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里制度研究及展望

中国乡里制度研究及展望赵秀玲就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而言,研究者多把重心放在县以上政治制度的探讨上,对乡里制度少有关注。其原因有四：一是在大多数朝代乡里不是一级行政政权,它是作为县以下行政权力的一种补充而存在的;二是乡里制度缺乏县以上制度规范性、完整性...     

明代乡里调解制度研究

明代基层的里甲制度是明代乡里调解制度的载体,明代将里老人和里甲法定为了民事纠纷及一些轻微刑事纠纷乡里调解主体,且此类纠纷必须由里甲、老人理剖,不可越诉。本文依据民初《教民榜文》以及明代契约文献,对明代乡里调解进行梳理,加以研究,希望窥得史实一斑。     

隋朝乡里制度浅探

隋朝的乡里制度,从隋初京畿之内的族、间、保三级制和京畿之外的党、里二级制双轨并行,到开皇九年（589）不分京畿内外统一编制的乡、里二级制,都体现了隋王朝根据时局变化调整国家政策的实用立场。终隋一代,乡里制度在基层组织普遍存在,即使在隋朝初期法令没有见到乡级组织,从出土的隋代墓志铭文可以证实隋初的乡是存在的。     

试论唐代敦煌的乡里

试论唐代敦煌的乡里王永曾唐代的乡里是封建统治机构的基层单位,是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联系的枢纽。可惜,各种历史典籍对唐代乡里职能的记载失之过简,今人的有关论著也很少见。１９８９年陈国灿先生发表了《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论述了西汉至五代乡里制度的由来...     

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

乡里政权是汉王朝派出的最基层行政机构,乡官里吏尽管职卑禄薄或根本无禄,但职轻责重,构成汉王朝最基本的政权基础。汉代豪民在类型上可大致划分为工商豪民和乡里豪民。汉武帝官营工商以后,乡里豪民成为豪民阶层的主体,并逐渐有效地控制了乡里政权,成为汉政权维系地方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同时,豪民又渔肉乡里,破坏封建秩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统一国家的对立物。     

汉代的民间宴饮与乡里社会

在中国古代,宴饮活动承载着一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功能,对国家权力的建构和社会秩序的维系,起到某种微妙的作用。汉代民间的宴饮活动可以分为政治性、宗教性和生活性三种类型,对建构乡里社会的秩序结构、满足百姓的精神需求和人情需要、促进基层社会关系和家族内部关系的协调,具有重要的作用。民间宴饮成为透视乡里社会形态和特征的一个特别视窗。     

试析唐代的乡里村学

唐代的乡里村学存在于全国各地,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类乡里村学虽因国家明令而设置,实际上却属于特殊意义上的私学,带有官助民办的性质。作为基层教育的形式之一,唐代的乡里村学担负着教化和启蒙教育两方面的主要职责。正是由于包括乡里村学在内的各类私学的广泛发展,才使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下移成为可能,并与官学一起共同促进唐代文化的发展和社会风尚的变迁。     

近代中国的领券制度

银行业的领券制度,是近代中国货币发行史上一项独特的制度。笔者由于工作的关系,曾对领券制度产生的源流做了初步的梳理。然而,现存关于领券制度的资料比较缺乏,在这方面的研究有待深入。本文仅是提供一些基本情况,并谈点自己肤浅的看法。     

论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

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源于更早时代的图经,而其中的地名解释、乡里风物等内容则是承袭了地记的传统。唐代图经记载“乡里”尚不普遍,且内容限于乡数,可能还有乡名。北宋方志记载“乡里”的情况已较普遍,其中祥符《州县图经》“统一体例”的编纂原则确立了“乡里”类目在方志中的地位,不过此时尚未以专门的类目统御之。南宋时,方志中的“乡里”部分进一步发展,表现在记录“乡里”方志的数量大增,“乡里”部分大多有了专门的类目,“乡里”内容大大丰富。“乡里”类目的存在,除了资政以及满足官员基层治理的需求外,还具有教化功能。宋元方志中“乡里”类目的所属关系及编排方式之所以表现出层级差异大、统辖关系模糊等杂乱无章的特点,原因可归结为：方志资料的多元来源、方志编纂的时空差异性、编修者的变化、宋代基层管理体系的“在地化”特色和宋代基层管理体系与方志书写之间存在落差等因素。     

近代中国的领券制度

银钱业的领券制度．是近代中国货币发行史上一项独特的制度。笔由于工作的关系．曾对领券制度产生的源流做了初步的梳理。然而,现存关于领券制度的资料比较缺乏．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本仅是提供一些基本情况．并谈点自己肤浅的看法。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权属的再思考——以土地交易过程中的“乡规”、“乡例”为中心

本文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交易过程中存在的"乡规"、"乡例",探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权属,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土地所有权属的多重性,以及反映中国社会历史实情的土地所有权属的认证与土地所有权属转移的确定.     

明代县以下区划的层级结构及其功能

明代县以下层级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这种差异在南方江南地区和北方黄河流域尤为明显,究其原因在于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的不同。一般来说,南方地区多采用乡一都一图三级制,北方则多为乡——社(里)二级制。就不同的层级而言,乡、都、图又有不同的行政和社会功能。     

“正当的历史观”:论李济的考古学研究与民族主义

张光直曾指出,李济的考古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坚持使用第一手科学取得的经验材料、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以可定量的有形的东西为基础、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出发对考古资料作解释、不把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视野局限于中     

“上相邦鑈”新考

针对曹锦炎先生的《“上相邦鑈”考》和李学勤先生的《“腍”字与真山楚官玺》两文,对苏州真山D1号战国墓出土的“上相邦鑈”印的来源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曹锦炎先生对“上相邦鑈”的释读是可信的,但其来源是春申君在公元前241年担任攻秦五国联军的具体负责人时的权力信物,“上相邦”即“总相邦”之意。     

关于汉代“亭”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汉代的亭可分为边疆亭与内郡亭两大类,内郡亭又可分为都市之亭与乡野之亭。亭有多种职能,但其基本职能是治安。根据分布地域的不同,亭的职能有所偏重。《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主要是针对乡野之亭做出的概述。前者强调亭舍间的距离,在社会实际中基本得到了体现;后者强调一乡之内亭部的分布密度,它往往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从统属关系看,亭长属于县的官吏编制,同时接受郡都尉的管辖。     

蔡襄《行书自书诗》卷后“匡山凷翁”题跋小考

故宫博物院藏《行书自书诗》卷是蔡襄行书代表作,卷后有历代题跋多则,其中款署为"匡山凷翁"的一跋,前人向对作者未有详论。本文通过此卷前后题跋以及相关文献记载,考证出此跋作者为明初人吴勤,因受当时的收藏者管讷的邀请而书此题跋。通过对"匡山凷翁"身份的揭示,可以更清晰地了解此卷在明初的流传轨迹,对此间书画鉴藏史的研究或有裨益。     

槟城领事谢湘与该地华人社会及其免职风波

藉1931年至1933年《光华日报》及《槟城新报》的报道,讨论了粤籍人士谢湘任中华民国驻槟榔屿领事期内,在履行保护和管理华侨、组织劝导华侨捐款救灾、促进商务交流提倡国货、发展海外华文教育及履行国府任务等职责中的表现,探讨了其上任一年半被免职的原因及该事件所折射出的槟城华人社会的种种侧面。从槟城华文报纸对谢湘免职的不同立场,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谢湘之被免职不仅与其任内的表现有关,还与槟城华侨社会不同方言群间的复杂权力关系有关,在深层次上凸显了福建方言群与广东方言群在主导当时槟城华人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被免职的谢湘极有可能是槟城华人社会帮权争斗下的一个牺牲品。     

简论薛尚功的金石学研究

宋代金石学家薛尚功著有《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和《广钟鼎篆韵》七卷。《款识法帖》以摹录铭文为主,并做释文和考说,逐一对器物的制作年代进行断定,开创了后世考释类金文著作的通例。考释文字方面,基本使用了对照法、推勘法和偏旁分析法,已经能释出大部分常用金文,对金文构形特点和古文字发展的一些普遍规律也有所认识。古器物学方面,提出了器物断代的几个标准,对器物的用途也有比较准确的认识,表现出了比较高明的识见。     

安徽淮北相城战国至汉代大型排水设施发掘简报

相城战国至汉代时期大型排水设施位于今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2009年3～6月进行基本建设时发现,淮北市博物馆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遗址面积较大,相关遗迹极具规模,发现的大型排水设施与临淄齐国故城大型排水设施的建筑材料、构筑方法、设计理念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又具有自身特点,在我国古代城市建筑遗迹中较为罕见,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战国至汉代相城的历史及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权力外移”与晚清权力结构的演变（1855--1875）

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辛酉政变三个相继发生的重大事件,促成了湘军、淮军和总理衙门等一系列新制度的创设。这一制度创新的共同特点是王朝应对外部危机而采取的横向分权,在体制外形成新的制度和权力中心,并与共同的对手之间构成三角权力制衡,呈现权力外移而非权力下移的特征。在战时体制向常规时期体制的过渡中,曾国藩和所统湘军走上战后复员老路而趋于衰微;左宗棠和李鸿章则在变化了的大环境下,寻找到自强新目标,将战时外移的权力延展到新的体制外新机制中。最终,以李鸿章和淮军为核心的洋务体制,整合了由内转外的各种新势力和新制度,形成与王朝旧体制并存的双轨制结构,并在与外国势力抗衡中形成相对稳定的权力架构。由此可见权力外移而非权力下移才是甲午战争前权力结构变动的主导趋势;而中国内部纷繁曲折的制度创设和权力结构变动是这一时期历史之变最重要的内涵,也是晚清史真正意义之所在。