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堂宋末云顶山城遗址再探

位于成都市金堂县境内的云顶山城,是南宋末年四川军民为抗击蒙古军队而修筑的城堡,它与著名的合川钓鱼城一样,被誉为“守蜀八柱”之一。随着宋蒙战争史研究的展开,云顶山城正日益引起人们的注视。1977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胡昭曦先生曾对云顶山石城作过实地考察,并发表了《南宋云顶山石城遗址》一文。1987年6月,应金堂具之邀,四川大学历史系赴金堂社会调查组的师生再次对云顶石城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对有关云顶石城的史料进行了整理和研究。本文拟将考察所了解到的情     

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遗迹性质与年代探讨

上个世纪70年代,在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发现了一处出土器物丰富的古代遗迹,发掘者在考古简报中判定其为元代墓葬。通过与本地历年墓葬、窖藏材料的对比研究,笔者认为该遗迹初建为南宋墓葬,后在南宋晚期的宋蒙战争中、及明代中晚期分别被用作为窖穴埋藏贵重生活用品和商品,此外,笔者还对该遗迹内出土器物的不同时代进行了重新认识。     

南宋抗蒙（元）战争中的播州少数民族

在南宋抗击蒙(元)战争中,播州杨氏及其他少数民族武装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合川钓鱼城之战中采用了播州谋士冉进、冉璞的计策,筑山为城,击退了蒙古军队,使蒙哥受伤而死,取得了在西蜀战场的重大胜利,延缓了南宋朝廷的灭亡。并挫败了蒙古人想通过贵州进攻湖南的“斡腹之谋”。     

河池宋代宜州铁城相关史事考

宜州铁城是南宋末年广西地方官吏专为抗击蒙古军入侵而建筑的一座城池,它与宋蒙(元)战史、广西地方史紧密相关。笔者在考释遗址内现存摩崖石刻及结合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宜州铁城创筑的缘由、发起者、过程及结果作了探讨,并考察推动铁城建筑的重要人物——胡颖和云拱在广西任官期间的事迹。宜州铁城的创筑反映了在蒙古"斡腹之谋"的背景下,广西一度成为宋蒙战争的重要战场以及宋庭对广西边防经营的史实。     

宋蒙鄂州之役期间的"议和"问题新探

鄂州之役是宋蒙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对宋蒙双方后来的历史发展有很大影响.忽必烈在蒙哥去世后选择率军进攻鄂州,但遭到南宋顽强抵抗,未能攻克.结合对相关史料的考察,贾似道确曾派人与蒙古进行议和活动,但其目的不在求和而在于打探军事情报.双方进行过几次交涉,但谈判尚未完成,忽必烈就秘密北撤.因此,"鄂州议和"确有其事,并非蒙古方面刻意编造的说法.贾似道出于掩饰鄂州议和而拘禁郝经使团的说法早在元成宗时期就已经基本成形.     

钓鱼城有关碑刻的初步研究

中国合川钓鱼城,在十三世纪的宋蒙、宋元战争中,坚持抗战近40年,对保卫南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公元1240年筑钓鱼山寨。1243年筑城。1259年击毙蒙古总帅汪德臣、伤蒙古大汗蒙哥。1279年在朝命不通,重庆失守,钓鱼城孤立无援,宋王朝实际已倾复的历史背景下,开城纳降。钓鱼城的这段历史,越来越为中外史家所注目,海内外史学界的前辈与同辈作了大量考证,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本文拟从对钓鱼城有     

贾似道与鄂州之战

发生於南宋理宗开发元年(1259)秋冬间的宋蒙鄂州之战,是关系到南宋生死存亡的一场重要战役,指挥入侵的蒙古军最高将领是蒙哥汗之弟、总领漠南漠地军团庶事忽必烈,直接领导鄂州保衙战的南宋最高军政长官则为贾似道。     

南宋两淮地区招抚使考论

南宋两淮地区位于宋金交界之处,饱受战乱和盗贼的困扰,两淮招抚使应时而生。自建炎初年置招抚使至南宋灭亡,两淮地区一共任命了十三位招抚使、副,这些招抚使在两淮地区负责招抚敌将、扩充军队、清剿盗贼,为恢复失地作战前准备。宋金隆兴议和是南宋招抚使兴废的一个转折点,随着和议的达成,招抚使随之被废,至宋蒙战事兴起,两淮地区的招抚使被重新重视,并在南宋后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家族化倾向。南宋两淮招抚使是南宋国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后期存在腐化的迹象,但在南北政权对峙的整个过程中,曾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宋蒙（元）关系史》──一部宏观研究宋蒙（元）关系的力作

《宋蒙（元）关系史》── 一部宏观研究宋蒙（元）关系的力作魏志江宋蒙（元）关系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以往的研究多局限于对宋蒙（元）关系中人物、事件的个案研究,缺乏系统性。即使是本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以来,海内外学者对宋蒙（元）关?..     

成都市青羊区正府街遗址出土元代青花玉壶春瓶

2018年7月,成都市青羊区正府街遗址出土一件青花云龙戏珠纹玉壶春瓶,通过比对国内外资料,推断其为元代景德镇窑烧造。历年来,成都、雅安、三台等地都陆续发现过少量元代青花瓷器,表明四川地区亦是国内元青花的重要分布区域之一。尽管南宋末年爆发的宋蒙（元）战争对四川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但自元初以后,政局逐渐安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为外地生产的瓷器等商品流通入蜀创造了先决条件。成都自古为四川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元代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四川行枢密院等军政机构皆设于城内,不排除这件玉壶春瓶在当时为高等级机构或特殊人群所拥有。     

《宋史·忠义传》史源考

弄清《宋史·忠义传》的史料来源,是论定其史料价值并据以分析忠义观念变迁的重要前提。《宋史·忠义传》入传人物众多,类型多样,时间跨度大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宋史·忠义传》史料来源是多源的。大致可分三类:其一,北宋与南宋初期忠义传记之史源多为宋《国史》、《实录》等官修史书。其二,《国史》、《实录》等官修史书无传者,特别是宋蒙(元)战争中涌现出的忠义之士,则据宋人文集、笔记、方志,兼采《文丞相督府忠义传》等宋末私人撰著。其三,采自元人撰述的墓铭、碑记、方志等。     

蜀道与文昌祀的扩散

先秦蜀道已经通行,为天下的统一提供了军事与文治教化的可能。政区分割而民风不一,秦巴山地水陆贯通成就了汉代道教源地。蒙元时期,全真教融合三教,在北方政权中获得认同。宋蒙战争使人口迁移,文昌祀迁移扩散。道教的发展促进文昌祀等级扩散,明清与科举相关的梓潼神崇奉与扩散前有别。     

“长围”与羊马城、一字城、护门墙——南宋时期扬州蜀冈城池的攻防体系

根据现有的考古和文献资料,贾似道修筑的宝祐城更有可能是对郭棣所筑堡寨城的修缮,二者的范围是一致的,宝祐城东发现的宋代夯土和城门是宋代对唐子城的局部修缮,并不是宝祐城的组成部分;结合史载,堡寨城和宝祐城外围发现的"土垄"应是围城时堆筑的"长围",并不是防御设施,东部发现的部分水系也属于"长围"的一部分,其修筑与李全之乱和宋蒙战争有关;结合嘉靖《惟扬志》"宋三城图",与严密的围城体系对应,宝祐城外曾修筑羊马城、一字城和护门墙等城防设施以应对宋蒙战争期间的紧张局势。     

北定梁州图兴复 雄踞米仓护万民 四川巴州平梁城

<正>平梁城——这座始建于宋蒙战争之中、雄踞于米仓古道上的军事要塞,直到今天依旧屹立于山顶之上,历经风雨岿然不动,守护着此地一代代生民。它的面容早已苍老,残躯亦是倾颓,但伟岸的身影依旧昂首于天地之间,诉说着往日辉煌的峥嵘岁月……     

元代西南地区农牧经济的发展

<正> 元朝是西南地区经济开史上非常重要的阶段。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宋蒙战争破坏程度的轻重之别、元朝政府经济开发重点不同,使得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地区的农业经济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不仅改变了元代以前西南地区旧的经济格局,也对以后各代西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元初名臣孟祺辉煌而又尴尬的人生

正孟祺,我国元朝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农学家。他的一生充满神奇色彩与尴尬:投笔从戎,屡建奇功,深受元朝廷的器重,却帮助汉族人民避免蒙古军队野蛮的屠城和抢劫,然而竟又被视为南宋的罪人;身为元初重臣和卓越的农学家,编著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官颁农学专著,却鲜为后人所知,甚至连家乡人对他都很少知晓,中学历史教材也对其鲜有记载和介绍。     

民族英雄——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名云孙、字宋瑞、自号文山,吉州廬陵(今江西省吉安)淳化鄉人。在天祥降生前三年,即一二三三年,蒙古曾约南宋共同攻金,尤灭金之后,以河南地还宋。但灭金后,蒙古却撕毁前约,反以南宋败盟为借口出兵南侵,从此揭开侵宋四十年长期战争的序幕。而文天祥就是在这样一个民族災难的时代里诞生和成长起来。天祥的父亲草(?)先生“嗜书如(?)”、“蓄书山如”,所以幼年的文天祥从小便接触了许多古代典籍。年十几岁时,通读诸葛亮、颜真卿、杜甫等人     

天水麦积山石窟的题记、碑刻与宋金利州路、凤翔路间的分界线

天水麦积山石窟的题记、碑刻与宋金利州路、凤翔路间的分界线李之勤在高宗赵构建立南宋王朝的建炎、绍兴初年,统治北方黄河流域的金朝,频繁发动征服南宋的战争,兵火连年不断。绍兴十年（１１４０）前后,两国一再酝酿和议。金朝允许归还赵构的生母韦氏,南宋答应割让唐...     

宋代绍熙府儒学碑考

四川荣县文物管理所藏有一通石碑,碑阳为宋代“绍熙府儒学碑”,碑阴为明代碑刻“和义记”.“绍熙府儒学碑”载南宋理宗下诏追封朱熹等五人爵位,并从祀于文庙,同时黜免王安石在文庙中之地位,以及此诏在潼川府路的执行情况.绍熙府儒学碑反映了王安石及新学的彻底衰落,程朱理学的大势崛起,以及绍熙府遭受蒙古军队侵扰的历史,同时勘正弥补了史籍、辞书的不足之处.     

重庆合川钓鱼城城防设施的考古学观察

合川钓鱼城是宋蒙战争山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的考古工作取得了系列重要发现。城址踞山围城、依江为壕,南、北创建一字城(墙),充分利用三江环绕的地理形势构建多重防御体系。城墙就地取材,夯土甃石,加大收分,顶部另设狗脚木等防御设施。城门形制体现排叉柱门向拱券门的过渡形态。钓鱼城在建筑特点、防御手段方面有对既往传统的继承,也有对当时营造官制与守城理论一丝不苟的执行,更多的则是因地制宜的灵活运用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