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明李东阳自书《种竹诗卷》

一、概述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天顺八年进士,官至谨身殿大学士。正德七年致仕,正德十一年七月率,这年他整七十岁。李东阳的诗文、书篆,在明代文学史和艺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种竹诗卷》,纸本净洁,旧装精雅。高一尺一寸余,长四大余。诗凡十四首,行、楷、草、篆,各体具备。诗前铃有"长沙"二字长方印,诗后有"宾之"、"七十二峰深处"二朱文印。诗的标题是:《种竹》、《种竹为墙所覆感而有作》、《谢人乞竹栽次韵》、《雨中种竹次韵》、《漫兴》、《怀竹》、《春兴》、《步日》、《春日感怀回文》、《独坐》、《从孙汤饼后与     

刘瑾乱政时期的李东阳

李东阳,字宾之,湖广茶陵人,弘治时期官至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正德时任内阁首辅,是弘、正两朝元老重臣。孝宗死后,留下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一批致力于弘治中兴的正直权臣;但即位时不满十六岁的明武宗,一味荒淫,不理朝政,朝中大权落到了刘瑾手中,搅得朝野上下乌烟瘴气。于是东阳等阁臣为首的官僚士大夫集团与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发生了激烈冲突。皇帝的政治倾向决定了这场较量的胜负,官僚士大夫集团遭到沉重打击。刘瑾操纵武宗罢免刘健、谢迁,而东阳独留。“刘健、谢迁临行时,”东阳祖饯泣下,健正邑     

王阳明和贵阳城市精神

<正>一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正德四年(1509年)于贵阳文明书院"始论知行合一",开启了其"知行合一"学说发展的第一阶段。他在龙场彻悟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的本然之知是内在于人心的,要使人的本然之知升华为自为之知,只需向内用力而不须向外求得。从知(本然之知)到行(致的功夫)再到知(自觉之知),构成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最初框架和结构。王阳明正德七年(1512年)年底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与徐爱结伴,     

李东阳《自书诗卷》

李东阳(1447～1516年)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明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历仕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四朝,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太监刘瑾为虐,东阳多有保全。《明史》本传说他"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工诗、文,为文典雅流丽,《明史》本传说"朝廷大著作(按如《宪宗实录》、《大明会典》、《历代通鉴纂要》及《孝忠实录》等)多出其手"。以台阁大臣主持诗坛,为茶陵诗派领袖。卒谥文正,著有《怀麓堂全集》、《怀麓堂诗话》和《燕对录》等。湖南省博物馆藏李东阳《自书诗卷》,宁波绢,纵36.4、横743.5厘米。书于正德八年(1513年)。书《钱塘江潮歌》、《西湖春晓图》、《清明日西庄作》、《城西省墓归     

谢铎与《桃溪集》

谢铎是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年间一位有成就的文学家,"茶陵诗派"的重要成员.在"台阁体"诗风笼罩文坛的时候,谢铎提出了明道、纪事、重情、复古的文学主张,并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的诗歌,为当时诗风的转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与谢铎同时或稍后的李东阳、陈音、王廷相、顾璘等人,都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与毛泽东“咬文嚼字”的高景成

高景成,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国家汉字编码标准主要起草人,有中国古文字的"活字典"之誉。尽管在业界被称为"活字典",可是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中收录的900多人的名录中却没有他     

仇英《桃源仙境图》轴

仇英是明代"吴门四家"之一,正德、嘉靖间人。生卒年不详,根据画史和作品题跋,他在正德十五年(1520年)前后已活跃于画坛,活了四十多岁。董其昌曾说"仇英短命",文嘉在仇英《玉楼春色图》题诗中也提到"盛年遂凋落",可见仇英的寿命的确不长。有关仇英的生平事迹,画史记载也很简略,仅知他是江苏太仓人,后移居吴郡。字实父,号十洲。初为漆工,喜爱绘画,曾师事周臣,后以画"知名于世",遂成为卖画     

地方的近世史:“郡县空虚”时代的礼下庶人与乡里社会

针对大一统下形成的"郡县空虚",从南宋开始,士人开启了以"礼下庶人"的方式构建下层民间社会的持续努力。这一持续千年的尝试,寓正德于厚生,侧重的是"地方",强调的是"民间",提示了从"非国家"视角观察历史的必要和可能。州县的范围,既是人人生活的基本空间(实体的和想象的),也是士绅、职役、家族和地方官互动的场域。"国家"与"民间"、体制与乡俗调和(negotiating)于其间,代表国家者常不行使其功能,而行使国家功能者常不代表国家。在或隐或现的"国家"身影下,逐步形成一种"藉士大夫之势以立国"的取向。在乡之士不仅要化民成俗,还要凝聚社会。"道"与乡土的衔接,使"地方"具有更多自足的意义,减轻了上层政治变动的影响。     

“君宪负明公”？——民国四年的“洪宪”闹剧

正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算是一个悲剧人物。历史学家陈志让认为:"如果他在1911年结束其政治生涯,也许我们对他的评价还不至于那么苛刻。然而,就史实而言,他既不能作为一个政治家、也不能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而受到我们的尊敬。"     

《与同年诸翰林论文书》作者辨误

黄宗羲编选《明文海》、《明文授读》时,误将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徐显卿所作的《与同年诸翰林论文书》一文置于成化至正德时期的徐祯卿名下,后来许多研究者便据此认为徐祯卿的诗文理论"充满悖论",并试图为他这种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悖论"强行解释,这是不可能成立的。     

被误解千年的战略间谍苏秦

苏秦(?~公元前284年),字季子,东周洛阳人,受封"武安君",战国时著名的战略间谍。苏秦出身普通,后来因"游说诸侯以显名",并在战国末年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民间,关于他的传说也非常多。其中的一些,甚至成了司马迁撰写《苏秦列传》的素材。受制于六国史料的严重不足,司马迁面对众多说法不一的材料时,并不能很好地进行分辨,这便使得苏秦及其历史,一直混沌不清。苏秦曾用功学习纵横家的学说,却郁郁不得志",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苏秦也曾试图以"义兵"统一天下的理论前去游说秦王     

学者徐苹芳的古代城市探索

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领域,学者徐苹芳,是连普通公众都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位老人的睿智儒雅和博学多识,尤其是正直坦诚、敢怒敢言,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浓重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都源于他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挚爱,源于他对这份遗产的深刻理解与把握。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共和”政体包容“五族”——辛亥革命前后变更与民族关系建构

清末,王朝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国家转型之路,在此过程中王朝国体转向"共和",王朝臣民则有了"五族"之分,相当一段时间,似乎清王朝政权将以裂解为其前途,而种族民族观念的传播似乎也加剧了这一趋势,王朝中国与"共和"中国对接进程中,"共和"政体包容了"五族",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革命派建立汉民族国家的历史偏差,为平等民族关系的建构开辟了历史道路。     

略论《虞夏书》中的“五典”

"五典"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极其深远,后来的儒家将"五典"改造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道德原则,使之成为中国君臣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上下一致坚守的准则,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本文着重阐释了"五典"的原始义和后起义以及其在舜时期的体现状况,并深刻阐述了其发展演变的原因。使舜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在历史的长河中发扬光大,给我们借鉴。     

书讯

正回到土地(当代批评)俞孔坚著,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3月出版,定价:48元。中国正处于重建乡村和城市景观的重要历史时期,面对着因能源短缺与生态环境恶化而带来的生存危机,全球化和社会文化转型中的民族身份危机和与之伴随的草根信仰危机,俞孔坚分别从城市、田园和遗产三个层面论述他的景观理想"回到土地",并提出了引起热议的"反规划"理论,提倡"白话的城市与白话的景观",强调"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并对所谓"新农村"建设保持警惕,认为有可能破坏农村     

问道武当之寻访仙人

他是武当山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身份是一名道士,但时人称之"活神仙"。他也是一代武学宗师,传说练就不死之身,活了四百多岁。这是一个不老的传说。故事的主人公叫"全一",又名"君宝",外号"邋遢",但更多的人称他为"张三丰"。     

中国古代的朝贡外交

商周以降,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为世界之中心,周边各地都是蛮夷未开之地。"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便将中原王朝与周边各地的关系限定为自下而上的朝贡关系。朝和贡的历史久远,班固《汉书》中有"修奉朝贡,各以其职",而在一些文献中有帝舜时期西王母来朝的记载,也有一些少数民族朝贡商周王朝的记载。"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     

由“体认”“自觉”而“升华”:傅衣凌治史对唯物史观的践行

傅衣凌先生自1933年发表论文起,一生中走过了55载的治史旅程,其间经历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历史时期。早期因为接受过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思想尚显出些许纷杂,但时代大潮之激荡与具有进步倾向的师友之影响驱使傅衣凌先生愈加明晰地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通过"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相战",在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化,中国社会新旧因素的并存,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社会矛盾、农民战争与佃农抗租斗争,历史人物评价,中国商业史以及海洋贸易史等多个方面的研究中,坚持"论从史出""实事求是"的治史路径,坚持书斋文献与实地社会调查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坚持做坦诚纯真的历史研究,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由"体认"而"自觉"的根本性转变。改革开放后,傅先生在将其研究系统化、理论化、体系化方面不懈努力,对唯物史观的践行又有了进一步的升华,其所形成的"乡族论""弹性论""多元结构论"等均具有中国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     

“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有悖于世界遗产精神

"北京中轴线"项目于2013年入录UNESCO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其实质性的遗产内容,实为物质形态的明清北京城南北中心带历史建筑群,而名称却为非物质形态的明清北京紫禁城中轴线及其南北延伸线,混淆了项目的物质与非物质之文化遗产性质,名实不符。以包含紫禁城与天坛两项世界遗产地的方式再另项申遗,是对紫禁城中轴线遗产价值的否定。该项目申遗的论据有三:梁思成先生赞誉的明清北京"南北中轴线"、中国古代都城营建的"中轴线"方法、朱熹的冀都"天地中间"论。但"南北中轴线"的物质遗产内容与"北京中轴线"项目大相径庭;都城营建的"中轴线"方法,未见载于中国典籍(包括《周礼·考工记》);而"天地中间"论,纯属牵强附会之论。明清北京城(1553-1911)是一座城郭不"中规矩"、道路不"中准绳"的都城。实际量测的"北京中轴线",其位置未居明清北京城东西之中、与子午线不平行且交叉成夹角、建筑红线宽度各段不一、非直线而呈三折线。该项目的历史年代划界不清、历史发展脉络阐述不全,回避了历史发展过程中所遭受过的负面影响事件。总之,"北京中轴线"项目有悖于世界遗产精神的可信性、均衡性、真实性与完整性。为了维护中国作为世界遗产大国的国际形象,建议将其从UNESCO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中撤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