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的重租政策和隋王朝“富有”的关系

关于隋朝统治者之富,是封建史家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如马端临说:“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①王夫之也说:“隋之富,汉唐之盛,来之逮也。”②在他们之前,长孙无忌、杜佑、苏轼等人及《旧唐书》作者都有过相似的议论。所谓“中外仓库,无不盈积”③和“资储遍于天下”④等说法,不一而足。直到大业中年以后,由于隋炀帝糜费过度,隋国家财政情况才开始逆转。隋朝前期二十多年中统治阶级的富有情况是怎样出现的呢?历来史家有各种不同的解答。比如杜佑认为隋朝之富是隋初搜括户口的结果,⑤马端临则认为     

唐代里正——吐鲁番、敦煌出土文书研究

唐朝建立以后,为了强化封建统治,巩固中央集权,加强了中央及地方各级统治机器。在中央继续实行隋代以来的三省六部制,在地方实行州县两级制。县下有乡里,乡里是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唐朝法令规定:“凡百户为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为一乡,乡置耆老一人”。关于里正的设置和职责,史籍中留下来一些记载,可以了解他们的一般情况。甘肃敦煌和新疆吐鲁番等地出土了很多唐代文书,为研究唐代里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使我们能够具体地看到他们的职能和作用。同时通过与里正有关的文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前期强化封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以及唐朝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在甘肃、新疆等地区推行的情况。     

隋朝兴衰与山西之关系

隋朝短祚而亡,本文拟从隋朝与山西的关系这一全新角度探析隋之兴亡。建立隋朝的杨坚,与山西渊源极深,杨氏的祖先就出自山西。在隋朝建立过程中,杨坚深谙天下安危系于并州,在篡周过程中争取到并州总管李穆归附,对消除敌对势力起了关键作用。隋开国初年,隋文帝推行宗王出镇制度,命亲信皇子出任并州总管,控制这一"天下精兵处"。隋炀帝在位期间曾三次巡游山西,这与其控制山西的方略改变有莫大关系,第三次巡幸遭遇"雁门之变",隋炀帝不得不委派干将镇御山西,其人正是日后推翻隋统治的李渊父子。山西与隋朝兴衰实有深厚渊源。     

“乡”起源于周朝

《周礼·大司徒》中关于五州为乡的记载,是我国乡制的起源。西周时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后以乡党泛指乡里,如《论语.乡党》:     

隋朝兴衰与山西之关系

隋朝短祚而亡,本文拟从隋朝与山西的关系这一全新角度探析隋之兴亡。建立隋朝的杨坚,与山西渊源极深,杨氏的祖先就出自山西。在隋朝建立过程中,杨坚深谙天下安危系于并州,在篡周过程中争取到并州总管李穆归附,对消除敌对势力起了关键作用。隋开国初年,隋文帝推行宗王出镇制度,命亲信皇子出任并州总管,控制这一"天下精兵处"。隋炀帝在位期间曾三次巡游山西,这与其控制山西的方略改变有莫大关系,第三次巡幸遭遇"雁门之变",隋炀帝不得不委派干将镇御山西,其人正是日后推翻隋统治的李渊父子。山西与隋朝兴衰实有深厚渊源。     

再论秦迁陵县的乡里组织及相关问题

里耶秦简所见属于迁陵县的乡名有4个,即都乡、启陵乡、贰春乡和平邑乡,其中平邑乡是都乡短暂使用过的名称。属于迁陵县的里名有16个,即都乡的泉中里、高里和阳里,启陵乡的成里、贞阳里和渚里,贰春乡的南里、舆里和东成里以及属乡不明的少里、安成里、尚里、武安里、平里、阳成里和南阳里。里级组织变化较大,存在改隶、更名、撤销等现象。迁陵县相对稳定的乡里组织是3乡5里,即都乡下辖高里、阳里,启陵乡下辖成里,贰春乡下辖南里和东成里。迁陵县的乡里组织远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情形要复杂,而且对于秦朝而言,这种乡里组织的不稳定现象恐怕不是个例。     

六朝政区增置滥置述论

<正> 东汉末年,地方政区由郡县二级制演变为事实上的州郡县三级制。400年后,隋开皇三年(563)废郡,遂为州县二级制;大业三年(607)改州为郡,于是复为郡县二级制。按隋的改革地方行政制度,曹尔琴先生认为“与东晋南北朝时侨州郡县的设     

隋突关系的恶化及影响——以隋王朝的灭亡为中心

启民可汗统治下的东突厥对隋朝相当恭顺,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利益的冲突,两者关系恶化。东突厥对隋朝的政策发生改变,扶植了大批反隋势力,大量招来隋朝移民。东突厥这一政策变化对隋产生较大影响,也是隋朝灭亡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隋突关系的恶化及影响——以隋王朝的灭亡为中心

启民可汗统治下的东突厥对隋朝相当恭顺,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利益的冲突,两者关系恶化。东突厥对隋朝的政策发生改变,扶植了大批反隋势力,大量招来隋朝移民。东突厥这一政策变化对隋产生较大影响,也是隋朝灭亡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北朝丝绸之路货币概述

所谓北朝,正史包括魏、齐、周、隋四朝。唐朝李延寿《北史》即是合此四史而写的。隋朝制度虽是沿北朝系统而来,但隋朝统一了全国,历史上一般以隋、唐并称,因此,隋朝不宜列入北朝系统中。本文所说的北朝,只指魏、齐、周三朝而言。北朝的经济、文化和对外交通比较发达,特别是北朝的丝绸之路交通和对外往来的发展,形成从两汉以来的第二个高峰时期。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上各国的经济往来和货币交流也颇具特色,对后来的隋、唐朝丝绸之路兴盛影响很大。本文拟从中西交流的大背景下探讨北朝丝路货币问题。一、北朝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丝绸之路交…     

聚落与交通视阈下的秦汉亭制变迁

秦汉文献中的"十里一亭""十亭一乡",是真实存在的制度设计。亭的设置原则一是不能远离聚落,二是不能脱离交通。邮亭主要设置于京师与郡国、郡国与县邑的主要交通沿线,乡亭主要设置于聚落附近和郡国辖域的次级交通道路。乡亭、邮亭的辖区称"亭部",随着亭部人口的增长和耕垦的需要逐渐形成新的聚落,此即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和三国吴简中的"丘"。新的聚落称"丘"而不称"里",说明"丘"是按地域命名的,而非乡里行政组织。丘的形成既有邑居之民外迁的路径,更有移民在国家赋民草田、赋民丘地等安置政策下通过"占垦"而聚居的渠道。随着东汉地方管理体制的变动,亭部开始对辖域内散居的聚或丘行使乡部治权,出现亭部—丘的隶属关系。亭部退出历史舞台后,丘划归所在乡或另设乡统一管理,形成乡—里、乡—丘不同的管理体系。秦汉以来以联户为目的的乡里组织在聚与丘的浪潮下逐渐松动,聚落逐渐演变为地域单位,表明国家对丘的管理已经放弃了以"里"为基础的乡里编制和多重监管的传统。乡里行政编制虽然犹存,但广大乡村行政权力弱化的历程已经开始。     

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与《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一文商榷

乡里制的崩溃与乡都制的确立 ,是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北宋前期 ,乡仍具有一定的职役功能。这种功能直到至和年间才因里正的废止及乡书手的变化而被基本剥离。随着经界法的实施 ,乡逐步成为了一种地域单位。里早在北宋就已遭到巨大的冲击 ,而到南宋中后期 ,在绝大多数地区已经名存实亡。与此同时 ,都逐步成为乡村基层建制的主流 ,并在土地控制 (经界 )和人户控制 (编户 )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隋王朝对边疆辽海的经略

辽河流域直至海滨的广阔地区史称辽海。隋朝对辽海的经略颇费苦心,留下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是隋朝边疆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拙文拟从边疆学角度探讨隋经略辽海地区的历史,并寻索治边经验。     

隋朝的北部防务与长城问题

本文认为,长城在隋朝得到了利用,但是隋朝多沿承前朝旧有的基础,而且是部分地采用,其目的是防御突厥的进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长城的建设只是隋朝处理北方关系的一个手段,隋很重视军队的建设和将领的选拔任用,以综合措施防守北方边地。这是隋朝长城修建的特点。     

清末四川乡职身份良贱之两歧——以团保首人为重点

清代对乡里首人亦即乡职的身份有制度规定。乡职是"役",在良贱之间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导致其易于滑向贱役,染上"贱"的色彩。出于免役、防弊等考虑,政府不令绅士出任乡职。清末,团练、保甲等组织成为总括性的乡里行政枢纽,首人成为职能融混的乡里负责群体。四川推行了提升首人身份待遇的改革,但并未奏效,而是使得乡职群体的身份处于良贱两歧的状态。基于社会政治的身份语境,绅民有明确的身份意识,对乡职处于迎拒之间。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居民组织及其管理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居民组织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居民组织中,"里"和"乡"的地位十分重要.<国语·齐语>所载管仲对国都的规划为"五家为轨,伍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在同书的其他各处,当言及国中居民组织时,往往是"乡里"并称.如<国语·齐语>中就有"与其为善于乡也,不如为善于里"及"发闻于乡里,有则以告"等句.     

吐蕃统治敦煌的社会基层组织

吐蕃占领敦煌（沙州）后，依其本部的军政建制，结合敦煌唐朝旧制，建立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完整的军政机构和相应的社会基层组织。在社会基层组织的设置过程中，吐蕃将其本部军部落建制和民部落建制与唐代的乡里制度相结合，在敦煌地区实施了废乡设部落的政策，基本上以唐朝的乡为单位设置了军部落、民部落和通颊部落3种类型的部落。其部落设置经历了3个阶段，设置了僧尼、道门亲表。行人、丝棉、下、上、中元、撩笼、阿骨萨、悉董萨、悉宁宗、通颊等12个部落。部落之内，吐蕃又将其本部的将、十户制与唐代的乡、里、邻、保制相结合，实行了将、团头下制。从而使该社会基层组织在蕃占敦煌时期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职能。     

福建古代职官任用的历史考察

纵观福建历史，隋以前，福建官吏选拔办法的历史材料有限，且尚未形成特色，故笔者选择从隋朝开始作为本文的起点，加以论述。     

宋代乡村“管”制再释

学界此前立足于"废乡分管"、即乡与管此废彼设的对立关系的基点之上,来理解北宋开宝七年的诏令,因此对宋初以来乡村"管"制是否实际推行存在着较大分歧。但是北宋多种地方总志所记述的乡制在各地普遍、长期存在的史实,揭示了即如在相州这样"管"制推行的典型地区,其与乡之间仍然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系。主要根据各地普遍设置作为"管"的负责人户长等等的史实,大致可以肯定,存世的开宝七年(974)诏令的文本,可能的确有脱文。随着开宝七年诏令的推行,北宋国家的乡村管理体系总体上已从前代的乡里制演进为乡管制。只是由于后来随着乡都制的推行,以致在主要以南宋文献为主的存世历史资料中,乡管制的历史痕迹大多被覆盖了。     

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一般认为 :北朝时期 ,乡村因实行三长制而不存在乡里编制。其实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 ,北朝乡村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约自北魏太和年间开始直到北朝末 ,除北齐时京畿地区不设乡里之外 ,均设有乡里编制。不同于前代的是 ,北朝的乡里具有划定的地域 ,这可能与实行均田制有关。乡里编制虽然普遍存在 ,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 ;相反 ,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 ,并依托“村”组织活动 ,官方的乡里设置在村落受到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