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周总理的交往

我是在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认识周恩来总理的。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了谈判。1937年4月,周恩来副主席在与南京方面谈判时,途经西安。当时,我父亲杨虎城已被免去行政与军事上的职务,蒋介石正逼迫其出国之际,我刚从上海回到西安。周恩来副主席一到西安便来看望我父亲。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副主席留有胡子,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周胡子”。那天我从外边回来,听家里人说“周胡子来了”。我很想看看共产党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就急忙向客厅走去,想从门口窥视。     

父亲马燮庆爱国进步的一生

我的父亲马燮庆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长期在党的外围组织中从事进步活动，又是扬名南京的“马头牌冰棒”的老板。他与许多“重量级”人物结成至交，自己却十分平凡地度过了一生。争做“志士仁人”历来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父亲正是一个新时代的志士仁人。 父亲１９０３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吴县。祖父曾在珠宝店学徒，后自营珠宝，生意时好时差，幸得祖母持家有方，维持全家生计，还供７个子女上学。大伯考入上海交大土木系，后赴法勤工俭学；父亲排行老三，为减轻家庭负担，１５岁辍学到电报局做报务员，后进入英租界上海工部局财…     

张治中：主席，你走得太快，我跟不上

张治中,人称“和平将军”。他是蒋介石的八大亲信之一,跟随蒋介石20年,但从未参加一次反共内战,而是以独特的身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交谊深厚。毛泽东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他也是唯一一个敢对毛泽东、蒋介石多次直诔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以下是张治中的长女对父亲“文革”最后岁月的回忆——     

聂荣臻与江津青年的法兰西岁月

<正>在江津区城郊“聂荣臻元帅陈列馆”瞻仰大厅左侧展墙上，挂着一幅引人注目的油画作品《誓言》。画中有4位西装革履、神情庄重的青年，分别是聂荣臻、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1924年2月5日，他们相约去瞻仰著名的“巴黎公社社员墙”。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在回忆录《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中写道：“他们神情肃穆地站在‘社员墙’前……父亲（聂荣臻）举起右拳，深情地说：‘我为自己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而由衷高兴。我要一辈子信仰、坚持、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     

未给父送终：周恩来的终生遗憾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这一时期,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等地建立了办事处.我随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因为生病,我曾与周恩来的父亲周邵纲老先生、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老太太等住在一起.     

周恩来的婶母“周八太”

周恩来的八婶杨氏是周贻奎的妻子 ,娘家在宝应县天平乡。周贻奎是周恩来的亲叔叔 ,大排行八 ,所以后辈人都习惯地尊称他的妻子叫“周八太”或“八太”。她大约生于公元１８７７年（具体年月已无法考证） ,去世于１９５６年。杨氏受旧的思想教育 ,恪守封建伦理道德 ,尤其笃信佛教“积善积德” ,终日吃斋念佛。她坚信“只要善事做多了 ,来世还会有福享的”。所以在周家十分败落艰难的困境下 ,她仍不忘烧香拜佛 ,以求来生。她与侄儿周恩来的感情也很深。那是因为公元１９０８年 ,周恩来的两位母亲在不到一年中相继去世 ,父亲又在外谋生 ,无依无…     

回忆先父石玉殿

我的父亲石玉殿,曾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全国林业劳动模范,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舒、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中国的米丘林”。     

李立三生前笑谈“追悼”

李立三生前曾三次被“追悼”。第一次（1922年）追悼会开在法国巴黎,由周恩来主持,王若飞致悼词。第二次（1925年）追悼会开在湖北武汉,由工人自发集会并主持。第三次（1927年）追悼会开在福建长汀,由周恩来主持并致悼词。这三次追悼会都是因为误传他已经“光荣”了而召开的。这在中外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周恩来在“文革”中是怎样批极左的

批判“政治上的”极左思潮，着手解决“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一批老干部问题 林彪、陈伯达垮台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三个人了。周恩来仍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在“文革”中的一些“左”的做法也似有悔悟之意。他在一次谈话中宣布，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这年年底，毛泽东对关押在秦城监狱的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来信作了批示：应一律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 １９７１年“九一…     

父亲梁蔼然的地下工作经历

我的父亲梁蔼然解放前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是我党派在冯玉祥、鹿钟麟总部的情报小组组长,给党提供过有重要价值的情报,特别是军事战略情报,受到过周恩来、董必武的多次表扬和毛泽东的接见。但我对父亲的经历,过去知道的甚少。“文革”结束后,特别是我离休后,在我的要求下父亲才详细地给我谈了他的过去。父亲在旧中国坐过国民党的牢房,解放后也曾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     

周恩来给党内外人士祝寿

<正>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时间最长、结交面最广、始终处在统战第一线的革命家。他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一面旗帜。接触过他的人经常用“如沐春风”“永世难忘”赞誉他的大德风范和无穷魅力。周恩来多次给党内外人士庆祝寿辰，其中有几次并不在寿星生日当天，却对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提前两年为董必武祝寿在党内，毛泽东等多次提出不为个人祝寿的建议。周恩来也身体力行。1943年，他在自己生日那天写下《我的修养要则》，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强调要严于律己。     

唱进中南海的民间女歌手

“门歌”是安徽传统的民间小调，属民歌、说唱二者兼有的类型。民间女歌手殷光兰自编自唱，竟然将这种传统小调8次唱到全国大舞台，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注。     

父亲笔记涉及的史实

我的父亲黄宛(1918—2010)是心内科医生,1950—1958年在协和医院、1958—1966年在阜外医院、1966年之后在解放军总医院工作。他直接参加过周恩来晚年的治疗工作,并且留下了相关笔记。在父亲的笔记中,第一次出现"总理"是在1967年6月。总理陪同一位来访的总统去上海,     

说不尽的张学良(连载)──赴美采访散记

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张学良将军是我国20世纪最为传奇的英雄人物之一。世人皆知，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是民国初年有名的草莽英雄，靠着马上的本事于乱世之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张学良不仅清楚父亲数度挥兵入关，挑起两次直奉大战，其目的是想问鼎中原，重温所谓的“皇帝梦”，而且他还明白晚年的父亲又把这一“梦想”全部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当年，他曾对机要秘书郭维城先生讲过：在他28岁那年—一也就是在他父亲率部退回关外被炸死的1928年，即将告别世间的张作霖公然要他做“当今的李世民”。他当即坚辞：“我不当李世民！”后来，定居…     

风雨忆同舟——张冲与周恩来的一段往事

“伍豪启事”的炮制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准备放蒋的宴会上,周恩来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的随从人员张冲。当他来到张冲桌前,他停住脚步,做秘密联络工作的共产党人潘汉年连忙给周恩来介绍。周恩来握住张冲的手说:“来,张先生,为我们在今后的谈判中竭诚合作而干杯！” 张冲站起身来,举杯的手略有颤动。可以说,他是在座的国民党方面代表中心情最复杂的一位。这种复杂的情感仍然与周恩来有关。若干年之后,人们才知道,他就是“伍豪启事”     

“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谈王稼祥对红军政治工作的重大贡献

“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这一科学论断,是一九三四年二月,由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二月七日王稼祥在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这个论断之后;朱德、周恩来先后在会上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他们高度概括了政治工作在我军建设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是在各革命根据地反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的决战时刻召开的。王稼祥在会上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阐述     

新加坡“光耀”褪去

11月6日，李光耀之女李玮玲在英国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上透露了父亲患有周围神经病变，并在两年前已有步伐不平稳症状的消息。据她说，父亲一直坚持每日3次在跑步机上练习行走，尽管病症已经影响了他的神经系统，他在受邀参加新加坡国内外访问和参加对话时，始终保持着“顶尖”状态。据新加坡《海峡时报》近日报道，李光耀本人也在参加一次植树活动时对记者说，“我毫不怀疑，这一切不会影响我的精神、意志，也不会影响我的决心。”     

周恩来与外交部“153《新情况》事件“

引子 从１９７２年下半年开始,周恩来领导的批极“左”思潮斗争进入纵深发展阶段,批判实际已超出了原先的范围。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明确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呢。这使得周恩来的种种努力趋于中断。 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１日──在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的 ３天后,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为期１月余的重要会议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３１２人参加。５月２７日,从毛泽东处归来后,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根据毛主席去年巡视南方谈话中着重提到的中共１０次路线斗争问题,要在…     

周恩来、林彪与蒋介石重庆谈判

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由于周恩来的倡导,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过一次马拉松式的谈判。时毛泽东对谈判曾表示“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以求“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在周恩来的劝阻下,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前往重庆参加谈判。这次谈判为抗战胜利后的毛泽东、蒋介石重庆谈判作了铺垫。请看《周恩来、林彪与蒋介石重庆谈判》一文。     

黄炎培贵阳喜结良缘

黄炎培先生曾多次拒绝北洋政府的高官厚禄。解放后他到了北京,也无意做官。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晚会上,毛泽东同志问他;“北洋政府两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黄炎培先生回答说：“我的信念是：看不清真正所在,是绝不盲目服从的。”后来,周恩来同志亲自登门拜访,请他担任人民政府公职,他仍抱衷,不愿为官。周恩来同志求贤心切,一次次登门相请。他见周恩来同志确实以诚相待,又在好友江问渔、杨卫玉等的相劝下,考虑再三,才表示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部之职。比起那些削尖脑袋、钻头觅缝、不择手段地去捞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