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王”到“天可汗”所诠释的胡汉互化

五胡十六国及西魏北周均有"天王"的称号。天王称号从周代就有,为周天子称号,因此天王之号的出现表明了胡族君主名号汉化的过程。而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的胡族君主称号其实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天可汗称号被唐王朝统治者改装成"天皇",继而出现皇帝尊号,这从中原王朝的政治体系内找不到逻辑,而是汉族胡化的结果。衔接这两个时段的就是胡汉互化最为明显的西魏北周时期。     

古埃及教谕文献中的君臣关系研究

古埃及是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君主们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无论是上层社会还是下层民众都视君主为神明降世,而在很多流传下来的文献中也记载了这一现象,特别是在古代埃及书吏学校中的"教科书"——教谕文献中,更是将这一关系表现的淋漓尽致。     

西欧主权国家萌芽的前奏: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北大核心CSSCI

13-14世纪,西欧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主要指两类君主,第一类是世俗君主或教皇的封建附庸,他们的政治实力强大到足以拒绝领主超越于封建契约的干预或胁迫,第二类是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没有封建关系且能拒绝皇帝干预本国事务的君主。"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是自己土地上的最高权威,他们能够排除外部势力的干预,以更独立自由的姿态进行政治活动。"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的出现,既表明了强权政治的原则开始主导西欧的政治格局,也预示着未来西欧主权国家的诞生。     

“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中的史实问题

中国在唐宋之际由贵族政治转向君主独裁,这是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的重要内容。细察该说,发现其诸多基本陈述与史实不符,六朝隋唐时期"名族"、"世家"虽有优越地位,但政权并非皆为贵族掌管;"弑逆废立"在不同历史时段的频发或少见不足以构成君主地位变迁的证据;唐代政治并非是君主与贵族的协议体,明代君主权力也并非毫无制约;该说关于宰相、地方官、宦官的对比也因其误判史实而不能成立。同时,该文论述逻辑并不严谨,存在概念界定不清、诸多基本判断缺乏史实依据、以结论为前提等问题。     

西欧主权国家萌芽的前奏: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

13-14世纪,西欧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主要指两类君主,第一类是世俗君主或教皇的封建附庸,他们的政治实力强大到足以拒绝领主超越于封建契约的干预或胁迫,第二类是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没有封建关系且能拒绝皇帝干预本国事务的君主。"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是自己土地上的最高权威,他们能够排除外部势力的干预,以更独立自由的姿态进行政治活动。"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的出现,既表明了强权政治的原则开始主导西欧的政治格局,也预示着未来西欧主权国家的诞生。     

近三十年来君主论研究的状况与发展空间

<正>一、问题的提出君主论或者说帝王论,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将君主论单独提出,作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重要问题加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对历史上的"皇帝现象"有进一步认识,二是可以丰富古代历史理论的内涵。较早对这个问题予以重视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瞿林东。在1988年《史学情报》的一篇访谈录中,他在论及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君主论》时指出:"中国封建社会这么长,历代君主这么多,明君、昏君都不少,可是我们史学界就没有写出一本《君主论》……这可能是     

先秦法家的术治思想与马基雅维利的术治思想之比较研究

先秦法家与马基雅维利基于人性恶的基础上,提出君主在紧握权力的前提下,必须具备高明的统治术和驭臣术,否则君主将不成其为君主.先秦法家诸子在向君主积极奉献治术的同时,也为君主设计出许多令人谈之色变的诡诈手段.马基雅维利为实现国家统一,向洛伦佐二世献上了他多年来苦心思索的研究成果.他极力倡导君王为达目的,可以采取一切必要之手段.从此,政治无道德论这顶"桂冠"扣在了马基雅维利头上.其实只要我们看看先秦法家诸子,尤其是韩非所设计的阴谋诡计,似乎也无多少道德可言.     

下月去处

奇幻盛会 时间：10月中旬 地点：美国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岛 在霓虹炫丽的杜瓦尔大街上,每年有超过10万人身着怪异的服饰和各种彩绘齐聚于此,这一数量是当地人口的3倍。身穿镶嵌钻石的羽毛服饰的狂欢者们摇摆着身体,有的则穿着时髦的高跟鞋脚踩滑轮板,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获得1万美金的服装大奖。其他稀奇古怪的赛事包括宠物奇服旅行,而皇家假面君主加冕舞会则会掀起全岛狂欢的最高潮。     

试论福特斯鸠的"有限君权"学说

作为中古后期英王国著名的思想家和王国大臣,福特斯鸠的"有限君权"学说充满了矛盾的意涵。一方面,他反对专制的"惟有王家的统治",提倡"政治的和君主的统治",主张法律和议会对君主的限制。另一方面,他却主张君主在经济上开源节流,以巩固君权统治的物质基础;在政治上重组"国王的会议"辅政,以制约议会的立法权。他的学说的主旨其实并不在于限制君主,而在于消除内战的动荡状态,重建君主制的稳定统治秩序。他仍然是一个正统的中世纪思想家。     

从“领地国家”到“税收国家”:中世纪晚期法国君主征税权的确立

中世纪晚期是法国从"领地国家"向"税收国家"过渡的时期,三种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一转变:政治哲学家和法学家为君主征税权提供了理论支持,封建习惯法则为国王向臣民征移提供了实践空间,十四五世纪法国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最终促使三级会议向国王让渡了征税权。15世纪30年代后,申世纪法国的"协议税"为"强制税"所取代。前者需经三级会议同意才能征收,后者则建立在君主权威的基础上。伴随着中世纪晚期税权观念的转变以及政府结构和管理体制的革新,法国君主征税权的确立实质上改变了中世纪法国的社会基础和权力运作方式。     

从渤海国的君主名号看其文化认同

渤海国是唐代东北地方民族政权,自其政权建立就不断"宪象"中原,最终确立了君主称谓、年号、谥号、尊号为主要内容的君主名号体系。渤海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君主名号体系是唐代名号体系的缩影,反映了其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接受。     

图说世情

正现如今,人们表达自己不满的方式越来越直接,有的聚众抗议,有的直接"动武"——鞋子、鸡蛋、西红柿常常被当作"武器"。被这些"武器"击中,虽不致命,但场面会很尴尬。非洲·纳米比亚非洲的部落女王Meekulu Mwadinohmo是非洲纳米比亚国最后一位部落君主,经该部落长者的选举,Meekulu自2005年起继承王位,居住在守备     

“文摘”也是舶来词

正"文摘"一词最早是出现在拉丁文中,其原意为"抽取",当时的僧侣们在抄写经文时通常在每一页写上该页的内容摘要或批注,成为较有系统、但不脱离原文献的文字内容。这种文字记录方法,拉丁文曰"抽取",译成中文为"文摘"。后来,"文摘"一词被欧洲各国引进并使用。在中世纪时,欧洲许多君主要求大臣呈送报告时,须在卷首附上内容摘要,这是文摘的宫廷化时期。     

“陛下”专指皇帝吗

正大家都知道,"陛下"一词是臣子对君主的称呼,自秦以后只用来称呼皇帝一人。其实,"陛下"中的"陛"即指由台榭下段通向台顶的台阶。"陛"有时是土筑,有时是木构,有时还有花哨的形式,如"飞陛"。又因为古代只有王或者诸侯有资格建造台榭作为自己的居所,久而久之,"陛"就特指君主宫殿的台阶。那么,为什么"陛下"一词由一个建筑构件,变成了一种尊称呢?因为在古代,这条通     

试论塞瑟尔的"新君主制"学说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法国的宫廷大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克劳德·得·塞瑟尔根据现实社会的变动,提出了系统的"新君主制"学说.在肯定君主制的价值时,他鼓吹"王权神授",但却着重于从人性的角度来强调君主制的优越性.在对"明君政治"的憧憬中,他界定了一些君主应当遵循的政治行为规范,特别强调君主实施仁政,建立各等级之间的"和谐"秩序,并提出了等级变动的合理性.同时,塞瑟尔主张君主让各等级代表参政议政,建立"君主咨政会议制".他还提出"有限君权"的主张,力图以教会、"正义"与国家法令来遏止君主的暴政.此外,他还要求君主灵活地进行外交,积极进行殖民扩张.塞氏的政治学说充满着"过渡时期"社会所赋予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但受时代变迁的感召与人文主义的熏陶,他突破传统的藩篱,提出了适应民族国家发展与新兴资产阶级成长之需要的"新君主制"学说.他的政治理想,反映了西方政治思想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历史趋势.     

禁区捕狗人

在日本大熊町,动物救援工作者浅沼圭（戴棒球帽者）和星礼雄支起烧烤炉,用随风飘散的烤肉香气把狗群引来,以便他们捕捉。这里距福岛第一核电站不到5公里,事故发生后辐射水平骤升,人们举家逃离,宠物纷纷被遗忘在这里。但许多人在离去后十分想念自己的宠物伴侣,当他们得知这批人（其中包括摄影师戴维·古滕费尔德）打算进入禁区寻找动物。纷纷把自己原来的住址告诉救援人员,希望他们帮助自己找到遗失的宠物。     

探秘清东陵 “后龙”风水禁地

<正>这是一片被尘封了两百余年的"后龙"风水禁地,这是一片距离北京城区仅1.5小时车程的绝色风光,这里遍地涌泉,草木丛生,古树参天,野兽成群,这里便是"京东绿色宝库"——河北兴隆。为皇家陵寝选择修建之地是历代君主为巩固皇权、延续统治的重要事宜。1661年,经过多方探寻,清代顺治皇帝在遵化选定了一块风水宝地。自此,清东陵开始修建。2000年,以清东陵为代表的明清皇家陵寝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     

“用非其有”：战国后期君道论的整合与歧出

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后期,诸子对君道的探讨表现出由"道"转"术"的趋势。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中主张的君道"用非其有",为此种趋势的存在提供了鲜明例证。《吕氏春秋》对君道"用非其有"的阐说,既明显接受了《管子》、《韩非子》式的道法家言,又表现出儒家思想的强烈影响,与之前的《墨子》及后来的《淮南子》中的一些说法也有明显的相通之处。《吕氏春秋》所说的君道"用非其有",其核心是驭臣之术,强调君主应任臣之能而非自任其能,这正是战国后期诸子君道论对君主的共同要求。在战国后期,随着新的中央集权制度及官僚行政体制的形成,君主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驾驭臣下,此时诸子君道论的关注重点转为"君术",实是此种现实政治的回应。     

明代赐尚方剑制度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围绕着君主或权威这根主轴运动，一切制度建立和修订，总是以在位君主和权威的统治利益和运用方便为取舍标准，尽量体现和扩大君主与权威的权势。这种高度集权于上的制度，显然不能应付复杂而不断变化的社会。尤其是，当社会发生变乱时，更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在特殊情况下授予一些地方官吏及军事将领一定范围的专断乃至专杀的权力，就显得十分必要。“赐尚方剑”制度是明王朝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措置，被赐予尚方剑，意味着拥有者具有专杀、专断及便宜行事的权力。虽然君主不愿意将这种权力授出，但迫于形势需要，又不得不放权，是一种无奈之举。该制度既反映出君主心理的矛盾，又关系到实行时复杂的政局，是颇有特色的制度。     

“天王”到“天可汗”所诠释的胡汉互化

五胡十六国及西魏北周均有＂天王＂的称号。天王称号从周代就有,为周天子称号,因此天王之号的出现表明了胡族君主名号汉化的过程。而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的胡族君主称号其实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天可汗称号被唐王朝统治者改装成＂天皇＂,继而出现皇帝尊号,这从中原王朝的政治体系内找不到逻辑,而是汉族胡化的结果。衔接这两个时段的就是胡汉互化最为明显的西魏北周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