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甲午战后北洋大臣在晚清外交中地位的衰落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在京城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处理对外交涉事务。而李鸿章在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也涉足清廷的外交事务,晚清的对外交涉,他几乎都参与其中,其外交地位甚至一度超过了总理衙门。甲午惨败后,李鸿章本人受到极大的攻击,于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后被罢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其继任者无论是王文韶、荣禄还是袁世凯,都无法再现北洋大臣在晚清外交中那种纵横捭阖、一枝独秀的辉煌。北洋大臣在晚清外交中地位衰落了。     

清代前期驻藏大臣权限的变化

清朝前期驻藏大臣权限的变化是随着西藏地方形势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雍正时期,驻藏大臣只是监管藏政。乾隆时期,随着国力不断强盛,驻藏大臣总揽了西藏地方人事、行政、财政、军事、司法、外交等一切重要政事权力,从而使其权限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封面故事

正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陈列馆中的驻藏大臣像,有完整的清代高级官员的官服、朝珠等,年富力强,颇有武将之风,头顶则是有民族特色的藏式雕花柱头,展现出驻藏大臣制度的特点——清帝国驻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臣。背景中无人的庄严宝座,来自故宫太和殿。驻藏大臣由清帝国权力中枢设立,其制度的变化,大臣的任命,宗教、征战、外交,都通过漫长的进藏路与北京的皇宫息息相关。驻藏大臣就     

抗击英军侵略的第一位驻藏大臣文硕

文硕,一位有见识的驻藏大臣,可惜生不逢时,在垂死的清王朝末期成了妥协外交的牺牲品。弱国无外交,此又一例也。     

春秋外交人才的遴选

春秋是当时所了解的中国大地,即“天下”范围内主权国家林立的时代,国际关系之复杂,外交活动之频繁,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 春秋初期,作为国君的诸侯是主要的外交角色,他是一国之主,对外代表国家,几乎所有重大的外交活动,如朝、会、盟等,理所当然地都由他出面主持或参与。这种形式当代称之为“首脑外交”。春秋中后期,外交的实际权柄逐渐转入执政大臣手中,他们代表国君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但是任何由他们签署的国际盟约仍须由国君“莅盟”(补行宣誓),立法程序始告完成。国君和执政大臣的分工并没有改变政权一元化     

蕴含信息 记录历史——记馆藏近代重要历史文献

<正>天津博物馆历来重视历史研究和反映历史史实的文献文物收藏,经过长期的征集和接受社会捐赠,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珍贵近代历史文献。这些文献,涵盖近代以来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法律、外交、地理、灾荒以及社会变迁等方面的内容。其内容之丰富,精品之荟萃,构成了天津博物馆馆藏的一大特色。馆藏近代历史文献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清代中后期;一是北洋时期。清代中后期的文献,作者多为王公贵族、部院大臣、     

试论李鸿章创建淮军及其初步发展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人物,他手中掌握着淮军与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凭着这些政治资本,从一八七○年开始担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先后二十五年,官至大学士,隐操清政府中的军事、政治、外交大权,     

璞科第与白云观高道士

在清季中俄关系史上,璞科第(Д.Д.Покотидов)是一名带有神秘色彩的风云人物。他既是彼得堡著名的“中国通”,又是财政大臣维特伯爵一手栽培的秘密外交能手。从1889年来华作窥探     

1938年1月17日"广田电报"考证

在近年来在有关1937-1938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著述中,有一件日方史料常被引用,这就是以日本外甸大臣广田弘毅的名义于1938年1月27日发往日本驻美大使馆的一份外交电报,该电报为当时美国情报机关所破译.     

晚清“人臣无外交”的异变及其趋向

中国历代王朝奉行"人臣无外交"外事规则,鸦片战争后,由于条约关系的建立,以及传统的夷夏观念等因素,使得这一规则被打破,地方官员办理外交获得合法地位。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又进而体现在制度之中,包括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地方外交行政,形成了"人人都是外交家"的畸形体制,包括南、北洋大臣和省级外交体制,关道和县级衙门均承担程度不等的外交职能;总理衙门的建立,在中央层面打破了"人臣无外交"规则,外务部取而代之,进一步改变了传统的外交体制。清末,朝廷采取措施限制地方外交权,在某种意义上是"人臣无外交"规则的回流。在晚清外交体制的嬗变过程中,"人臣无外交"演化为在列强强权政治挟持下的复杂体制,既蒙受着屈辱,又逐渐趋于统一化、规范化和近代化。这正是其在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下发生异变的趋向。     

皇帝的老师也不大气

清末有一副流行民间的著名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里合肥指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他在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清政府内政、外交、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事务,相当于宰相之职;常熟指翁同稣（江苏常熟人）,官至户部尚书,掌钱谷、民政之事,汉代称司农。     

美国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和新趋向--"面向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面向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的问题涉及中美关系、美国外交、美国法律和公共政策、美国媒体和文化、美国移民和种族等领域。中美关系是这次研讨会的重点议题,文化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和意义尤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美国外交也是与会代表们关注的一个主题,学者们在讨论中注重文化因素和思想意识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深化了对文化与外交的关系及美国外交思想的认识。对美国法律和公共政策、美国媒体和文化、美国移民和种族等领域有关问题的探讨,也反映了学者们在研究视角、方法和观点上的创新。     

试论П.А.斯托雷平和俄国大臣会议改革(1906-1911)

20世纪前20年,俄国社会矛盾重重,封建统治政权受到了严峻挑战。作为俄国最高行政执行机关的大臣会议,此时的活动对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大臣会议主席作为政府首脑,对大臣会议的各项活动发挥着主导作用。从1905年大臣会议体制改革到1917年大臣会议被临时政府取代的近十二年时间里,П.А.斯托雷平成为担任大臣会议主席(1906-1911年)时间最长的政府领导人。主政期间,斯托雷平提出了土地改革、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等多项改革主张,这些改革对当时的俄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斯托雷平和大臣会议的改革内容、改革结果及其影响因素,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国内外要闻

１９０２年１月 １日 花旗银行上海分行开始营业。 ４日《外交报》创刊,旬刊,主编张元济,编辑马裕藻。 ４日 华盛顿：美国成立卡内基学院以促进人类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 ８日 慈禧太后从西安返回北京,开始筹办“新政”。 ８日爱尔兰联盟在都柏林开会。 ９日 巴拉圭：艾梅利欧。艾思利奥总统离任,海克特·卡瓦罗接任。 １０日 京师大学堂正式成立,清政府派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 １０日 清政府命翰林院切实讲求古今政治,中西艺学。 清政府派王文韶充任督办路矿大臣,瞿鸿机充任会办大臣,张翼会同办理;关内外铁路改派袁世…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奕(訢)

奕訢是晚清朝政中一位资深人物。在他当政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的举措,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建议设立一个系统的独立的机构来管理对外事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以说是开了晚清外交近代化风气之先。以奕訢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开明之士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晚清外交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进程,并通过长期客观务实的外交实践和反思,推动了晚清外交和外交体制的近代化演变。本文旨在通过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奕讠斤被受命为钦差全权大臣同西方列强谈判的过程中其外交思想的渐变,探究其在《北京条约》签订前后外交思想渐变的深层原因和种种表现及对晚清外交的影响。     

释“北洋”

"北洋",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习见名词,内涵数变。其源头古意仅是地域名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转成官职概念。北洋大臣的设置是清朝外交从地方到中央的转变,从南到北位移的过渡,在李鸿章之手,天津的屏障外交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到袁世凯的"北洋",含义再变,前此侧重外交和洋务的意味淡去,而更多地具有了军事政治派系的命意,进而成为中国主要统治集团的称谓。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奕

奕是晚清朝政中一位资深人物。在他当政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的举措,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建议设立一个系统的独立的机构来管理对外事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以说是开了晚清外交近代化风气之先。以奕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开明之士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晚清外交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进程,并通过长期客观务实的外交实践和反思,推动了晚清外交和外交体制的近代化演变。本文旨在通过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奕被受命为钦差全权大臣同西方列强谈判的过程中其外交思想的渐变,探究其在《北京条约》签订前后外交思想渐变的深层原因和种种表现及对晚清外交的影响。     

西餐如何走上中国人的餐桌

正《西餐如何走上中国人的餐桌?》鸦片战争之后,因外交和商务需要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官员与买办商人,成为第一批品尝西式菜肴的中国食客。1844年中法签订《中法黄埔条约》前,法国官员与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举行谈判,其间法方便提供了西餐。1886年2月26日晚,大臣刘芝田宴请驻沪西方官员赴宴,"预备西国大菜及刀叉盆碗等件",说明中国官员也开始用西餐招待西方官员和商人了。     

李鸿章的外交笑话

李鸿章,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1858年冬,人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从19世纪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从"联为外援"到"永久大患"——李鸿章对日观演变浅论

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稍后兼任“三口通商大臣”,这一特殊位置使李实际进入权力中枢,使他从“地方官”开始登上国家外交舞台,参与全国性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他履任不久,对日外交就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他首次直接参与、经办全国性外交活动,因此值得重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李鸿章的外交、甚至政治生涯的最大失败是最终败于对日交涉,所以对李参与的中日外交的“开端”,他的“对日观”的演变,尤需详细清理。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李鸿章一直十分推崇,并且他认为日本与中国一样同属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东亚国家,因此起初一段时间他认为可与日本“联为外援”共同抗拒西方列强的侵压。但后来在处理日本侵台的事务中,他的“对日观”渐渐发生变化,最后得出了日本将是中国“永久大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