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冷战”:大陆赴港“流亡者”与20世纪50年代美国反共宣传

冷战初期美国浩大的反中共意识形态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香港在东亚传媒中的中心地位和大陆赴港"流亡者"这个超大规模移民群体达成的,其中典型的代表即中文反共小说。20世纪50年代,美国驻香港总领馆下属新闻处动员和策划大陆赴港流亡知识分子创作了大量反共文学作品,主题主要是华人青年丧失革命信仰、"流亡者"逃离大陆投奔"自由世界"两类。美方策划的反共文学不仅有反共的宣传作用,还反映了美国的反共意识形态和宗教观念,投射了其自身基于历史与宗教的身份意识。由于相关小说具有"反共意识形态拟人化"的特点,因而对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华人具有一定的宣传效果。     

“争夺心灵和思想”——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华心理宣传战初探

20世纪50—60年代,为争夺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阵地,美国对新中国实施了以冷战宣传为主要形式的心理战。美国对华冷战宣传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广播渗透、播撒传单、涉藏反华宣传、针对中国研制和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开展心理"反宣传"计划。50年代的心理宣传计划,带有明显的战时色彩,特别是朝鲜战争期间,其心理宣传攻势直接服务于战争需要。60年代,美国对华冷战宣传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冷战宣传手段的多样性和受众的广泛性。美国对华开展的大量负面冷战宣传势必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塑造了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这种冷战宣传触及了东西方对抗的本质——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冲突。通过对华心理宣传,美国试图借助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意识形态,旨在达到促使中国国家体制发生变更的基本目标。     

冷战语境下的新“华夷之辨”——美国对华宣传与两岸政权形象的塑造

1950年代,为配合冷战战略,美国宣传部门制定了以"华夷之辨"为核心的对华宣传政策。通过各种宣传媒介,美国把台湾国民党政权塑造为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代表,同时大肆宣传新中国是文化"异端",指责其破坏中国文化。其目的是以此来动员东南亚华侨华人对国民党政权的认同和效忠,使华侨产生对于新中国的厌恶感和疏离感。这种宣传也是为了在世界舆论中为国民党政权赢得支持、诋毁新中国。美国宣传的实质是把民族身份认同问题整合进冷战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之争建构为文化身份的差异。     

美国对苏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及其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作用

美国特殊利益集团对全球霸权主义的追求、根深蒂固的反共主义,以及为维护世界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决定了美国对苏联意识形态进攻的必然性。在苏联存在的几十年间,美国从未放弃消灭或西化苏联的图谋。在苏联基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情况下,这种图谋难以实现。但是,当苏联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并在西方和美国意识形态进攻面前逐步西化,就潜伏了巨大危险。一旦苏联领导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以美国等西方国家宣扬的所谓"全人类价值观"作为指导时,苏联的解体和西化也就变得不可避免。     

“冷战纸弹”:美国宣传机构在香港主办中文书刊研究

1950年代,美国政府以香港美国新闻处为主要机构、依托香港在大中华区传媒中心的位置,针对东南亚华人展开了浩大的宣传运动。由于宣传的主要对象是受过教育、有知识的人群,文字出版物《今日世界》杂志和"书籍项目"策划出版的图书成为美国宣传部门在香港主办的最重要媒介。这一快一慢两种媒介渐成"合流"之势,逐渐演变为快慢结合、"寓教于乐"的"冷战纸弹":一份思想性强的时政杂志和一批阅读起来轻松有趣的反共小说。用比较的视野观察,美方对华侨宣传针对受过教育的精英人群、依靠文字出版物的策略,区别于其对西欧盟友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宣传中主要针对大众和依靠视听媒介的做法,这在更大意义上、饶有意味地反映了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宣传手段和策略上的独特性。     

“自由”话语与冷战初期美国国内政治动员——以欧洲复兴计划为中心

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严峻形势,杜鲁门政府酝酿出台欧洲复兴计划。为了动员美国民众支持这一计划,杜鲁门政府构筑了一套以"自由"为核心的政治话语体系。他们从"自由"着眼,制造国家安全威胁,并将苏联视为"他者",与社会团体共同塑造了美国作为"自由捍卫者"的国际形象。借助宣传欧洲复兴计划这一有利时机,美国将强烈的道德因素注入追求国家利益的对外援助政策中。这不仅赢得了美国民众对欧洲复兴计划的认同和支持,而且为美国政府全面介入国际事务提供了"合法性"理由和意识形态上的支持。     

论加强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教育观教育的几点思考

在现代政治、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大学生的价值观呈现复杂多变的特点：即价值取向的主体性与模糊性并存、价值观念的复杂性、多变性与可塑性并存、价值追求的务实性与庸俗化、功利化并存。因此,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以核心价值观加强对多元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的正确引导,保证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正确方向,要充分利用丰富校园文化载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观的理论宣传,让核心价值观成为大学生的自觉追求,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中隐性宣传的路径探析

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环境发生深刻变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作了"看不见的宣传"的精彩论述,从本质上说是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隐藏在文化活动中,使隐性宣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隐性宣传具有宣传内容的潜隐性、宣传过程的渗透性、宣传方法的具象性、宣传场域的开放性和宣传效果的渐显性等特性。鉴于对当前隐性宣传的重要性认知不足、方法创新性不够、资源供给度不高、情境感染力不强等问题,今后要从强化认识、创新方法、整合资源、营造情境、加强监管等方面入手,不断提升隐性宣传质量和水平,使隐性宣传成为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手段。     

美国军团与二十世纪初的“百分之百美国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40年快速工业化发展的美国面临一系列危机,包括种族和族裔矛盾的激化、劳资冲突加剧、"非美"思想的大量涌入以及传统公民美德的沦丧等;与此同时,"美国主义"的思想内涵在危机背景下也发生了扩充与转化。1919年成立的美国军团利用强大的组织资源、庞大的成员人数、退伍军人的政治身份,以及广泛的政商界关系,通过举办和参与一系列公民活动,大肆推崇以盎格鲁—撒克逊价值观为核心的"百分之百美国主义",并力图使这一思想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为全体美国人所接受,以应对整个社会面临的精神危机。美国军团在20世纪20年代发起和参与的一系列活动,包括打击"非美"活动和思想、推动改造新移民的"美国化"运动,以及监管年轻一代美国公民的道德教育等,不仅整合和改造了旧的"美国主义"思想,也帮助建构了此后贯穿20世纪并延续至今的保守性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媒介融合背景下主持人传播主流价值观的有效方式

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传播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和整个社会道德观念的基本趋向,节目主持人是广播电视媒体沟通受众的桥梁,是最直接的主流价值观传播者,其在直接传播主流价值观的过程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未来潮流”之争:中美意识形态对抗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东南亚政策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决策层一直在评估和分析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力,思考中国给美国的亚洲政策带来何种挑战。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决策层开始重视中国的"未来潮流"话语,不仅将其看作意识形态宣传,而且担心中国创造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会对亚洲国家产生吸引力。"未来潮流"之争事实上隐含着美国对中国传统影响力和现代示范能力的担忧,美国决策层将其与美国的威信和信誉,乃至美国在亚洲的地位联系起来,最终强化了越战升级政策。从"未来潮流"之争的视角来解读,这一时期美国东南亚政策的缘起和结果评价应当有所修正。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局限和思维定式,左右了当时也影响着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     

宋庆龄与“一碗饭运动”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保盟设中央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宋庆龄任主席,保盟向海外华侨和各国知名人士宣传抗日,争取海内外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筹集经费、药品、医疗器材,援助中国抗日军民,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保盟在香港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宋庆龄和保盟1941年在香港发起的"一碗饭运动",曾轰动全港。"一碗饭运动"原是美国医药援华会为购买药物和设备支援中国抗日战     

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与引领力提升研究

随着信息网络化时代的出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面临着新的困境和挑战,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多元化思潮的入侵和网民大众对社会主义认同感的缺失等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网络空间要不断应对新时代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与正确舆论引导相结合、坚持"学思并举"与"知行合一"相结合、坚持网络空间环境优化与意识形态队伍建设相结合,才能不断提升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好莱坞电影·历史记忆·历史重构——以《阿甘正传》为个案的考察

《阿甘正传》是一部以战后美国历史为题材的影片,它运用对比和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和各种高科技手段,通过植入新的历史背景、重新包装以及有意或无意识的删减和遗忘,将对战后历史尤其是1960年代激进社会运动的表现、遗忘和重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表现了阿甘个人的成功经历和美国传统家庭观念、道德观念的重要性;放大了反主流文化运动、民权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的邪恶形象;过滤或删除了1960年代初美国青年反叛运动中纯真的政治理想主义和青年人谋求在体制内进行进步主义改革的尝试。影片在重建过去历史和传统价值观中,在特定时代的国家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作用下,被纳入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语境中。     

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证明

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社会意识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越来越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由于意识形态影响着文化的发展,这样也就意味着我国的文化发展有了更长久的目标,因此,信仰做为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有了新的内容,新的角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信仰之间通过文化建立起了内在的联系。     

新自由主义冲击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推崇的全球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新自由主义极力主张全盘私有化、全球自由化、鼓吹"普世价值",提倡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颠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理论支撑,最终目的不过是瓦解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搞思想领域的"和平演变",在无声较量中给予迅速崛起的中国以致命一击。因此,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成为党在新时期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为了有效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必须毫不动摇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毫不动摇的坚持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毫不动摇的坚持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毫不动摇的发挥国家宏观规划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作用,毫不动摇的坚持集体主义为导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的动因、特征与效应

正近年来,内地对香港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大,主要动因有:内地综合经济实力持续增强,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内地与香港具有紧密的地理、人文与历史联系;内地与香港形成一体化的经贸合作关系;服务香港社会、稳定香港经济;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优势,服务内地的生产制造业;利用香港"自由港"和低税率的优势,以香港作为中介开展国际化经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灵魂,是特定思想体系的旨归和目标,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为依据的;同时,价值观又是有用性的尺度和判断,是人们行为的准则,社会主义价值观代表着超越资本主义的道德原则。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上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华人华侨在中国国家软权力建构中的角色研究

"软权力"的出现是"权力"从国家领域向社会领域流散的结果,侨民和移民作为软权力资源,形成了原籍国和现籍国在非国家领域的"非零和"权力博弈。华人华侨是中国国家软权力建构的基本资源,族群特征、民族习性、文化传统、文明特性是"软权力"建构的基本常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是"软权力"建构的重要变量。中国国家软权力的建构是基于"中国价值观"的探索与实践,华人华侨的社会实践在孕育中国价值观、建构中国软权力中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要重新审视华人华侨与中国的关系,改变对华人华侨"血统主义"的传统认知,并在制度设计上赢得华人社团等社会性力量的支持。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从价值哲学的视域分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价值之本,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有序发展的思想条件。马克思主义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性质和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为核心、最根本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社会转型必然引起人们价值观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体现转型期价值观变化的基本特点,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社会的内在精神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必须要大多数人形成共识,深入人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的主心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