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与史料系统

<正>近代历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于文书这种原始资料的重视。1681年,被誉为"历史考证学之父"的法国学者马比荣(Jean Mabillon,或译"马比昂")撰写了《古文书学》(De re diplomatica,有的学者译作"古文献学",如米辰峰《马比荣与西方古文献学的发展》,《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提出系统考订古代文书的一系列方法与原则,推动了古文书学的建立,为近代实证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     

瓦拉批驳《君士坦丁赠礼》的学术得失

《君士坦丁伪赠礼考证》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劳伦佐·瓦拉1440年写成、1517年开始震惊世界的著作。它不仅为后来的宗教改革、政教分离奠定了舆论基础,也开创了从内部语文现象辨析古代文献真伪的新方法。但瓦拉并不是《赠礼》辨伪的首创者,他也没有奠定西方古文献学的理论基础。     

与时共奋: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

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陈垣既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变革的影响,又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史学。他在中外交通史研究中坚持以中华文化为本,揭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和中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他注意总结中国古代的考史之法,推陈出新,为新史学考证建立范式。他建设民族化史学的成果,影响和鼓舞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本土化发展。在20世纪新史料大发现的潮流激励下,陈垣形成了重视史料、扩充史料,搜集、整理、考辨史料的系列思想和方法,其创立的史源学尤为突出。他以近代科学精神指导历史考证,通过缜密精审的考证过程解决大量历史疑案;他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总结考证方法,推动新历史考证学的发展。他在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精华、借鉴西方近现代史学成果的基础上,为中国史学开辟了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年代学、历史文献学等新的学科领域。他还身体力行,倡导刻苦治学、实事求是、力求创新、谦虚谨慎等优良学风,垂范影响了20世纪几代学人。     

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

建国以来,中国大陆发现的西方古器物为数众多,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经过科学发掘出土,并作过认真地研究的。它们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因而备受学术界重视。当然,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但本文所谈只是西方古器物在中国的流传这一面,并且仅限于纺织品、金银器、玻璃器、陶瓷器、铜器诸项;文书、钱币、造像、碑铭、宝石工艺等均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古代中国和西方的交往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丝绸是古代中国的特产,所以在一般印象中常认为丝路即中国丝织品源源不断地运向西方之路。其实,即使就纺织技术甚至丝织技术而言,我国在这个过程中亦受益     

西方古典文献学的名与实

以希腊文、拉丁文为载体的西方古典文献学,希腊文作"philologia"。在近代西方各国学界在根据各自的语言整理、研究古文献藉以溯源其共同的"古代"过程中,西方古典文献学的名称与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语境中均曾发生过变化,但总体上的沿革类似于中国古典文献学或传统文献学,即由校雠而校雠学而文献学,最终被冠之以"古典的"则意在强调"希腊、拉丁的"这一属性。     

匈奴西迁问题研究综述(下)

(三)中国学者对匈奴西迁问题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代内阁学士洪钧在其《元史译文证补》(1897年)西域古地考部分对粟特国进行考证时,首先引入西方有关公元前后至三四世纪欧亚草原中部诸族分布及活动情况的论述,详细介绍了阿提拉匈人西征欧洲始末①。从文中将匈人(Hun)     

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的立体化进程——张涛博士《经学与汉代社会》读后

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以下简称古文献学)在20世纪20年代末完成了由校雠学到古文献学这一学科体系的现代化改造,其标志就是郑鹤声、郑鹤春两先生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的出版。此后60多年的时间里,古文献学一直在一种时断时续、不绝如缕的艰苦状态下谋。     

国内所见宽永通宝研究综述

<正>宽永通宝是古代日本流通时间最长、发行数量最大的钱币,受中日贸易等因素的影响,也曾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自其进入中国之后,即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国内对于宽永通宝的记述和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之前,清政府和一些金石学家分别从经济学和古器物学角度进行研究和考证;进入20世纪80-90年代,     

20世纪上半期中国人对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了解与研究

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对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有了更多的接触,出版并翻译了几本关于两河流域及古巴比伦的历史著作,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学者蔡仪关于古巴比伦历史的专业研究论文,意味着中国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已开始与国际学界的接轨。     

南澳1号明代沉船出水玻璃珠的研究

正南澳1号明代沉船出水的遗物中除陶瓷、金属、漆木器外,还出水几万粒珠状饰品,多出于贴塑龙纹小罐中,被初步鉴定为古玻璃饰品。中国古代玻璃的科技考古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先驱人物,Seligman与Brill认为以BaO和PbO为主要成分的中国古玻璃产自中国,而其制造技术却源于西方~([1])。而以干福熹为代表的国内科技考古人则提出了中国古代玻璃自创说~([2]),即中国最早的古代玻璃制造技术起源于中国。他们认为,中原地区的古玻璃制造要晚于新疆地区400~500年。西周到战国时     

试论陈垣佛教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陈垣未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靠自己的勤奋,著作鸿富,享誉海内外。在宗教史、元史和历史文献学等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也是近现代中国研究佛教史卓有成就的大家之一,被誉为"宗教史的开山之祖"。他依靠传统的历史文献学方法和西方的实证主义理论,经过缜密的考证,解决了诸多相关历史问题。     

敦煌藏经洞之沙州都督府文献

自公元1900年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四万余件古代写本文书之后,中国和西方的学者都努力探索这神秘的文化遗存,试图解开藏经洞之谜.关于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和原因,法国学者伯希和的推测基本上为学术界所认同.关于这些文书是谁藏的,虽然也有学者作过几种假说,却往往为其表面现象所迷惑.我以为它应是沙州都督府文献.     

看说古西方文学对当今创作设计者的作用

首先让我们了解西方文化时期分段:①前12世纪——5世纪为古代西方文学、神话与史诗。②公元5世纪——14世纪中世纪文学引进西伯来文化③公元14世纪——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艺复兴——17世纪古典文学——18世纪启蒙文化——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19世纪中后期批判现实主义④20世纪,无产阶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与后现代主义文学。今天我要谈的是前12世纪——5世纪古代文学、神话与史诗,即古西方文学。古代西方文学凝聚了古西方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当今创作设计者层出不穷,以至找到新颖别致符合当今人类审美心理的素材,他们孜孜不倦的追求着在不懈的努力下西方文学把他们的目光吸引了,创作者以独到的视线活跃在各个领域,如浅谈在商业商标创设领域中人们都很熟悉苹果牌电脑商标,它的特点是一口被咬了的苹果,这个商标灵感     

西方汉学的古史研究——《剑桥中国古代史》序言

《剑桥中国史》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筹备之时,总编辑决定该通史只能从秦汉时代开始,中国传统三代时代完全省去。通史第一册于1986年出版之后,不少读者提出意见,建议再补充中国上古史。剑桥大学出版社接受了这些意见,决定编辑《剑桥中国古代史》,与《剑桥中国史》相关但是另外刊出。本文即《剑桥中国古代史》“序言”述论本书的编辑缘起及过程,并对一系列相关的问题作介绍,诸如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成果、20世纪考古学的发展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相对长处和短处、疑古学风与信古学风的来历和比较,以及《剑桥中国古代史》的内容和遗漏等。     

西方古典著作的稿本、抄本与校本

西方古典著作是指以希腊文、拉丁文为载体的古代文献,计有诗、散文体史著、戏剧以及修辞学与哲学论著等,时间断限上起公元前8世纪,下迄公元7世纪,①历经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的传承接递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复兴”,②业已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宝贵遗产,对现存典籍的整理与校勘也已成为西方古典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古典学界之于西方古典著作文献学(版本学)的研究相对滞后,鲜有专文论述。③本文仅就西方古典著作的稿本、抄本、校本以及与之相关的若干问题试举如次。一文献学(版本学)言之,西方古典著作分作写本与印本,在造纸…     

“文书·政令·信息沟通”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正>2010年3月27日,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召开了以"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为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近年来,"文书"与"信息",日渐得到越来越多海内外中国古代史研究者的关注。为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邓小南教授牵头申报并启动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中古时期的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推动了唐宋学者的直接对话,取     

本期寄语

正本期"古代地中海文明"栏刊出三篇文章。张弢的《溯源与辟新——略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学科建设》认为,通过探究古典学译名回溯学科源头、强调学习古典语言和阅读古经文献从而构建健全的古典学专业培养体系、着重梳理西方古典学学术史,这三种动向体现了21世纪以来中国西方古典学学科的新发展。杨熹与郭丹彤合作的《都灵税收纸草译注》提供了该纸草文书的一个新     

中华文明探源 国家学术工程十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由科技部立项、国家文物局牵头组织,两大权威考古科研机构联合多个国家级及省级科研机构,数百位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古文字学、体质人类学,科学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冶金史、化学成分分析、古人类食谱分析、遥感和遗址的物理探测、天文学、科技史、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学者联合攻关,让最新的考古学研究成果成为判断中华文明是否有五千年历史的根据,     

浙江省博物馆藏遂安古文书

一.浙江民间文书的搜集与整理在历史研究中,民间文书作为个案资料的典型代表已经越来越受到学者重视。尤其是各地契约文书的大量发现,使契约学渐成显学。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徽州及闽台地区古文书研究,已形成完整体系。而近年来学者们也开始注意到浙江地区民间文书的搜集和整理研究。     

笔谈:古文书的史料价值与研究路径

<正>编者按:在中国古代史学界,甲骨文、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徽州文书等出土或传世文书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形成了"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明清)档案学"、"徽学"等学科。然而,这些学科受限于研究对象的时代性及存在形态的差异性,形成不同的概念与分类标准,始终缺乏一个能够将作为原始文献的古文书与一般编纂的典籍文献区分开来,进而从整体上概括中国古文书内在特点的理论体系。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历史学、文献学、档案学等既有学科的相关研究基础之上,参考国外古文书学的理论与经验,建立起跨断代的、涵盖公私文书研究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