织和领导了战时妇女工作,在香港亦成立了办事处,并于1939年改组,正式定名为香港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该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征募工作、慰劳前方将士、救济灾区难民,为抗战救国不遗余力。本组史料收录了抗战期间香港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章程、会议记录、工作报告、捐输报告及其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之间的来往文书,对研究战时香港妇女运动有所裨益。     

中华民国的那场“新生活运动”

一个多世纪以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富强国家,始终是广大中国民众所期盼的.1934年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就曾在民众中开展了一次全国规模的"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建设成功一个现代化的新社会",意义可谓深远;前后波及到全国20多个省份,历时十五六年,声势可谓浩大;更可抢眼的是,这次活动组织者为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夫妇,身份、影响可谓显赫.然而,就是这样一场看似充满希望和正能量的社会改革运动,在喧嚣一时后却无疾而终了,终成为一场政治笑话.     

借迷信行教化:西山万寿宫朝香与新生活运动

本文从个案分析的角度考察1934年到1936年江西省地方政府在新生活运动期间,对南昌近郊西山万寿宫朝香活动及其周边农村的改造,观察新生活运动如何从城市推广到农村,以及该运动在实际操作中的组织架构和各部门协调。这一个案研究显示,新生活运动的推行,依靠以超越政府机构职权和层级分界的方式动员官僚系统,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整合各部门工作,其中既包括民众教育部门,也包括公安局等使用强制力的部门。在"剿共"的大背景下,国民党政府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重建政府权威和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新生活运动在其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并结合了乡村教育、地方保甲、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新生活运动还利用万寿宫朝香的时机举办乡村建设展览会,将新观念接榫于传统习俗和日常生活,将旧的迷信通过祛魅和理性化,赋予现代意义,将公民训练与旧风俗相结合,从而起到训育民众的目的。     

蒋介石对“礼义廉耻”的建构与新生活运动的开展

在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以传统道德"礼义廉耻"为指导思想来改造国民性,希望达到复兴国家民族的目的。本文通过对抗战前后蒋介石对"礼义廉耻"两次建构的分析、相应新运工作概况及各阶层对新运态度的探讨,说明国民性的改造难以通过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达到预期效果。     

评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

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在他统治的地区 ,开展了所谓“新生活运动” ,但到一九三七年仅仅进行了三年的时间 ,蒋介石不得不宣告“新生活运动”的破产。分析和评价蒋介石的所谓提高国民素质的改革运动 ,对于我们今天更深刻地认识蒋介石政权的反动性和欺骗性 ,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可以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引出必要的教训 ,以警示后人。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直接原因 ,是来自外国的传教士对蒋介石政权的批评和不满。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夫妇到桂林度假 ,会见了那里的美国传教士。这些传教士说 ,如果南京政府指望得到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 ,蒋介…     

蒋介石和他的新生活运动

1934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公民教育运动,这就是新生活运动。蒋介石的想法是,从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始,改善其习惯与素质,从根本上革除陋习,达到＂复兴民族＂的目标。     

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新生活运动发轫期的分歧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并推行于全国,而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虽然在总体上支持新生活运动,但在新运的纲领目标、推行方式、组织结构等方面都与蒋介石有分歧。与蒋介石依赖国家机器推行新运、提倡生活军事化、恢复传统道德等观念相比,汪主张先动员知识精英通过改良自身影响社会,使民众生活现代化,并抵制蒋以新运名义干涉私人生活的举措。同年7月全国新运会改组,在内容和组织上受蒋介石统一领导,但也吸收了汪精卫不少意见。汪蒋分歧解释了新生活运动早期政策的内在张力,更可见1930年代中期汪精卫对蒋介石权力扩张的遏制作用,以及汪偏重社会建设而蒋偏重国家集权的不同执政理念。     

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论析

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本世纪３０年代国民党发动的两个重要的思想统一与“精神建设”运动,两者一脉相承。蒋介石自称新生活运动是“救亡图存复兴民族之基本的革命运动”,~①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抗战的最大武器”,是“抗战民族的精神堡垒”。~②确实,两个运动都有动员民众抗战的意图,但它们又都有加强思想控制、为国民党一党专制服务的趋向。同时,两个运动无论在其基本的思路上,抑或是其发动、推展的方式、方法上,都存在着诸多弊病,这些也限制了两个运动的抗战动员目的的实现。本文试图从两个运动的发动背景、基本思路、实际…     

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及其评价

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及其评价刘庆Ｆ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农村自土地改革之后的又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几亿中国农民开拓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伟大尝试。其间,既有创造性的成功,又有始料未及的失误。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由来与背景中国的农民有着较长时...     

捷安特——集运动、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健身工具

2002年10月在昆山落户整整十个年头的捷安特(中国)有限公司,本着支持和发展自行车运动,在迎来她的十周岁生日之即,于10月6日举办GIANT全国性自行车文化推广活动——“大家一起来骑车”。目的是要让更多的人参与,感觉自行车新魅力,感受自行车新生活,推广自行车运动休闲新生活文化。     

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新生活运动发轫期的分歧北大核心CSSCI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并推行于全国,而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虽然在总体上支持新生活运动,但在新运的纲领目标、推行方式、组织结构等方面都与蒋介石有分歧。与蒋介石依赖国家机器推行新运、提倡生活军事化、恢复传统道德等观念相比,汪主张先动员知识精英通过改良自身影响社会,使民众生活现代化,并抵制蒋以新运名义干涉私人生活的举措。同年7月全国新运会改组,在内容和组织上受蒋介石统一领导,但也吸收了汪精卫不少意见。汪蒋分歧解释了新生活运动早期政策的内在张力,更可见1930年代中期汪精卫对蒋介石权力扩张的遏制作用,以及汪偏重社会建设而蒋偏重国家集权的不同执政理念。     

实处与窄处:民族复兴运动时论中的新生活运动

国民政府初期的民族复兴运动本起于民间,是"思潮"的一种强化说法,但这种社会意识氛围,正好为取得执政地位不久的国民党当局所运用。蒋介石亲自发起新生活运动,使时人发生民族复兴运动可落到实处的想象,但其提倡的礼义廉耻、服从命令、国民生活军事化所包含的特定政治意图,暴露出严重排他性和狭隘性,"实处"沦为"窄处",效果难彰,变成"纸上的运动"。这可能是常态建设"运动"化、社会运动"政治化"很难避免的结局。     

抗战初期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

以宋美龄为指导长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妇指会),1934年2月成立于南昌.当时是作为推行蒋介石提倡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的一个工作机构,其性质是反动的.加以其工作偏于形式而疏于效能,因而仅具有一些装点门面的作用,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这样一个组织本来是不足论道的.但是,1938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之下,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基础之上,该组织在武汉实行了扩大改组.扩大改组后的妇指会,确立了以“动员妇女群众投入抗战建国”为其工作大纲,吸收了一批爱国进步人士和未公开身份的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