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艺术随笔（二）——闲话印派

篆刻艺术延至明清,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印人如林,光灿耀目,名家辈出,各显奇能,不同的篆刻艺术流派争奇斗艳,形成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正像明末篆论家朱简《印经》所描述的“由兹名流竞起,各植藩园,玄黄交战,而雌黄甲乙,未可遽为定论。”“自三桥而下,无不人人斯、籀,字字秦、汉,猗欤盛哉!”出现了自秦、汉高潮后篆刻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学习篆刻艺术,必须对印家和印派有所了解,     

篆刻艺术随笔——闲话印史

要知道篆刻艺术,得先了解印章的历史源流,篆刻从印章发展到形成独立的篆刻艺术门类,有一段漫长的演变过程。     

篆刻艺术随笔（三）——闲语闲章

专门从事篆刻与书画的艺术家,一般都有不少印章,或自刻或他刻.明清篆刻艺术大力发展,异军突起,形成独立的艺术门派,特别与书画的结合,从形式到内容都起了很大变化,更奠定了篆刻在艺术上的地位,闲章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看似平常实奇堀（上）

若说浙派篆刻的艺术特点,用“看似平常实奇崛”这一诗句(王安石句)来概括是十分恰当的。由于“平常”,易于使更多的人接受;“奇崛”能够引人入胜,所以浙派学众,历史久。它能把“平常”与“奇崛”这一对矛盾统一起来,融沿于“似”与“实”的巧妙之中,这种辩证的统一,更耐人寻味。本就“刀”、“笔”、“款”三个方面来论述它的特点。     

篆刻艺术的演变历史与现代创新

篆刻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图案艺术的构成形式法则在篆刻的方寸空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它是由古代实用玺印演变而来,并由古代印章镌刻技术发展创新而来的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对篆刻艺术的普及和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中国篆刻艺术

中国篆刻是以石材为主要材料,以刻刀为工具,以汉字为表象的,并由中国古代的印章制作技艺发展而来的一门独特的镌刻艺术,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它既强调中国书法的笔法、结构,也突出镌刻中自由、酣畅的艺术表达,于方寸间施展技艺、抒发情感,深受中国文人及普通民众的喜爱。现代的篆刻家在继续开创篆刻流派艺术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借鉴民族的优秀艺术传统,突破秦、汉玺印和明、清流派篆刻的规范,勇于革新,不断探索,揭开了现代篆刻艺术新的一页。     

涵蕴富厚 博雅宏通——叶一苇先生的篆刻艺术及其它

叶一苇先生是当今老一辈篆刻家中有数的重镇,他诗词书印俱擅长,且理论与创作并举。耄耋之年,神气清健,宝刀不老,佳作叠出。笔者有幸为先生同乡,曾亲聆教诲,受益非浅。     

方寸之地 变化万千——浅述印章的历史和篆刻艺术

印章,是我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亮点。它历史悠久,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作为权力的象征和社会交往的凭证,已开始使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时期的古代印章,是我国篆刻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经过千年沉寂,到明清,又崛起灿烂的流派印章艺术,涌现出不少不同风格的篆刻家。20世纪50年代后,篆刻艺术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装点着时代文明的春天。     

书法轶事 兄弟情牵——谈霍文才及其书法篆刻艺术

霍文才,1977生于山东夏津。200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书法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师从秦永龙、倪文东诸先生;同年追随吕品先生研习书法篆刻。2009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书法院,获艺术硕士学位,导师叶培贵教授。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京师印社副社长。     

试论篆刻奥赜寓言的抽象之美

当代篆刻处在一个整体上日趋式微的境地,一方面,过去四十年篆刻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与突破明显比书法要更加突出,但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集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此后篆刻队伍的人数虽然不断增加,然创作上并没有出现更大的进步,取得相应的进展,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1))另一方面,当代文化发展处在一个多元语境之中,各种艺术思潮泛滥,篆刻艺术的发展迫切地需求篆刻作者们必须做出选择。     

大朝国师印考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珍藏的“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是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国宝级文物。但是,它长期被误读,并认为是复制品而遭到冷落。实际上“大朝”是忽必烈正式建国号“大元”之前的蒙古汗国国号,国师是当时最高僧官,具有“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的职权。此印是蒙哥大汗赐予那摩国师的封印。本文揭示了该印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对于元史、蒙古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谈明清墨模图纹与雕刻工艺

故宫收藏了数万件明清制墨,本文以此为基础,通过古墨上的纹样了解、归纳墨模雕刻工艺。主要从装饰图纹、雕刻刀法的变化上论述不同时期墨模雕刻工艺的时代特征与风格,展示由明向清发展的演变脉络。     

The Lower Palaeolithic on the northern plateau of the Iberian Peninsula (Sierra de Atapuerca,Ambrona and La Maya I): a techn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utting edge and weight of artefacts. Developing an hypothetical model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eight and cutting edge of lithic artefacts from the main Lower Palaeolithic sites on the northern plateau (Meseta) of the Iberian Peninsula. The weight and cutting edge of a tool determine its cutting ability and the amount of force it is capable of, making them extremely important aspects of study to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tential capacity for human intervention in the environment. However, the analysis of these features has not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ongoing debate on the Palaeolithic era in Europe.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technological analysis of these two aspects is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in determining the potential of lithic assembl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