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民主改革运动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以新中国初期的开封为个案

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场大规模的城市基层社会改造运动,街道民主改革运动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基础性要素的形成起着直接的催生作用。开封在这场运动中,通过政权形式的重新设置与基层干部的重新选择,促使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生成;通过思想动员、走群众路线等工作方式的运用,促使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基本工作方式的确立;通过加强政府与民众的联系以及民众自身的团结,促使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关系的改进;通过肃清封建残余势力,促使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环境的改善。随着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关系、治理环境等基础性要素逐渐形成,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开始摆脱“前解放”状态而逐步走上现代治理之路。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街道体制改革及其取向——基于政治社会学三个向度的审视

当前,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主要依赖于街道—居委会体制,但是在实际运转中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存在许多深层次矛盾。在困境与矛盾的"倒逼"下,街道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本文从街道办事处的管理体制入手,对其行动逻辑及目前改革实践探索及理论研究从集权与分权、国家与社会及政府与市场的国家治理体系三条主线与三个向度进行审视,意欲提出今后街道体制改革的一种价值与路径取向。     

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实践的“八个坚持”

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其治理能力最为直观的体现。在国家治理理念、治理原则和治理方略的引领下,青海省委省政府以及基层各级党委政府积极作为,因地制宜,探索"枫桥经验"本土化路径,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书写社会治理的"青海故事"。本文根据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实践,梳理了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八个坚持"的基本经验。     

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特殊性研究

与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相比,社会治理更加强调主体的多元性,政府是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中起着主导作用,社会组织作为联系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桥梁,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在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中,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较弱、社会组织力量弱小并且发展缓慢、宗教人士及寺院在青海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十分特殊的角色。推进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着重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并坚持依法治理和"因俗而治"相结合的路子。     

以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析

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如何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新时代党建和社会治理需要共同探索的课题。面对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必须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力,强化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抓实区域党建,促进共驻共建共享共治常态化;创新居民小区治理模式,激活城市党建推动基层服务管理的"神经末梢";深化拓展党建网格化管理,促进社会治理精细化。     

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的实践与路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社会治理重在基层",要求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解、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本文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结合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运行模式进行归纳提炼,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提供一定的现实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逻辑进路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其中既有经济、社会的变革,也有国家政治体制的变革,尤其是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由改革前的管制型政府向今天的服务型政府转变。而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转变的过程。本文在研究有关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对这个时期以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进程作了初步的梳理,揭示了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由经济职能的调整开始破题,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在不断完善政府经济职能的基础上,经历了社会管理职能、公共服务职能和民主建设职能不断凸显的逻辑进程。     

刍议维护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提高基层政府领导力

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动态稳定,是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领导力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西部民族地区当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矛盾凸显,基层政府领导力也受到严峻挑战,尤其是信任基础薄弱、公共政策失衡、危机意识不强、基层组织弱化等问题严重影响民族地区基层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民族地区基层政府领导力在社会转型时期逐步演变成为一种综合力,特别是在品质力、决策力、执行力、协调力、回应力等方面有着特殊诉求。提升基层政府领导力是当前维护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是构建维护社会稳定的信任保障、机制保障、人才保障和行为保障的重要举措。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与变迁

<正>1949年以来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改革与建设改变了自秦汉以来国家行政权力达至郡县的制度结构。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造了旧的保甲制度,建立了新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1954年12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城市街道办     

论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行政区划建设

为实现县“自治”,建立“三民主义”国家,南京国民政府对传统县行政区划进行了初步整理,形成了比较适宜的国家基层行政区域。行政区划体制是国家行政体系的主要内容。行政区划是指一定时期的政府为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将全国领土划分为若干层次的行政区域单位,并建立相     

明清时期洪泽湖水排泄与下河地区的基层水利

明清时期下河地区的基层水利系统的运作大体可分为明代前中期、明中后期、清代康乾时期、嘉庆直至清末四个阶段,相继表现为运行良好、严重毁坏、国家与地方共同重建、地方主导维护的历史过程。总体上,明代基层水利的维护由地方政府主导,清代康乾时期国家的控制较强,嘉庆以降地方政府与社会在基层水利系统的管理中又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道光后期运河干堤的修筑开始出现地方主导的端倪,咸丰十年运河管理机构正式裁撤,运河干堤的维护由省级政府主导,具体的维护事宜则由州县政府与绅董负责,运河干堤的维护正式地方化。洪泽湖水的排泄、国家黄运治理的方略与成效、国家的基层水利政策取向以及地方政府与社会的应对方式,是影响基层水利系统形态与运作的四个核心要素。     

秦汉宗族政策与基层社会治理--兼论商鞅变法离散宗族的历史内涵北大核心CSSCI

宗族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合一、国家与社会合一,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点,宗族关系与国家权力在基层行政运行中的辩证属性,是基层社会秩序变迁的重要因素,其功能发挥因时而异,取决于多种因素。梳理分析这一问题,是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控制、治理理念、治理模式的重要方面。秦汉是中国统一王朝建立和大发展时期,是历代统一王朝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模式的奠基时期,宗族力量与国家力量经历了分与合、合与分的历史过程,直接影响着基层社会秩序与统一国家建立.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实践关照与诉求表达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基层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受到理念思维滞后、支撑要素缺位和模式创新乏力等限囿性要素的影响,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尤为突出,并集中表征为治理理念、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等基本向度。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关照主要体现在群众需求的多元化、现实问题的复杂化和社会风险的随机化三个方面。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构建的诉求表达是实现一体化的组织体系、协同化的制度体系、融合化的技术体系、互动性的动力体系和共生性的目标体系。     

协商民主视域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探析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关系着国家治理全局。新形势下,基层社会治理中面临许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转变治理理念。那就是需要寻找一种解决问题的中国之道,即协商民主,去实现内生性的政党与社会的互动,从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农村基层政府治理变革的外部困境

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客观上要求基层政府要进行与之相适应的各方面的治理变革。农村基层政府治理环境的剧烈变迁,使其治理变革陷入困境之中。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双重规制、社会转型、政治化的转型这三个方面。     

“宽永大饥馑”与江户幕府的应对及其影响

在17世纪三四十年代持续性气候异常、自然灾害和牛瘟的影响下,1641—1643年日本爆发了史称“宽永大饥馑”的全国性饥荒。执政的江户幕府在饥荒初期应对迟缓、处置失策,致使饥荒形势迅速蔓延并难以缓解。幕府缺乏治理经验,将军几度病重导致政治改革时断时续、“岛原之乱”等社会动荡频发、东亚海域局势紧张,加之禁绝基督教政策等政治危机的反复冲击,以及此前民生议题在幕府治理范畴之外、扩大基层治理权限的改革尚未落实等治理体系阻碍,限制了幕藩各级机构的饥荒救济能力。在饥荒持续恶化甚至波及武士阶层之后,江户幕府终于主动调整对策,通过借粮、救济、劝返流民等方式扶助小农阶层,进而增设民政相关机构、颁行相关治理法令,在缓解饥荒、应对民生问题的同时,实现了基层治理主体与治理机制的调整,推动了幕藩制国家治理的改变。     

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 1 0年 ,中国共产党对上海基层社会的治理卓有成效 ,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 ,与这个历史性的变化伴随始终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基层社会的政治运动。而 2 0世纪 5 0年代前半期波及上海每一条街道、里弄、每一个家庭的政治动员 ,则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家对都市社会的统合提供了最初的范本。与家族聚居的村落不同 ,上海里弄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静止的空间 ,生活在其中的大量人口处在迁移之中 ,且居民间社会关系模糊 ,因此中共对上海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安排是 :单位为主 ,里弄为辅 ;单位先行 ,里弄后续。但非单位人群政治面目…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的社会组织发展图景——基于青海涉藏州县的调查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应充分动员体制外的资源和力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增进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满足社会需求。本文基于青海涉藏州县的实地调查,从完善制度体系、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三个方面深入探讨如何实现社会组织规范社会资本的承续与构建,网络社会资本的共生与整合以及信任社会资本的转换与延展,从而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探索地方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可行路径。     

明代县域治理的实践与困境——以袁黄《宝坻政书》为中心

县是中国古代最基层的行政单位,直到现在,它仍然是中国重要的基层行政组织。具体到明代,州县对上承接朝廷、省、府,对下连接乡里、保甲等基层社会,是中央布政于地方的重要环节,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县域治理的好坏甚至决定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否。深入分析《宝坻政书》这部明代县域治理的重要文献,阐释袁黄在宝坻的治理实践,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明代县域治理的认识,而且能够为现代的县域治理提供借鉴。     

浅析建国初期游民的救助和改造——以合肥市为考察对象

游民,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直困扰着旧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的无业游民游荡在全国的各大城市,既影响了新中国的城市形象,又威胁到社会治安乃至政权稳定。因此,为了稳定新生政权,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对城市游民问题进行治理。本文以建国初期合肥市游民的收容与改造为例,通过分析合肥市对城市游民问题,采取的多种救助政策和措施,力图从一个侧面反映新政权给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