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袭社会的另一种形态——对六朝士族社会的一个初步观察

按照以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文化名望这三种主要社会资源的分配作为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尤其是权力分配的标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还是应被称之为世袭社会,即一种和从西周到春秋的世袭社会既属于同一个类型,但又有许多区别的世袭社会。而从这一历史时期之前和之后的社会历史看,此前的秦汉社会并非世袭社会,而是已经走向了选举社会;从唐以后的历史看,更是形成了一个稳定的选举社会。这样就有了一种在两个选举社会之间夹持一个世袭社会的情况,出现了一种回潮或曲折,似乎不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但事实就是如此。     

浅析九品中正制

中国历史上选官制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大阶段:世官制、察举制、科举制。选官制度作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在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更是突显了它的这一作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统治阶级内部划分权力。本文试以三国两晋南北朝作为一个分析研究的横断面,浅析一下九品正制的历史成因、运作机制、影响,试探讨九品中正制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制度产物曾经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作用。     

历史观与意识形态:世界历史叙事中的现代化理论

作为世界历史叙事的一种范式,现代化理论不仅体现了一种历史观,也展示了其意识形态的特质。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包括：解释功能、压制宣传功能、整合和激发功能以及合法化功能,这些功能使世界历史叙事充斥着偏见与“公允”、“真理”与权力、压制与整合等悖论。这种悖论在历史观层面,则凸显为现代化的“历史观”和历史观的“现代化”二者之间的张力。只有克服二者之间的张力,才能超越现代化的“历史观”的局限,才能使历史观的“现代化”成为一种世界历史叙事的实践理念。     

从“起朱楼”到“楼塌了”——国民党的大陆岁月

从1894年孙中山创办兴中会起,到1949年国民党仓惶逃离大陆,国民党在大陆度过了五十五个春秋。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中,它从一个仅二十余人的秘密小团体成为一举推翻清王朝的巨大政治力量、经过种种曲折终成统一全国、拥有最强大武装的执政党;但在权力达到顶峰时,它却轰然坍塌、黯然离去。回首这一段历史沧桑,不禁使人想起《桃花扇》中的名句：“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历史兴衰每每令人慨然兴叹,但感叹之后的深思,恐更有意义。     

浅析武则天时期门阀士族地位下降的原因——从武则天采取的几项措施来谈

门阀士族自东汉形成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拥有着特殊优越的地位。作为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它活跃于一定的历史时期,但到隋唐时期,门阀制度已逐步走向衰微。而在武则天掌权的前后一段时期,由于君相权力之争,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需要以及士族自身的不足等原因,使得门阀制度经历了一次致命的震荡,士族地位直线下降,加速了门阀制度及士族的消亡。     

“权力过分集中”思想探析

关于“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邓小平作过一系列重要论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思想。权力过分集中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而权力过分集中于领导者个人表现得尤为突出,致使我国政治生活中长期抹上了不应有的人治色彩。权力过分集中是由各种复杂的历史因素造成的,沿用过去的传统办法已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权力不宜过分集中”这一论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深造的理论内容,其核心思想就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依法执政,建立社会主义法治体制。一、权力过分…     

刍议“权力剥削”

直面和批判“权力剥削”,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 否认和容忍“权力剥削”,是一种背叛,也是一种罪过。——题记我国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铲除了人剥削人的根源,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星移斗转,沧海桑田,现在又滋生了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即“权力寻租”,也就是“权力剥削”。那么,究竟什么是“权力剥削”?“权     

汤因比的史学理论及其影响(下)

这就是汤因比所“发现”的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认为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逃不出这一套“规律”,亦即都要经过上述的四个阶段。 汤因比用他的“四阶段论”作为公式,牵强附会地到处乱套。例如,他硬用这个公式来解释中国历史,说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是经过混乱时期建立起大一统的帝国;魏、晋是“间歇时期”;大乘佛教的传播是建立起大一统的教会;而旧时所说的“五胡乱华”便是“蛮族”大迁徙。这乍听起来似乎也有点道理,但隋、唐和隋、唐以下的历史又如何用“四阶段论”来解释呢?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一直连续向前发展的,从来没有中     

文化、权力与世界历史—兼评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本文以埃里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为切入点,探讨了世界历史研究中的文化、权力等问题。文章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首先批评了将文化理解为固定的、单一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观念,指出只有将文化视为开放和互动的系统,才能真正认识世界历史中复杂的联系。同时,文章也分析了世界历史编纂中"欧洲中心主义"背后所体现的知识与权力的纠结,以及欧洲是怎样运用它在知识上的这一权力去书写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的。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世界历史研究应注意地区性历史与全球性历史的结合,既要看到全球性力量所带来的巨变,也要关注各种地区性力量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唯如此,才能理解世界历史中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联系,而不会将之看成是"欧洲中心"的力量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过程。     

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

河东柳氏是南朝渡江甚晚 ,但却最终跻身一流士族的地方豪族。柳元景凭借显赫战功进入刘宋中央政权是这一家族发迹的基础 ,柳世隆在南齐实现由武入文的转化是其进入高级士族行列的必备条件 ,而柳世隆子侄辈在萧梁的婚宦则是其与王谢等高门甲族并驾齐驱的具体体现。与南朝一般士族不同的是 ,河东柳氏在完成这一转化后 ,依然保持了勇武善战的特长 ,并将这种特长与南朝高门士族独有的高贵文化素质融为一体。这一典型特征使其既不同于因擅长武功受到高门士族压抑排挤的地方豪族 ,也不同于因连续遭受战乱摧折而趋向灭亡的甲族高门 ,因此 ,河东柳氏是南朝历史上较为独特的一种士族类型。这可能是其在南朝灭亡后 ,依然能够发展成为关中首望的重要原因     

考古学与“没有历史的民族”之关系

美洲土著人、土耳其人、尼日利亚人有什么共同之处?答案是这些民族璀璨文明的结晶——最精美的文物已遭到劫掠并被出售给开价最高的西方人。“谁拥有过去”,是一个感情问题,保护“过去”与现今的政治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尼日利亚人必须去英国博物馆才能看到精致的贝宁青铜器,而英国人却发动大规模的集资运动以防止自己受人尊敬的文化遗产落人非西方买主的手中,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这两个国家文化财富与政治权力的关系。随着考古学家在寻找人类过去的研究中对那些鲜为人知的有关政治和思想领域的事件日益关注,他们发现,解释及保存历史文化的方式的在不断变化。由于“没有历史的民族”正在努力恢复自己历史的本来面目,所以21世纪考古学的特点取决于目前在这一学科中层开的激烈论战的结果。 按照爱里克·沃尔夫在共有影响的著作《欧洲及无历史的民族》一书中的观点,“没有历史的民族”系指他们的历史被其他民族作为自己的历史而否定了的民族。随着西方文明在征服地、殖民地和商业方     

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关于11世纪80年代理学历史与思想的考察

11世纪七八十年代 ,北宋逐渐形成一个介于国家 (皇权 )与民众(个人 )之间的士绅阶层 ,他们以思想与国家分庭抗礼 ,以文化权力抵消着政治权力 ,试图使文化重心与政治中心取得平衡。而这种文化权力为了与政治权力对抗 ,逐渐建构了一种超越一切甚至是皇权之上的“理” ,作为批评政治的理论根据。他们用重新叙述和解释过的“道统”说、“性情”说以及新的经典 ,建构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路 ,这就是后来理学兴起的基本背景。由于在位官僚与赋闲官僚的趋向不同 ,现实策略与文化理想的思路矛盾 ,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统”与“道统”、“师”与“吏”、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和对立。     

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史及权力史观述评

迈克尔·曼是第三代历史社会学家中的杰出代表。他的社会权力史别出心裁、匠心独具 ,理论上讲是马克思·韦伯“社会理想型”研究方法的延续。曼的社会权力史涵括整个人类史 ,其解释力强、角度新颖、理论性强。但是 ,其权力史仍是欧洲中心主义的 ,并且在其中 ,作为历史组成部分的个人消失了。     

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以两《唐书》用词为中心

本文从两《唐书》中“士大夫”一词的使用及其意义入手,认为“士大夫”一词在唐初多指门阀士族,后来主要指称“熟诗书、明礼律”的官员。士大夫在唐代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固定特色的阶级。社会对他们还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和要求。社会舆论的主要担当者是“士君子”。到宋代,“士大夫”不再指门阀士族,甚而成了士族的对立面。宋代的“士大夫”具备了唐代“士君子”所具有的操守和左右舆论的能力,成为一个成熟的有自己固定特质的阶级。     

前殖民时期缅甸女性在双重社会体系中的身份与地位

缅甸女性的社会身份问题是东南亚女性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曼荼罗体系还是佛教体系下,早期缅甸社会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都有明显的张力。这种张力容忍了两种对立态度的同时存在：一方面,这两种体系都能有效地压制女性在这两类体系中的社会地位及权力,使她们无法成为缅甸社会中的主流群体;但另一方面,这两种体系都给予了女性群体一定的空间和自由,让她们能够部分参与社会实践与宗教活动。显然,这两种对立态度在进行着紧张与松弛之间的调和,并成为边缘群体身份构建的准则,由此构成缅甸女性边缘流动的身份特性。     

家学传承与唐宋时期士族的更新

本文以士族的家学特徵为切入点，具体考察了科举制度下文学、经学、史学和技艺作为家学的传承情况，借助社会分层和流动理论重新审视了士庶融合的历史过程。试图说明，科举制度下仕途走得最顺的不是文学“才子”，而是有经学家传的士族子弟；士族阶层在唐宋时期不完全是衰落，而是分化，一一有的衰落了，更多的人则凭藉世代相传的家学优势和优秀的遗传素质、通过科举制度继续走着仕途，并且与庶族阶层中的精英相融合，形成了新的士大夫阶层。     

“保民官”误译初探

翻阅近年来国内出版的部分有关古罗马历史的书籍或文章,就“保民官”一职,人们往往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古罗马历史上曾经有三种“保民官”,即保民官（或平民保民官）、军事保民官以及具有执政官权力的军事保民官。上述三种“保民官”自然给人这样的印象：在古罗马,不光平民有自己的“保民官”,士兵也有,而且士兵的“保民官”都具有了执政官的权力。[第一段]     

论美国十九世纪逃奴问题

在美国历史上,奴隶起义为数甚少,而逃奴现象却大量存在。这是美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特点。逃亡,作为被压迫人民的一种反抗手段,通常并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然而,在美国历史上逃亡却成为黑人奴隶反抗奴役的极为重要的手段。千百万机智勇敢的逃亡奴隶,以传奇般的经历和活动,谱写了争取自由的瑰丽篇章。早在一百多年前,废奴派史学家托马斯·希金森就曾经预言:“美国历史中的浪漫色彩,后代必将在逃亡奴隶的生涯中寻到。”其实,寻求“浪漫色彩”尚在其次,更主要的是应对逃亡奴隶在美国反奴隶制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 美国学者往…     

现代性与社会政策改革——1890-1933年间德国社会政策探析

1890-1933年间德国社会政策的演进,正是以"制度化"与"民主化"为目标的现代性在"国家/社会"这一权力结构中的又一展演.这一发展实现了现代国家在统治模式上的"理性化",从而成为德国现代化的一次尝试.然而"现代性的病态"却注定了这种尝试以失败告终.德国社会政策改革的这一历史将成为学界反思现代性的又一途径.     

从施米特“权杖的前厅”看预防权力滥用

德国政治学家卡尔·施米特认为,“权杖的前厅”是权力的剩余价值的衍生物,这是一种非常渠道的政治参与,它具有依赖性和斗争性的根本特性以及多样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前厅”的存在与人的本能以及掌权者的心理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弊端与危害表明这是一个必须割除的政治毒瘤。阻止“前厅”对政治的干预必须阻止权力的滥用,这就需要建立健全长效的教育机制以及监督和制约权力运行的自律机制和他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