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变文

说唱艺术是中国的优秀文化,在现知的我国最早的说唱艺术形式中的敦煌变文,对说唱艺术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它与后世的词话、弹词、鼓词等关系密切。敦煌变文是清光绪年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变文亦叫“变”,是“转变”的底本。“转变”是唐代的说唱艺术,“转”是说唱,“变”是奇异或是变写文体,“转变”即讲唱奇异的故事。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变文即是转变的底本,是研究我国古代说唱艺术的重要资料,它对我国说唱艺术的影响极大。 散文与韵文交织、说与唱兼有是敦煌变文的主要特征。我国曲艺的起源一般认为始于唐代,虽然说先秦的…     

珍贵的“河西宝卷”

宝卷是一种民间文学,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形式有说有唱。它的文体形式和敦煌变文很相似,又有人称它是“活着的变文”。宝卷传唱历史久远,宋以后曾经流行于全国,但不久即湮没无闻。时至今日,宝卷在其他地方已成历史,唯独在河西走廊仍活跃在人民中间。河西宝卷既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又具有独特的地方风格。河西宝卷融诗、词、歌、赋、散文于一体,每本都有一首“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七言律诗”作为开讲偈,介绍卷本的基本内容,以便引起听众注意。如《金龙宝卷》开讲偈是：“千两黄金万两银,有钱难买父母恩。父母在世不…     

《李陵变文》补校

收在《敦煌变文集》中的《李陵变文》,是启功先生根据北京图书馆藏卷校录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所有的敦煌卷子中尚未发现《李陵变文》有第二个抄本,因此它现在仍然是个孤本。这个孤本自从启功先生校录以后,还没有哪位学者重新核对过,因为它一直被封存着,台湾学者潘重规先生在编著《敦煌变文集新书》时未见到它。最近,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期间,北图举办了部份敦煌卷子展览,我们趁此机会将《李陵变文》全文核对了一遍,发现了不少问题。本文就是我们通过核对原卷而作的关于启功先生校录的补校和对各家补校的意见的商榷。 为便于核对原文,我们在每条原文前都标明了《变文集》的页码和行数（用点号隔开）;凡引《变文集》中其它篇目,皆标明页码而不注书名;启功先生校录原文中有大量照录的俗字,以及用括号表示的改字,我们一般都直接予以改正,只有在牵涉校改时才原文照录。又《李陵变文》北京图书馆现编号为“新0866”（“新”是新编号的意思,在《千字文》编号之外）。     

《佛说盂兰盆经》与《目连救母变文》

敦煌变文中有关目连救母内容的有十余卷,均据相传为西晋月氏三藏法师竺法护译的《佛说盂兰盆经》(以下简称《盂兰盆经》)演绎而成。在此,笔者试将《目连救母变文》与《盂兰盆经》略作比较,旁涉它篇,以探求该变文的演绎情况和它的民族化、世俗化等问题。一《目连救母变文》是一篇讲唱佛经故事的变文,它虽然是按《盂兰盆经》演绎而成,但并没有拘守于《盂兰盆经》所表述的内容范围和结构层次,作者根据变文本身的需要,对经文内容作了大胆的删节、改编和调整。     

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答朱绿梅

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上,我提交了《中国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的来源——且谈变文之“变”》一篇论文。我的论文论及释门佛徒唱导化俗所用之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原本自楚、汉“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的辞赋。此外,也谈及“楚汉‘辞赋’是梵文‘经偈’异质同构的对应形式”;“中国佛教之‘偈赞’,名为‘梵呗’实系楚汉之声”等问题。     

民间曲艺

曲艺是我国各地、各民族说唱艺术的总称,有着悠久的历史,若追溯其滥觞,可推至先秦、两汉。然而,真正兴起与形成则应是在唐朝。历史上,它包括唐代以讲唱奇异故事传教的“变文”及说唱故事的“说话”等,     

七十年来的敦煌变文研究

公元1920年4月,著名学者王国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在王氏所称之“通俗诗、”“通俗小说”中,有所谓“季布歌”、“孝子董永传”、“目连救母”、”李陵降虏”及”唐太宗入冥小说”、“伍员入吴小说”等多种.人们后来才知道,这些所谓“通俗诗、”通俗小说”,多数乃是我国失传已久的“变文”.王氏的科学论文,也就正式揭开了敦煌变文研究的序幕.     

敦煌变文对后世曲艺戏曲的影响

变文与后世曲艺之蹑踪宋代说话人在中国曲艺史或者是中国文学史的民间文学方面,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怎么发生的?从发生学观点看,过去一直非常模糊。不少学者皆认为宋代说话是中国曲艺之“开山祖”。在文学史领域,过去也往往是讲到宋代“说话”便嘎然而止,无法再往上追溯。直到敦煌变文发现后,中国曲艺史的断层始弥合,古今脉络方才接通。敦煌讲唱文学的历史地位,比宋代说话人还重要,它成为汉以来的辞赋、说唱,魏晋南北朝俳谐文到宋元话本小说、诸宫调等说唱文学的桥梁,也是后世阵容壮观的说唱文学的前导。或者可以说,它是源远流     

中国传统脉学著作在18世纪法国的传播——以《中华帝国全志·脉的奥秘》的研究为例

17、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将中国脉学理论传到欧洲,其代表作品有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中的译本《脉的奥秘》。关于《脉的奥秘》的中文底本,学者已指出是明代张世贤的《图注脉诀辨真》,但实际上底本不止此书。本文根据中西文献,通过文本对比,不仅明确了《脉的奥秘》与《图注脉诀辨真》的对应关系,还通过对中国脉学著作的系统考察,考证出清代沈镜的《删注脉诀规正》是另外一个底本;最后简要论述了《脉的奥秘》在法国的流传和影响。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校注拾遗

斯2614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是《敦煌变文集》所收三种“目连变文”中篇幅最长、内容最详的一个版本。经过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校勘审订和注释疏通,该篇变文中的疑误之处已渐趋消除殆尽。然而,仔细研读,其中个别文字仍有进一步勘正的余地,本文便就“尔时佛自便逡巡”“四花标样叶清天”及“诸人息意慢承忘”等20处文字的形义问题进行探讨。     

再论“格萨尔”艺人的“神授说”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除有众多手抄本在民间流传外,尚有许多民间说唱艺人以口头说唱的方式加以流传。以说唱《格萨尔》著称或以说唱《格萨尔》为职业的民间说唱艺人,藏语称其为“仲肯”。“仲”,是指富有幻想、传奇色彩的故事;“肯”,是指说唱这种故事的人或专门家。有的地方也将“仲肯”称为“仲巴”。“巴”,亦即人或者的意思。被人公认为“仲肯”的民间说唱艺人,对于《格萨尔》史诗,有的能唱三四十部,以中等篇幅计,多达三四十万诗行;少的也能唱几部或若干唱段,一般也在几千至几万诗行。艺人们何以能唱如此浩瀚的篇幅呢?艺人们通常的回答是:“‘神     

也谈敦煌讲唱辞的音乐渊源

《敦煌学辑刊》创刊号上,刊载了牛龙菲同志《中国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的来源》一文。文章从讲唱文体起源辞赋,梵文经偈与楚汉辞赋异质同构,中国佛教偈赞实系楚汉之声,变文即“谈辩”之文、源于纵横风气影响下的楚汉辞赋——四方面,论证敦煌讲唱文源于楚汉辞赋。文章引证丰富,观点新颖,但其中也颇有可商之外。兹就第三方面——敦煌讲唱辞的音乐来源方面提出一些质疑。     

玉波壳乐和野猫

从前,有一只玉波壳乐长得很漂亮,能歌善舞。每天晚上临睡前,它都要唱上一支动听的歌。一天晚上,正当玉波壳乐唱得兴奋的时候,一只野猫领着两个孩子来到玉波壳乐住的树脚,问玉波壳乐:“美丽的玉波壳乐,你唱的歌真好听,你能不能教我唱几支?”“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可以教你唱。”玉波壳乐回答着。但它又想,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有喜欢唱歌的野猫,只听说过野猫是吃鸡和鸟的。“对!不得不防。”玉波壳乐暗自警戒。野猫又问玉波壳乐:“唱歌时用什么样的姿式,唱出来的歌才好听,你能告诉我吗?”玉波壳乐故意回答说:“我唱歌的时     

寽的重量及相关问题

寽是我国古代的重量单位。在战国时期,还作为金属货币的价格标度。但是,寽的实际重量究竟是多少?它在金属货币上的含义是什么?它和爰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就这些问题,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供研究者参考。在古代文献中,寽通作?,爰通作锾。自汉代以来,人们大都把寽和爰混为一字。这种现象,直到清代学者戴震才开始指出:“锾     

释“攒蚖”

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以下简称《通释》)·释容体》篇有“攒蚖、专颙、巑岏、攒玩”条,解释为: 缩手缩脚、没精打采、倒霉的样子。又《释情貌》篇有“攒沅、囋唸”条,解释为: 奸猾的意思。(同上,216页) 《通释》已经证明了“攒蚖”等四个词是同源词,“攒沅”等两个词是同源词。我以为,上述两组共六个词都是同源词,只是在不同的场合,词义有所转移、枝分而已。这两组词中,除了“专颙”和“囋唸”(“颙”字和“唸”字都属于韵转)之外,其余都是迭韵联绵词或准迭韵联绵词。“颙”字中古音韵尾为,“唸”字的韵尾为[-m],其余各字的韵尾为[-n]。     

唐变文的形成及其与俗讲的关系

关于唐代变文的研究,经过许多敦煌学者的努力虽巳取得很大的成绩——例如《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论文录》的出版就反映了我国学者研究的成果,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和争论。变文的形成,民间变文和俗讲、佛经变文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变文形成于民间,是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产物,有的认为俗变来源于经变,变文是寺庙俗讲发展过程中逐步吸收民间文学而形成的,实质上认为来源于寺庙俗讲。我认为要把变文形成及其与俗讲关系弄清,必须从宏观上对唐代民间文学和寺庙俗讲做一全而的考察分析并给以具体的比较,才能得出一个客观的,符合实际的结论。本文试图从这方面做一初步的探讨。由于对变文材料阅读的不够,文中的一些论点例证,不免有错误失当之处,敬希研究变文的学者,不齐给以指正批评。     

谭卓,她的春天不是昙花一现

徐峥是个预言家。2017年春天拍《我不是药神》,几个主演戏里戏外像一股绳,到哪儿都一起。有戏拍的人拍戏,没戏的人就在旁边看着,或者干脆到附近的空地去摆古怪姿势,让工作人员拍下来。有时还搞恶作剧,比如到大街上假装认错人。一次,谭卓在人行道上对来往人群唱“南京欢迎你”,徐峥对她说:“再疯两天吧,等红了就不能这样了。”谭卓心想:“啊?红了?”     

邵红《敦煌石室讲经文研究》内容述要

台湾敦煌学者邵红所著的《敦煌石室讲经文研究》(台湾大学文学院1970年印行)一书,是台湾出版的较为系统地研究敦煌遗书中讲经文作品的第一部专著。该书共由“绪论”和“分论现存的讲经文”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俗讲的主持人物、俗讲兴盛的原因及俗讲的底本讲经文的结构和所用的仪式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第二部分则从讲经文之根据、成立年代、内容和艺术特色等方面,对八种二十一篇讲经文分别加以论述。总起来说,该书所论多沿袭旧说,且有不少错误。但     

从《旧满洲档》看《满文老档》中的伪与误

众所周知,去年岁末由中华书局付梓的《满文老档》汉译本是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乾隆朝四十年的满文重抄本,俗称“大黄绫本”。多年来,国内外学者所能见到的《满文老档》,是日本人在本世纪初从沈阳故宫崇谟阁复制的乾隆四十三年的重抄本,俗称“小黄绫本”。它们的原始底本目前庋藏于台湾,1969年9月,台湾故宫博物院曾将其影印装祯十大册公诸于世,并名之曰:《旧满洲档》。那么大小黄绫本有何区别?北京大内的重抄本与原     

从校勘记考南北朝七史的版本系统

据南北朝五史修订本校勘记分析,可知：现存的五史的所有刻本均出自南宋浙刻本。该本在流传的过程中有三次比较重要的修订,第一次就是明嘉靖年间对浙刻本的补版,第二次是万历年间据三朝本刊刻南监本,第三次是据南监本刊刻北监本。基于单系统流传这一特征,现存最早的刻本即为理想的底本。一般来说,百衲本的底本为南北朝七史的现存最早刻本,应该据以作为校勘底本。但《魏书》《宋书》《梁书》《陈书》使用百衲本而非其底本为校勘底本是百密一疏,比较理想的底本是宋刻宋元递修本、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配补的原本作为底本。其次,鉴于南北朝七史的单系统流传的特点可以简化校勘记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