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五帝时代"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是文明时代从何时开始？什么时候出现统一的国家？夏代以前的社会怎么称号？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很复杂,一时难以统一。从大量的文献记载和新的考古发现看,已经为我们探索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大批资料,我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时代应该从黄帝开始,这个时代应该叫“五帝时代”。 “五帝时代” 是中国古史中的一时代,《史记》、《竹书纪年》、《世本》、《大戴礼》中的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帝王世纪》中的五帝是：少昊、颛…     

技艺·学理:"史无定法"与专门史的融合研究

“史无定法”作为史学研究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影响巨大。学界一般认为,“史无定法”是吴承明先生的观点,事实上在其他学者笔下,或许已多有提及,如余英时在1991年写就的《怎样读中国书》中就曾经说“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14页。所以吴承明在集中论述“史无定法”的重要文章《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缕述了这一观点的发轫:“1984年,我在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中国经济史国际讨论会上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同一问题可用不同方法论证者,不妨并用,若结论相同,益增信心,若不同,可存疑”。这是吴先生提出“史无定法”的源头。在他1992年正式提出“史无定法”时,也曾经表明:“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我赞成此说”,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并没有把这一提法归在自己名下。在缕述学术史时,这是需要首先明了的。     

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的兼体造型和意蕴

良渚文化玉器常见的“神人兽面” (图一 ) ,异解很多 ,可以参看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的介绍。俞伟超曾推测这是女神彰露着獠牙阴户 ,但未见论文刊布。笔者独自发表了类似见解 1,车广锦接着也公布了酝酿已久的相同看法 2 ;但都不为学术界所重视。一些综述文章用惊讶乃至轻蔑的语气提到这种离经叛道的假设。然而它毕竟可在讨论中聊备一说。兹为论证如下。图一　完整的“神人”和兼体的“神人”(浙江余杭反山墓地出土 ,M12∶ 98,良渚文化 )岳洪彬、苗霞的论文大胆采用了笔者“兼体造型”的说法 ,却在根本上推翻了其理论假定。他们认为 ,“神…     

彭清云"击毙"了常冈宽治吗?

《百年潮》2011年第2期刊登的《协助白求恩锯臂救彭清云将军》一文中,白求恩同志给彭清云将军截肢的惊险场面和将自己的鲜血输给彭清云将军的感人故事,深深吸引和打动着读者,很有教育意义。我与彭清云将军有过一段交往。他在总参通信部任政治委员时,我在他领导下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他调任总参政治部主任时,我在总参政治部文化部任副部长,工作关系非常融洽。我与该文作者李朝选同志,30年前在组建中央军委直属队体工队时曾共事5年。对于他文章中提及的彭清云将军“击毙”常冈宽治一说,我认为不准确,应该是“击中”。     

西汉抽象玉握豚

汉代是中国琢玉史上丧葬玉品种较多的时期,玉握豚(亦称玉握猪)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曾风光一时,对后代玉器亦有一定的影响。1996年,我在撰写《汉代玉猪与后代仿品》一文时,当时以为已把汉代玉握豚“一网打尽”了。当拙文于1996年8月在《收藏家》18期上发表的时候,承徐州博物馆馆长李银德先生惠许,我在该馆库房观摩玉器,突然发现我的小文“挂一漏万”,原来我文中关于玉握豚文的资料,仅收了具象玉握豚,漏了抽象玉握豚这一“半壁江山”:江苏徐州地区出土的汉代抽象玉     

关于“玉器时代”说的溯源

“玉器时代”不是一个考古学的概念,90年代以来的反复讨论,使这个问题的缘起和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作者认为不应将《越绝书》所载的古代传说,与考古学分期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同等对待。     

"玉石分化"说辨正--兼论玉器的起源问题

本文首先对“玉石分化”这一论点进行了辨析,从原料、制作技术等方面揭示玉器产生的根源。认为玉器起源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之初,地点最有可能在以中国东北地区为核心的东北亚。     

也谈"请客吃饭"

《文史天地》2003年第7期发表的刘学洙同志的《请客吃饭的谈天艺术》,我认为是一篇极好的闲聊的文章,聊出了一     

水中灵动——古代玉器与玉鱼研究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玉器是不可回避的话题,鱼成为我国玉器纹饰中的常客,是中国玉器纹饰题材中重要的成员。所谓玉鱼,即以玉雕琢成鱼,它是古人手中一种珍玩、更是一种高档佩饰。文章通过对中国古代制玉的方法追溯,整理出土玉器形状、用途的演变,重点研究鱼形玉器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鱼形玉器从制作的低潮期向大量传世的发展进程,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劳动人民巧妙地运用谐音手法,赋予了鱼形玉器“富贵有余”“金玉满堂”等多种吉祥寓意。因为鱼的繁殖力极强,所以自古以来鱼就表达了人们对多子多孙、人丁兴旺的祈求,也映射出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求与向往。     

关于"详今略古"和"详今明古"

本刊2003年第6期发表了《续修志书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文章作者对“详今明古”的提法表示异议。本文是对该文这一观点的争鸣。本文作者认为根据浙江省的修志实际成果,“详今明古”不仅没有违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暂行规定》的要求,还指导修成了不少优秀的志书,并没有带来如《探讨》所说的负面结果。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