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宝航与新中国外交礼仪

2010年7月,我对几位八九十岁的老外交家和夫人进行了采访,了解到新中国成立之初阎宝航在外交部工作的情况。阎宝航不但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名“无名英雄”,在新中国外交战线上也是默默耕耘,作出了重要贡献,不愧是新中国外交礼仪的奠基者。     

国宴吃什么

国宴是一个国家的家宴,一国之规格最高的宴请,用以欢迎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这是一国外交中的重要环节,不仅仅是招待外宾,更彰显出一个国家优良的风范和鲜明的民族特色。     

国宴吃什么

国宴是一个国家的家宴,一国之规格最高的宴请,用以欢迎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这是一国外交中的重要环节,不仅仅是招待外宾,更彰显出一个国家优良的风范和鲜明的民族特色。     

中国近代的外交与外交礼仪

19世纪70年代,清廷各级外交人员出国后,认知、认同、接受了西方国家的外交观念及其礼仪惯例,并开始了逐渐与其接轨的近代化进程,但同时也出现一些礼仪对接中的错位现象.出于外交的需要,清廷初步确定了清国的国旗、国歌.这一时期清廷外交理念及外交活动的变化是巨大而深刻的,功不可没.但中国在政治上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惨重的,其教训也同样是不可忘记的.     

新中国迎宾礼仪改革回顾

正迎宾礼仪是展示我国形象的第一窗口,是我国礼宾工作的重要内容。"文化大革命"前一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来到外交部礼宾司,几十年间国宾接待、迎来送往是经常性的工作。回首迎宾往事,迎宾礼仪从大操大办,到今日科学规划,秩序井然,从容自如,反映了新中国礼宾工作不断改革完善,尽现大国风度,折射出一个新兴大国诞生、前进、崛起的步伐。我国迎宾礼仪大体上分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其当时的历史特点。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大规模、高规格"大规模"指迎接国宾时动员大规模群众     

周恩来总理与外交礼宾改革

周恩来总理是新中国外交礼宾工作的奠基人,20世纪60年代,他主持了国宾访华礼宾工作的改革,对新中国礼宾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一向严谨细致,在礼宾工作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优良作风,深深地影响着外交战线上的每一位同志。     

日本接待渤海国使者的外交礼仪初探

文章主要探讨了日本接待渤海国使者的外交礼仪,即入境礼仪、入京礼仪和离境礼仪,展现了唐王朝时期的渤日两国以唐文化为基础、友好而顺利的进行外交往来的热情画面.     

外交舞台的幕后故事：我所亲历的礼宾工作（上）

编者按：在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外交事业中,被称为“中国对外窗口”的外交部礼宾司见证了我国外交史上一个个重要时刻,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时刻要同国内外高层领导人打交道,在普通人眼中,礼宾工作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本期,外交部礼宾司原代司长鲁培新先生,通过回忆他所亲历的礼宾工作,以及对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背后历史细节的深层披露,来记录在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外交部礼宾司在我国外交事业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清朝因礼仪导致的外交纠纷

假如一开始,清朝皇帝不唯我独尊,虽不能平等但平和一点待人,历史将如何发展呢?然而,历史没有假如。在较长时间内,清朝统治者囿于自身的封建文化观念,一直认为自己是上天授予的"天朝上国",其他国家都应该是自己的"藩属国",凡是外国来使一律被视作是来向自己"朝贡"或"进贡",并以此强行对来使进行礼仪要求。     

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

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在中国由传统外交向近代化外交的转型时期,以其独特和前瞻眼光来看待中外关系。其外交思想中的近代意识表现为对传统夷夏观的突破、对近代西方外交观念、外交礼仪的吸收、接纳,以及创办近代外交机制的努力等内容。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对晚清外交的近代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改革时代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制定》述评

在《改革时代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制定》一书的序言中,戴维·莱姆伯顿特别提到“作为一名教师,我发现自己需要系统闸述关于‘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是如何制定的’这样一本书。”该书的出版使莱姆伯顿梦想成真,其圆满成功得益于下述三个因素:首先,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政策程序已达到了可以被评述及分析的成熟程度。改革时代的机构最早可在多克·巴涅特(Doak Barnett)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1985)一书中瞥见,然而这些机构当时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以至于巴涅特该书的中文译本被用     

在中央警卫团工作的日子里（连载）

曾担任毛泽东同志的随身警卫、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司令部副参谋长、安徽军区副司令的邬吉成同志,长期从事外宾警卫工作,多次为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担任卫士长,曾亲自参与逮捕“四人帮”,是周恩来同志临终前最后要见的人。邬吉成2006年12月25日逝世,享年79岁。他非同寻常的经历引起我的兴趣,曾在他生前采访,现将其口述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中国与中东的军事外交

<正>军事外交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使我国与中东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不断加深。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向埃及、叙利亚、     

新中国的外交成就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第二天,中苏建交。苏联是第一个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截止到2010年6月12日,中国已经与171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下图片可以让读者领略新中国外交的风采。     

珍珠港事件前的美国外交大辩论及其意义

从二战爆发到珍珠港事件的两年间,国际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围绕是否应该援助英国和苏联和干预欧洲的战争等问题,进行了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辩论。这场外交大辩论不仅仅是围绕美国如何应对欧洲战争这一具体政策的辩论,实际上还涉及美国对外关系中一些根本问题,即关国作为世界大国应该如何处理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对外干涉是否会破坏美国民主和人民福祉,以及美国究竟应该扮演何种国际角色。大辩论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人的国际思想和外交观念,使强调美国大国责任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并在战后主导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孤立主义者虽然在辩论中失败了,但其思想在战后仍然对美国扩张性的外交政策构成某种牵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孤立主义者同国际主义者一起共同塑造了战后美国外交的面貌。     

1959年对张闻天外交路线的批判

1959年9月12日,外交部长陈毅在外事会议上的会议总结发言中说,外交政策上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做法,另一条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外交政策路线和做法。这里所说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是毛泽东的以世界革命为宗旨的革命外交路线,所说张闻天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张闻天提倡的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     

明代外交观念的演进——明太祖诏令文书所见之天下国家观

根据明太祖诏令文书,对明朝初年外交观念进行初步考察,明太祖外交观念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广义的天下观上,而是建立在国家观上。尽管王朝初建时,也有天下主身份与形象展现,但是在现实中则更多地定位于大国之君。这说明在明朝统治者的认识中,天下国家已经重新定位:从一元天下到多元国家,从天下主到大国之君。所谓从"天下"缩变为"中国"的过程就这样开始了。从传统帝国天下观到国家观,观念重构的过程,也就是历史转折的过程,标志了传统帝国逐步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趋向。     

外交资源的开发与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良性互动

中国当前正处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构建一个良好的内、外部和谐局面十分重要。对此,中国必须加强对既有外交资源的利用与整合,在此基础上不断开发新的外交资源,以保障和促进国内建设的顺利发展。     

夫人外交的理智与情感

外交也可以优雅,也可以“感情用事”,比如宋美龄的夫人外交。它不是蒋介石越洋操控下的“提线木偶”,也不是中美关系在一定时候的“必然产物”。宋美龄独特的魅力。对美国舆论产生强烈、感性而正面的影响,让总统罗斯福都感到失控。有些时候,她似乎不谈“外交”,只讲“私交”,却总是对国家政局产生影响。然而,夫人外交也不是“万能药”,一旦“势”变了,一切的魅力、才华与情谊都会统统失色。     

“三大政策”:新中国外交的奠基石

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被正式确定为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清除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新中国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和发展,把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摆到优先的位置。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布新中国将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